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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从王村回来，小弟送我一只大甜瓜，白的皮，白的瓤，淡淡的甜颇合心意。
甜瓜是小弟从新房前的一片瓜地里摘的，瓜地很小，紧靠南窗下，紧靠瓜地的是红薯地。——自打我家把几十亩地承包给别人之后，种地便成了生活花边式的遣兴之举。
南窗下的这块瓜地虽小，大大小小的甜瓜结得却不少。一个个亮白闪耀在墨绿色的瓜秧间。小弟侍弄田地是行家，比陶公要厉害得多。陶公当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想来自己心内也是颇为惭愧的。种地和写诗一样，也需要一点点天赋。
小弟种的甜瓜是市面上常见的那种，只是不知道名字。如今的甜瓜们，我也几乎都不认识了，不像小时候熟识得一个个的都能喊出名字来：白美瓜、红美瓜、红到边、醋瓜、酥瓜、面瓜……
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在瓜地里，母亲弯着腰从茂密的瓜秧里摸出两根菜瓜来，塞在我和弟弟手里，让我们赶紧吃，并且要背过身去低头偷吃。——在路对面的打麦场里有许多人在干活。他们或者一抬头就能看到我们母子三人正站在自家瓜地里“偷瓜吃”。那些胆子大的或者还会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来一把夺过我和弟弟正在低头猛啃的菜瓜抓我们一个“现形”。
我一直想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那样的谨小慎微，连吃自己家地里的瓜都要偷偷摸摸。后来长大懂事，了解了他们那一代人的生存背景，也就理解了刚刚从大集体里解放出来的母亲的特殊心理活动。
后来王村的大多数人家都开始有了自己的瓜地，母亲终于可以“明目张胆”地让我们站在自家瓜地里吃瓜了。可是另外的担心又产生了：偷瓜贼来了。
在我们家种瓜的历史上，一共只有两块瓜地。
第一块瓜地是在“铁路南”。铁路南是方位，也是地名。我们家的地每块地都有名字：大方地、后地、桃树地、菜园西、大西地、东地沙岗、铁路南……
铁路南的土壤原来是红土，往下挖到一铁锹深，就能看到品质优良的红土质。据说这种土质非常适合烧制土砖，于是后来王村人一窝蜂挖窖烧砖的时候，铁路南的整块土地都被掏空了。地下的红土都挖出来打成土坯烧制成了盖房子用的红砖，留下的一个个硕大的空洞再用沙土填充起来。这样的地质种麦子肯定是不行了，于是父亲便把它当作了瓜地。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每年都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吧，父亲早早地从集市上买回来各种瓜种，用清水泡透了，一个个粗磁碗盛着，盖上干净的笼布，让它们安安静静地躲在里面发芽。
瓜种下地的时候，并不是总能碰上刚刚下过一场透雨。所以我们需要挑水浇地。挖好一个个小土窝，先挨个浇上一大瓢水，等洇透了，放上已经发芽的瓜种，掩上湿土，再用干土盖平了，画个圆圈。——不是为了诅咒你，是为了提醒那些喜欢在地里乱溜达的脚步：此处有瓜苗正在破土生长，请勿踩踏。
于是，我们就盼望着。盼望着。一周后，瓜苗破土了。两周后，打远处看，绿盈盈的也颇可一观了。
收完麦子之后，铁路南的瓜地里早已经是葱葱茏茏的一片繁茂景象，西瓜和甜瓜也结得好大个，足以引起“偷瓜贼”的觊觎了。于是，某一日早饭后，父亲一声令下，我们就开始搭建瓜棚了。
搭瓜棚的四根主柱是从家里拉过来的，还有上面几根起固定作用的檩条。架构起来之后，我们就拿上镰刀到后面的沙岗上砍一些杨树枝槐树枝扔到瓜棚上面作棚顶。这样的棚顶遮一遮太阳是可以的，如果碰上下雨，还要往上面搭一张塑料布。
我们家的瓜棚都是这种简易式的，类似于凉亭，父亲是一个“懒省事”的人，不像大爷那样做事“讲究”。大爷家也种着瓜地，每年夏天的看瓜季，他都要精雕细琢般做一个漂亮的瓜庵子，然后自己日夜住在里面，嘴里吸着旱烟袋，眼睛巡视着自己的瓜地。
