《北鸢》：在家族的罅隙里点染民国烟云6/8

再谦卑的骨头里也流淌着江河

人生一线，恰如风筝，葛亮先生的一本《北鸢》尽在家族的罅隙里点染了民国烟云，将波诡云谲的民国动荡寄予多个家族的命运沉浮，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颇有起伏的年代。

《北鸢》是葛亮的“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该书书写近现代历史、家国兴衰。葛亮首次追溯祖辈身世，将家族故事置于乱世流离、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中。它以民国商贾世家子弟卢文笙的成长经历为线索，以其身后两个家族的沉浮命运为背景，以政客、军阀、寓公、文人、商人、伶人等各色人物为素材，编织了一张恢宏曲折的故事网络。全书叙事宏大，笔触隽永。

《北鸢》起笔于民国商贾世家子弟卢文笙的成长，收束于上世纪中叶。“鸢”即风筝，葛亮全书以“鸢”作喻，犹如命运引线：直鲁联军煊赫未几，淡出历史；华北入寇，梨园名角命若琴弦，文化菁英风骨激扬。风筝虽随势而动，但在风起云涌、动乱兴衰的民国年代，却还总有“一线”牵引，亦不会丧失其主心骨，时代浮沉、人世跌宕，却不会偏离航线，这就是做人的本分。

风筝，以“命悬一线”与“一线生机”的特殊释义，在《北鸢》里诠释着人生的悲喜。继《朱雀》之后，《北鸢》是葛亮又一部对民国人物及风物抽丝剥茧的“中国故事”，也是他耗时七年写就的通过家国兴衰书写近代历史的“南北书”之“北篇”。如果说《朱雀》是交错叙事，那么《北鸢》则是线性叙事。

小说视卢、冯两大家族为创作重心，以文笙与仁桢的成长经历为写作线索，将一群不平凡人的非凡经历娓娓道来，借此传达归属民国的大家气度和文化风骨。这是一部“大制作”的小说，家族、性别、地域、诗画、曲乐、民俗放置于“年代”框架之中，关涉人物众多，叙事盘根错节，时间横亘军阀割据与抗日战争两处乱世。

《北鸢》在故事设计上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对称性。文笙与仁桢如同葛亮放飞的两只风筝，牵引着卢家与冯家的上升和跌落。卢家的跌宕是与“土匪”交战。文笙连缀起卢家、姨母昭德一家、舅父盛浔一家三条叙事支线。在“卢家传奇”部分乃至全篇，昭德、昭如姐妹都是耀眼的女性。

姨母昭德是军阀石玉璞之妻，夫亡家破之后，千金散尽，人去楼空，她疯了，蜷缩于对亡子的追忆。面对土匪的胁迫和挑衅，昭德为了保护妹妹家人的性命，选择与土匪同归于尽。小说精彩的一笔是对她的补叙，正是她交给昭如的“红木匣子”帮助教会从日本人手上赎回了11个孩子的命。

昭如实为卢家的真正当家人，收养文笙，抚养月娥，她迸发的力量集聚于丈夫卢家睦去世后，接手“东店”，既为月娥置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冥婚”，又最终成全了文笙与仁桢的姻缘。“我能做的就是看着这一个家。家道败下去，不怕，但要败的好看。”卢家几十年风雨飘摇，昭如始终以坚强隐忍支撑家族不覆。

冯家的动荡是与“侵略”抗争。仁桢的成长历程与冯家兴亡相起伏。日本侵华是冯家盛衰的转捩点。与“文笙线”不同，“仁桢线”的叙述对象主要为家庭成员。冯家的慧月姐妹与卢家昭德姐妹互为呼应和参照，作者为她们设计了相似的人生和相异的结局。仁珏、范逸美、冯明焕、言秋凰四人又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圈，和田润一的出现打破了人物原本各守其命的稳态，播撒分裂的各种可能。

小说的对称式结构，或许是作品对中国传统对称审美的一种暗合。葛亮立足“个人”与“家族”的主题，描画了清晰的社会图谱，人物排列停当，再将想要表达的时代风景、文化元素进行准确取舍与合理归置。应该说，作品在故事层面精致、风雅，但在构思上也相应缺少些突破，沿用的仍是较为寻常的家族叙事套路和矛盾冲突元素。

意象与意境的有意识塑造，是《北鸢》对中国古典美学的主动回归。意象是情与物的契合。《文心雕龙》多次涉及“心物交融说”：如《物色篇》提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诠赋篇》说“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神思篇》道来“思理为妙，神与物游”。

纵观小说，“风筝”有三个重要内涵：一是“命悬一线”：“昭如被围”、“抓捕仁珏”、“刺杀和田”等都是葛亮安排的千钧一发的极端场景。二是“一线生机”：在危机降临时，都能有一个承担者来化解困局。三是“顺势而为”：折射着更深一层的悲凉，相对于之前两种诠释，它更符合普通人的真实心态，但苟且求全却是乱世奢望。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线就是风筝的规矩”。风筝只有断了这线，才能快意潇洒；人若断了陈规的束缚，才能有所进步。以上三种阐释，是对“风筝”意象美学意义和哲学意义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