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上班，父亲打来电话，说你在干吗，我说我在办公室里。电话那头的父亲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你二叔和肖子来了。我只是哦了一声。他希望我能说些什么，但我什么也没有说。父亲的沉默，我懂，而父亲也懂得我的沉默。
我明白二叔的来意。肖子是堂弟的儿子，从一所青岛的民办高职学了三年的市场营销专业毕业，三年时间花去了堂弟的十多万块钱。堂弟两口子这些年一直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打工，主要在厂子里做汽车轮子的磨光工作，很脏、很苦、也很累，生活充满了艰辛和无耐。这个堂侄比我的孩子大五岁，但很玩皮，也不懂事。这些年一直由二叔带着，由于学习不好，高中三年就学会了抽烟，逃学，最终只是上了一个高职。去年毕业后，去上海他父母亲打工的地方游了一趟，回来便无所事事，要么去县城里晃荡，要么就在家打游戏，睡懒觉。
父亲知道我有几个同学在县城里当领导，这个堂侄回来后就一直给我说在县城里帮尽快找个事做，不然蹲在家里就学坏了。我知道这娃子的劣根性，所以一直就敷衍着，不愿意帮他张那个嘴。今天，二叔终于领着他来找我了。当然，我怀疑这是父亲的主意，在父亲看来，亲自让二叔出面来给我施加点压力，或许效果会好一些。
回到家里，二叔正坐在沙发上和父亲聊天，那个堂侄肖子在玩手机。二叔是个老实人，婶婶突然去世后，家里就他一个人，孤零零的，由于饭吃不到点上，饥一顿，饱一顿，显的又黑又瘦，还因为长期抽烟的缘故，咳嗽的历害。见到我回来，二叔忙说：下班了么，今天来找你，就是肖子的事。你咋了咋给要找一个能坐办公室的事，这个娃吃不了苦。花点钱也没有关系，让他爸给你打过来……我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笑笑。
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他的脸红的让人害怕。我知道他在等着我的回答，脸上漾着乡下人常见的那种卑微的微笑。白白净净的肖子半截子身子卧在沙发里，玩手机、抽烟，似乎我们谈及的这一切都与他无关。可是，我知道，他的希望遥不可及，父亲和二叔也过高地估计了我的办事能力，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我实在是无法帮一个高职学历的营销专业的人找到一间属于他的办公室。事实上，现在就业形势如此严峻，就是211或者985的学生都很难，况且还是他这种情况。尽管我有几个同学现在是县长或者是局长，但形势早已不同以往。吃吃饭，聊聊天可以，谈到办事，都需要相当的关系。然而这些话我说不出口，一旦我说出这些话，等着我的，将是父亲和二叔的失望。我不忍心说这么实在的话，怨只怨这个孩子，他会为他几年的放纵付出终身的代价。
我最终还是答应了二叔，除了答应，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还会说什么。吃过午饭，二叔终于满意地走了。临出门时，他又转过身，叮咛了一番。在他心目中，仿佛只要我今天打一个电话，肖子的工作就可以解决了。下午上班，我捉着手机发呆，内心苦不堪言。我不知道这第一个电话到底应该打给谁，我更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我承认自己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但事实几乎是明摆着的，我又何必自讨没趣呢？
算起来，二叔已经是好几个找我办事的人了，这还不包括那些八竿子也打不着边的同姓族人、远房亲戚和拐弯抹角找来的村邻。他们托我办的，不是找工作，找医生、就是找活干，在不就是孩子上高中、上大学。当然他们也知道一些“游戏规则”，他们说，需要花钱的时候，你提前告诉我……但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钱确实能办成一些事，但有些事，钱未必办得了。两年前，一个堂侄的儿子从农校毕业，去了新疆打工。由于是两代单传，堂侄说新疆远的很，不放心。要把孩子叫回来，让我在古城找个工作。那次，恰好朋友当老总的一家保险公司要招理赔人员。于是，打电话给他，顺利解决了他孩子上班的问题。如今，那孩子已经在城里买房，并娶妻生子，完成了他人生的基本大事。