瓜庵的样子比瓜棚漂亮许多，也结实严密许多，它像家里盖的瓦房一样有着尖而倾斜的屋脊，除了木头的骨架之外，遮雨的塑料布是先铺上的，然后是稻草和树枝。所以，刮风下雨的时候住在里面依然可以踏踏实实地做美梦，不受外界的惊忧。有一天夜里，风雨交加，我从东北地回家，半路上就看见不远处的岗坡上谁家瓜地的一座瓜庵。——这仿佛哪部武侠电影里的一个桥段，只不过我的情景简单得多，它只是一种风雨飘零之夜的意象：温暖而又孤独。
瓜庵也有不好的地方，因为它比瓜棚低好多，大人进去直不起腰来，只能坐着或者倒着，半大的小孩子也要弯了腰才能进去。有一次我好奇，跟着堂妹到大爷的瓜庵里玩，进去之后，里面黑乎乎的，只有大爷的收音机孤零零躺在枕头边。我曲着身体转了几转，没什么趣味，就出去了。
这样说来，瓜棚除了形象不如瓜庵美，刮风下雨的时候安全系数低，其他时候还是蛮不错的。坐在瓜棚下，可以接收四面来风，晚上还可以看星星看月亮。——这是另外一种美。
铁路南的瓜地大约只种了一两年，就转移了。瓜棚也随之迁移。新瓜地在东地岗上。东地——后来种了三年桃树，改叫了桃树地。我们的瓜地种在主地的南边沙岗坡上。那里都是黄沙土，种麦子和花生都是不长的，所以父亲用它来种瓜。沙土地种瓜是最好的，无论是结出来的西瓜还是甜瓜，都是纯正的甜。有几年我们种特大个的黑皮沙瓤西瓜，因为它成熟期太长，父亲叫它笨瓜。拉回家去，放到案板上，一刀切下去，西瓜瓤像鲜红色的沙粒，闪耀着诱人的光芒。有一次我吃得太急，被一口沙瓤噎着，缓了半天气。
在每年的暑假里，我的主要日常工作就是看瓜。看瓜，不是像迅哥儿的小伙伴闰土一样，是为了防獾。平原地带，野生动物是稀有种类。我从小到大，在野地里，只见过兔子、刺猬和黄鼠狼。獾油倒是见过的（没有獾哪来的獾油呢），有一次母亲炸糖糕，我负责烧火，一个糖糕在油锅里炸裂开来，差点使我毁容。母亲从别人家借来一瓶獾油为我处理烫伤。
那些“偷瓜贼”也只是村子里一些喜欢顺手牵羊的爱占些小便宜的，虽然是“惯犯”，但并非“职业犯”。有人坐在瓜棚下，无论他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会起到震慑之效。所以我的看瓜生活是悠闲的、懒散的。有时候又是无聊的、烦躁的。——闷热的天气里，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瓜棚里整整一天，滋味也并不爽快。大多数时候我会看书，暑假里除了写假期作业，就是看一些闲书。闲书也少，翻来覆去的就那么几本，故事会，少年文艺，偶尔会借来一两本武侠小说。
有一天下午实在无聊得头疼，就跑到瓜地里去摘了一个半大的西瓜，用拳头砸开了吃。西瓜是新引进的品种，个子比笨瓜小，成熟期短，绿花的瓜皮，脆而薄，用拳头使劲一砸就会咧开嘴来。我吃了那个刚刚红了瓤的西瓜，顿觉精神一振，头也不疼了。——后来那位温柔娇弱的女同桌看了我这篇暑期日记，惹得她“吃吃吃”地笑了半天。
看瓜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日常工作，还有我的兄弟们。我们执行轮班制。我值白班，他们值夜班。他们晚上要睡在瓜棚里守夜的，因为偷瓜贼一般都会在夜间行动。
有时候我也会和他们一起睡在瓜棚里。一觉醒来，看见日出东方，小草上挂满了露珠，沙土也是凉浸浸的，光脚丫踩在上面真舒服。白天的沙土太热了，热得烫人，每天中午我回去吃饭，都忘了穿鞋，一路踩在热沙土上，烫得只能跳着脚走。
西瓜“大下”的时候，差不多一周就要“卸”一次瓜。这是我们家最欢乐热闹的场景。在某一日上午，父亲来到瓜地里视察了一番，说：该卸瓜了。于是到了傍晚时分，一家人浩浩荡荡拉着平车来到了地里。一家人，包括我的父母和我的三个兄弟，而我是瓜地的常驻守护者，只能乖乖地呆在瓜地静候着。
卸瓜的时候，景象颇为壮观。六个人，一字排开，站在从瓜地到平车之间。母亲站在车边负责装车，我们四个在中间负责传递，父亲负责“卸瓜”。父亲用他的大手掌拍一拍瓜皮，便可知哪一只西瓜成熟了，哪一只还是生瓜蛋。这应该是一个职业农人的基本素养吧。我后来也学他，每次买西瓜的时候都要装模作样地挑一挑，拍一拍各式西瓜的肚皮，然而买回去的西瓜不是太生就是熟过了头——“汤了”，这样的瓜就是坏瓜，不能再吃了。
