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外婆 - 草稿

        我姥爷，我没有见过，我哥哥也没有见过，我父亲也没有见过，外公不在的时候，我母亲才4岁，4岁毕竟能记得的有限，但是，有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本来就成了身体的一部分，只有身体幻灭在这个世界的时候，灵魂随风而去，从而化作乌有，留存下来的，只是留下只言片语在别人并不牢固的围墙里。

        姥爷出生年月不详，那年他应该42岁，双脚浮肿多日，一按一个坑，这一次似乎脸也一起肿了，村里面的人，是知道的，年纪上了四十的人，都会讲，谁谁谁，脚肿的走不了了，差不多了，哞几天了。

        母亲并没有预感到自己即将永远的失去，这个世界最疼她的人，

        清早，母亲去社员食堂领回了口粮，两个淀粉馒头和两个菜窝窝头，母亲自己去玩了，迈着不太轻盈的步伐，回来的时候，已经天黑，没有煤油灯，母亲四岁，不知道也没有意思到她的父亲有没有吃饭，母亲第二天醒过来，姥爷的脚已经冰凉，我的姥爷，在春天里，一个非常平常的夜晚，永远的去了，我饱含着眼泪，听我母亲讲她那天早上的经历，我无论是吃饭，还是吃馒头，从来不浪费，即使是一小块馒头，几粒米饭，我都觉得，我对不起我的姥爷，如果他到现在还活着，对于这个世界，也许不过是一粒一尘，对于我的母亲，是整个天空。

        外婆走了，嫁了另外一个县的一个叫黄集的镇子，她对这个风雨中本就不稳固的家，失去了最后的一点眷恋，家里唯一的儿子，我的舅舅，死了，原因不详，说是得了病，缺医少药的年代，少许的粮食换来的钱也没有办法治好我的舅舅，家徒四壁，母亲回忆家里应该是还剩一张床比较好一点，那是姥爷结婚的婚床，姥爷就在这张床上，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外婆偷偷走了以后，曾经托人想要回自己唯一的女儿，但是这是我姥爷唯一的骨血，姥爷坚决不给，邻居也不可能同意给我外婆把母亲带走，他们眼里，外婆跑了就不是这个村这个家族的人了，怎么可能让她带走，据母亲回忆，姥爷去世以后，外婆曾经在村庄附近庄稼地或者小树林转悠好几次，看看能不能见到落单的母亲，带走她，或许不会饿死，可是总是有眼尖的村民先看到，赶快报信把母亲藏起来，不让外婆找到，外婆娘家势单力薄，没有能力，也没有亲人能够帮外婆要回唯一的骨血，因为村里人对内可能相互诋毁攻击甚至欺负，对外团结一致，他们眼里，我的外婆已经偷偷远嫁他乡，是背叛，是外人。

        外婆后来又生了我两个小姨，据母亲回忆，我是见过的，用家乡话说，我就是仿我最小小姨了，她叫黄倩，另一个小姨叫黄蓋（或许不是这个字，肯定是这个音），后面也托人打听好几次，没有消息。

        外婆记不得我母亲的生日，据母亲回忆，母亲有一次问外婆，生日是几（生日是什么时候）？外婆说当时枣红了，只是日子不记得了，于是外婆和母亲聊天的一句口语，就成了母亲生日的唯一线索：“七月十五枣儿红半圈，八月十五枣儿晒半干”，枣红了，应该是七月十五圆圈，这就是母亲生日。

        姥爷和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不一定准确，但是母亲记得的就是：妮儿呀！糊涂别让恁婶打了，把面领回来，咱自己打，你看这糊涂，打嘞跟水一样。据母亲回忆，外婆走了以后，姥爷唯一的希望就是我母亲，但是合了大伙，每天领的食物吃不饱，食物是麦秸秆打碎做成的没有淀粉的淀粉馍，野菜和（麦秸秆打碎的）淀粉加一点点黄豆面的窝窝头，营养的严重不足迅速的掏空了姥爷并不强壮的身体，骨瘦如柴，已经没有提裤子的力气。队里的队长是我姥爷的堂弟，对于他还是照顾一点点我外公，每天可以拿搪瓷锅领小半缸豆面（黄豆粉），只能吃一点豆面糊糊，这一点豆面要拿到队长家由队长的老婆去烧成糊糊，我姥爷觉得，这一点保命的豆面都不能完全吃到自己嘴里，因为糊糊烧好了，队长家有几个孩子，外公喝着日渐稀薄的豆面糊糊，拉肚子拉的提不了裤子，后来外公勉强着自己爬起来为自己烧了大概两三天的糊糊，也没有能够挽救过来自己的生命。

        据母亲回忆，母亲曾经有一次问了一下我的当队长的外公：“叔，当时俺达要是能在大伙上多吃一两个蒸红薯或者是淀粉馍，也饿不死吧？那还是恁哥嘞！”队长外公回答“说那弄啥嘞，饿死人的年景，当时村里死的人多了，那谁有啥法嘞”。

        据母亲回忆，姥爷死后，用一张席子裹着，埋到村东头的小路旁，没有棺材，没有寿衣，没有，什么都没有，几个人拿铁锹挖了一个坑，埋进去，起个小坟包，就像埋一条狗。

        姥爷留给母亲的三间房子，姥爷埋掉的第二天就被扒了，大木料抬到队长家了，小木料队里大伙（食堂）烧火了，同时丢的还有院子里的几棵大榆树，母亲被人哄着出去玩，回来什么都没有了，四岁半的母亲背着自己的小棉被，搬到了队里的伙房。

        半年以后，我姥爷的亲兄弟得到消息，我的大姥爷，用扁担，一头挑着母亲，一头挑着铺盖卷，把我母亲接走了，挑着大概走了200里地，母亲来到了大姥爷在逃荒时在黄泛区安顿的新家，母亲活了下来。

        多年以后，母亲回到她出生的地方，曾经的宅基地上住着队长的大儿子，他的房子是依稀见到我姥爷院子里的榆树做的和外公房子上的梁，队长的家的房子，没有变，母亲见到了，外公的床，只是不见当年的油漆罢了。

        母亲没有哭，只是再也没有回去那个生她的地方，曾经母亲想把姥爷的骨头扒出来，带到母亲身边的地方入土为安，这个愿望我会帮她实现，母亲说，如果她是个男的，也许他的世界不一样。

        有人把一个事情，归罪于一个时代，有人把一个事情，归功于一种政策，母亲把这个事情归于命，恨不是儿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