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事不安稳 “房事”将如何？延长产假能增加生育率吗？

今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据各省市发布的公告不完全统计，截至11月2日，已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公布了当地的人口计生条例修正案，普遍提出了延长产假和陪产假、增设“育儿假”等措施。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陕西省目前正处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阶段的人口计生条例修正草案，给予了三孩产妇更大的产假力度，女职工生育三孩的，再给予半年奖励假，其配偶增加护理假十五天。据陕西省征求意见稿，未来陕西生育三孩的产妇也许可以休法定产假大约350天（98基础产假+60天+10天孕检奖励+半年三孩产假）。

足见对各地对“新增人口”的热望。

当前，全社会对生育率不足和人口结构老龄化加深的认识已经高度一致，但对于怎么样提高生育的方案却没有共识。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性观念、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政策、公共卫生等等。

从目前我国的政策方向看，还是倾向于通过延长产假、增加“育儿假”、“陪产假”等这种行政手段，给适龄生育群体有“充足”的时间育儿来“刺激”他们的生育愿望。

通过保障产假和薪资提升生育率，最典型的就是北欧各国的实践。但据2017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统计，瑞典生育率1.85，丹麦1.79，冰岛1.74，挪威1.71，中国1.63；2019年同样机构统计的数据，中国还是1.63，冰岛1.92，瑞典1.90，挪威1.82，芬兰1.78。可见效果并不突出。

而同为东亚国家的韩国，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21年世界人口情况报告》，韩国总和生育率为1.1，在198个国家中连续两年倒数第一名。而另一个邻居日本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36。中日韩三国作为东亚政经文化的代表，同样低迷的生育有着高度相似的社会背景，即高房价、高就业压力、高教育成本。

诚然，在996还普遍存在的时代，增加年轻人的“亲子时间”是人性化的做法，但在实践中能否顺畅地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层出不穷因婚假、产假而生的劳资扯皮新闻足以说明问题。

因为“房”事导致的“穷”和“忙”，严重影响了年轻人对“房事”的需求。从营养到教养，当前育儿的人力和财力需求即使对高收入家庭来说也不容易忽视。雇保姆是一种解法，但还是回归到了问题的起点——这一份支出在普通年轻人还完房贷、车贷乃至支付宝花呗后还能剩下的多少？

而通过行政法规的手段增加产假，势必又会对女性的就业造成压力。在传统的中式家庭中，养育孩子的重担还是集中在女性身上，对企业来讲，并不愿意看到新招的职工在入职后不久就开始生孩子请产假，同时还要负担工资，后面如果再生二胎三胎，期间若再因为育儿过程中的各种情况发生请假，对需要盈利的企业而言自然是“负担”。那么，企业便会通过各种隐性的操作规避招聘女职工，而在职的女职工则又会对保住职位产生更大的压力，从而会延迟甚至放弃生育，女性的生育行为带来的经济和事业损失极大。届时，劳资矛盾只会更大。

在年轻人普遍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今天，年轻女性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认识已不再与“家庭成就”挂钩，而是追求更加丰富的个性人生。而教育期的不断延长，使男女的婚育时间都推迟了，硕士研究生毕业都25岁了。虽然国家鼓励二胎、三胎，但现实是即使一胎，我国的生育率还是一直在下降的，而这还是中国大量的“公公婆婆”参与带娃的传统作用下的结果。

生育率降低，老龄化提高，产业结构升级没有完成，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而受赡养群体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生育群体的“损失”还在于自己辛辛苦苦养育孩子的同时，在当前的养老制度下实际上等于“赡养”不生育的群体。

可如果国家只是希望通过把抚养成本转移给婚育群体，再转到企业或者个体生产者的经营成本上，这种政策杠杆在“吃增量”的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或许有用，但是在“吃存量”成为流行语的时期只能成为一种姿态——导致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就成了市场的“理性选择”行为。

要真正解决生育率的问题，落脚点还是要让生育群体能够产生“有保障”的信心。一句话，生育产生的社会福利成本由谁来负担？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产假制度的落实和工资的发放都是比较有保障的，但是在作为就业岗位主体的自负盈亏的民营企业就会造成上面所说的“性别歧视”，又进入了职工想生又不能生的死循环。

这种保障是否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实现，比如出生证明能够作为企业免税的依据，企业对用人成本的顾虑就会大大降低，而女性也不至于在产假期间降低薪酬或者受到工作压力的影响；比如设立公立托儿所，通过国家补贴和个人缴费的模式，年轻人可以将孩子在工作时间寄养，免去了雇保姆的压力；比如开拓殖民地（现代世界的作死行为，除非跑到月球去种地）；比如把人往农村赶，搞逆现代化（没人会答应）；甚至冻卵……

实际上，当前我国的人口结构问题，在欧美早就产生了，多年来各国的政策虽然浑身解数，但依然无法阻止新增人口不断下降的趋势。悲观地看，在全球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下，任何刺激生育的政策都不会奏效，因为没有办法解决社会财富的聚集效应，而富人如马斯克者又是反对对富豪们加税的。

总之，如果没有一个主体能够为社会总的福利买单，那么，不管怎么样的鼓励和号召都是苍白的，毕竟这是一个干什么都要花钱的世界。或许，只能不断延长退休年限，谁也用不到养老金，那就没“老龄化”之虞了。

我国或许能够走出一条新路，目前谁也无法给出一个具有可行性又能凝聚共识的答案，但这条路绝对不再是复制欧美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