瓜地最鼎盛的时期，每次卸瓜要装两次车。除了西瓜，还有各种甜瓜。从傍晚时分，卸到天色漆黑。看着满车的大西瓜，父母是眉开眼笑的，我们也是。当我们踏着夜色回到家里，作为犒劳，母亲都会杀一只大大的黑皮沙瓤西瓜让全家人饱餐一顿。自己家种的瓜也不是每天都能够尽情享用，到了明天一早，父母就会挑上一车品相和口感都非常优秀的西瓜拉到城里去卖给那些城市人。
城市是什么样，在我的心里是未知而又渺茫的。后来的一年夏天，我有机会跟着母亲去新乡市里照顾生病住院的姥姥，母亲把我寄放在二姑姑家里。
二姑姑一家住的小区里都是低矮的平房，窄小的院子里搭建着简易的厨房。在她家吃的第一顿饭是煎饼就西红柿，给我一种很诡奇的感觉。
在二姑姑家住了一个星期，天气阴沉着，有时候会下雨。有一次我爬到她家房顶上眺望，看到隔壁邻居的院子里一个年轻的姑娘在弹琴，觉得她很美。看了一会儿我就下去问二姑姑：你家西边……二姑姑露出一种奇怪的笑容看着我：傻孩子，你迷方向了吧？
二姑姑说的迷方向，就是母亲说的“掉向”。我第一次进城就“掉了向”，自觉很是丢人，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说方位词了。
在一个下雨天里，我陪二姑父去他在另外一个街道的专门用来制作糖葫芦的小作坊里干活（他退休以后的营生是卖糖葫芦，一杆像电影里那样的古旧糖葫芦架子上插满了红灿灿亮晶晶的糖葫芦）。他打着一把大大的黄色油纸伞，我躲在伞下，打量这个陌生的地方，雨中的城市街道上行人稀少，雨水落在柏油路面上，反弹回来，四散崩溅的小水珠是不同于乡下的颜色。
——下雨的时候，我坐在瓜棚里，望着四周的田野，是灰蒙蒙的，不过是一种水气氤氲的灰蒙蒙，不是城市里那种让人压抑的灰蒙蒙。放眼远眺，远处沙岗后面的杨树梢渐渐消隐，花生地像一块阔大平展的绿色毯子，云雾缭绕，翩然欲飞。
夏天多对流天气，下急雨，噼哩啪啦的雨点砸下来，砸到沙土上，砸出来一个个雨点大的小沙坑。沙土岗上的雨落下来的声音是“扑扑”的，松软干燥的沙土吸水能力超强，一滴雨一滴雨落下来，都被它“扑扑”地吸纳进去，像一个疯玩一天渴极了的小土孩子，“扑扑”是它的喝水声。
瓜地对雨水的降临也是有所期盼的，但是并不十分迫切——墒情太好会降低瓜果的甜度，瓜的身体也容易长湿斑。
冰雹对我们的瓜地来说，也是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小孩子们却会欣喜若狂。冰雹，对我们来说，是上天的恩赐。天气这么热，又没钱买冰棍，这些晶莹剔透的冰蛋蛋就成了聊以解暑的好东西。
小时候的天上下冰雹是经常事。有一次吃了午饭去地里，刚走出去不远，天上就突然叮叮当当下起冰雹来，于是抱着头赶紧往家里跑。那场冰雹雨下了足足有半个时辰，冰雹打在屋门前的槐树上，枝桠都被打弯了。一家人站在门廊下看冰雹在地面上跳舞。我突然想起芹同学告诉我的一个偏方：下冰雹的时候，拿一把菜刀扔到外面，就可以阻止。于是我赶紧回屋里拿了我家唯一的一把菜刀扔了出去——后来，全家人一起听冰雹打在菜刀上弹奏出来的叮叮当当的悦耳旋律。
漫长的夏季，下雨下冰雹的时候仍是稀少，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无聊而又燥热的时光中度过。当我坐在空阔而又寂寥的瓜棚里，我最渴盼的是一天当中最后时刻的到来——
黄昏降临，我离开瓜棚，走在回家的那条小路上，小路在连绵的沙岗间蜿蜒起伏，此时暮色苍茫，四野里涌动着一种忧伤的气息。它忧伤得让人想哭，却又让人觉得如此的妙不可言。
几年后的某个夏末秋初的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我正坐在灯下看书，我的兄弟们气喘吁吁地闯进门来。他们几个小伙伴相约去偷瓜，摸到李保喜的地里。李保喜是个聪明人，他把所有的即将成熟的西瓜都埋在瓜秧下面的沙土里。等这几个小偷瓜贼侦察清楚刚刚挖出来一两只西瓜，就被瓜棚里的李保喜发现了，李保喜在后面穷追不舍，他们几个在前面仓皇奔逃，最后扔了“赃物”保命才算摆脱了追剿。
我的兄弟们从当年的看瓜人蜕变成了偷瓜贼，也是事出有因。除了李保喜和几个少数的坚持者，王村的地里，很少再有瓜地的踪影。
瓜棚下看瓜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