自此，村里人便认为我能耐极大。去年，舅舅的一亲戚孩子考公务员，笔试过了。但面试不理想，有可能取不上。为此，姑父领着那个孩子专门来我家来找我，还提着一桶清油。事实上，我的半斤八两我清楚。再说现在什么都很透明，尤其是公务员招录，多少双眼睛盯着，怎么可能有瑕疵。但在他们面前，我似乎不能拒绝，也不该拒绝，我一拒绝，他们就有足够的生气的理由。可不拒绝我又能怎么办呢？
在乡亲们的眼里，工作就等于一间风吹不着雨淋不到的冬暖夏凉的办公室，等于每个月的工资不少于四位数，还等于一个城市户口，如果再把眼光放远一点的话，那就还等于一个城里的媳妇或女婿……在这个城市，我已经混了近三十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确实积累了一些人脉关系，但我的人脉关系还办不了他们要办的大事，这些大事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人脉关系。在我用这些时间积累的关系网里，有商人、自由职业者、新闻工作者、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惟独没有乡亲们需要的那种关系。
事实上，我的手机里也有几个“关系们”的电话号码，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从没有给“关系们”打过一个电话，甚至没有发过一条短信息。对我这个人来说，“关系们”只是手机卡里的一组组数字，和日常生活毫无关系。
其实，他们在乡村里生活，无法体察到一些城市的冰冷和无情。买个大白菜，少一毛钱都不行，而在他们生活的小村里，白菜遍地都是，谁家要吃谁去挖，甚至不需要告诉主人。小村里剩下的，净是些妇女、病残者、老人和学龄前儿童，地里的菜蔬和庄稼，家里的钱财和物件，没有人担心。担心其实也是多余的，岁月都老了，小村没有进过一个陌生人。这些年随着城市化的脚步加快，小村似乎被世界给忘了，同时被遗忘的，还有一批默默离世、黯然老去的老人。
现实原本如此。人生原本如此。一个星期之后，二叔又给我打电话，父亲也是，起先是在上班时间，发展到后来，居然是在凌晨或午夜。肖子的工作已经成了他们的一块心病，我一天不落实他的的工作，就意味着老人们要多失眠一夜。我唯一会说的，就是“正在办”、“快了”、“还在等消息”……好在老人们看不见我的表情，每次对他们撒谎，我握电话的手都在颤抖，每次放下电话，我都想扇自己几个耳光。
大约二十天之后，我终于给二叔打了一个电话，就肖子的工作落实问题做了说明。那次通话很长，但二叔居然没有咳嗽。在肖子工作的这件事上，我确实做错了——至少我应该给活动一下，或者是努力一下，而不是一味地欺他和自欺。今天想来，肖子也是农村的孩子，尽管学了一些不良的嗜好，但农村人的善良和本真还是有的，他仅仅只需要一条路。从前，路在我们脚下；现在，路在我们心里。
上个月，听说肖子去新疆一√市上当了协警，听说收入也还不错。但愿他能安下心好，干好这份工作。这对已然老迈的二叔和我父亲来说，多少是个安慰。肖子的现状大大消解了我对二叔及叔父亲还有堂弟们的愧意，在冰冷的城市生活里，我仿佛已经成了一个和城市一样冷血的人，很容易就原谅了自己。
另外一些如同肖子一样的求助过我的孩子，大多已经不知所终，我一旦拒绝，乡亲们从此便杳无音信。为了他们的工作，我努力过，然而我力不从心。而我的父亲也不再那么热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只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办不了乡亲们希望能办成的大事，所以他不再轻易告诉我的电话号码。为此，我的电话竟也安静了许多。
前些天，我回了一趟小村。小村还是我熟悉的小村，街巷里，有几个老人在聊天，他们都是我的一些堂叔和堂哥。有人和我招呼，发烟，有的说我老了，有的说我胖了，我只是看着他们点头微笑。在不着边际的闲聊里，我甚至有些急于逃离。城里，我拖着一颗漂泊的心，在乡下我就怀着一颗逃离的心。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心会在何处安放？
前院的新房把后院的泥土房淘汰了，但村前村后走着的着的都是老人和小孩。村前的道路成为麻雀的田径场。涝池坡上失去了喧闹，一部分田地在野草的围困下荒废，一部分老人，在漫长的寂寞中提前衰老。村子把老人和儿童抱在怀里，把四季和孤独抱在怀里，村头的树继续在阳光下眯着眼睛眺望，不知是望见了希望，还是看到了村庄内部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