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明朝，很多人就会想到宦官干政，甚至很多博眼球的说法，明朝是个三无朝代，有的只有宦官！明朝的宦官也比较给力，有正面的人物，七下西洋的郑和，威震塞北的汪直，还有臭名昭著的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说起唐朝，大家想到的大都是大唐盛世，但在盛世的繁华下，唐朝受宦官的毒害，要远远超过明朝。
唐朝的权宦无数，像李辅国、鱼朝恩、仇士良等大宦官，控制着禁军兵权，皇帝的废立很多时候都由宦官决定，宦官曾多次毒杀不听话的皇帝，如唐宪宗、唐文宗等。那么同样是宦官专权，为什么明朝皇帝一不高兴，宦官就遭殃，而唐朝是宦官一不高兴，皇帝就遭殃呢？
朝廷面对的威胁不同，权力的结构就不太相同
1、“安史之乱”后，唐朝面临的威胁基本是藩镇割据
大唐盛世，在扩张的高峰期，被安史之乱的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大唐王朝开始全线收缩。
唐玄宗设立的节度使制度，从安史之乱起，就开始为唐朝挖坑了。三镇节度使安禄山权力过重，引发了安史之乱。安禄山的叛军在河南、关中将唐朝的中央军消耗殆尽，唐王朝不得不依靠各镇节度使的力量来平息叛乱，最终导致藩镇节度使权力越来越重，中央王朝已经无法压制和调度。
面对这种情况，大唐朝廷采取了加强中央军队的做法，以此来制衡越来越强大的藩镇势力。而且由于府兵制的破坏殆尽，中央王朝已经无法从天下招募到足够的兵员，其结果就成了神策卫的一家独大，成为左右朝廷的力量。
2、明朝始终面临的威胁都来自北方外族，边军始终是战力重心
朱元璋虽然是赶走了蒙古人，建立的大明王朝，但是蒙古人始终是明朝北方威胁的力量，所以明朝在九边屯驻重兵。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强大的京营军队损耗殆尽，此后于谦虽然重置十二团营，正德年间、万历新政都有重新训练加强京营战力的打算，但都不了了之，所以京营基本退出了主力作战的舞台。明朝自此丢失了河套地区后，大同、宣府、蓟州的防守压力增大，被蒙古各部连年骚扰犯边。隆庆后期，辽东女真人逐渐不安分，尤其是万历中后期，明军在辽东也陷入战争泥潭中。
明廷大部分军费开支和战略重心都集中在九边，明朝270多年历史，十六位皇帝，边境的战事基本没有停歇过。
唐朝的禁军与明朝的边军，军队的掌控权不同
1、以神策卫为主的唐代禁军制，成为大唐最后的依靠
从唐玄宗设置节度使制度开始，基本标志着唐代府兵制度的彻底破坏，天下各地的折冲府失去了为中央朝廷输送兵力的作用，各地军政大权被藩镇节度使把持，自此南衙十二卫成了摆设。北衙禁军逐渐取代南衙府兵，成为唐王朝的主战力量，开元以后，从羽林军中脱颖而出的万骑，组建成为龙武军。安史之乱后，西北戍边的神策军，在平乱过程中逐渐壮大，被编入禁军，成为了王朝依靠的主要禁军力量。
神策军从成为禁军之初，就离不开宦官的影子，安史之乱勤王之时，神策军的领导者就有大宦官鱼朝恩，不久之后，陕州节度使郭英乂入朝，神策军的指挥权就被鱼朝恩掌控。
唐代宗李豫时期，吐蕃入侵长安，唐朝无力命令藩镇勤王，李豫逃到了陕州，受神策军保护返回长安，从此神策军就成为拱卫大唐王朝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宦官集团因为掌握着战力强大的宿卫禁军，也就掌控了皇帝的生、死、废立大权，从唐肃宗重用李辅国开始，唐代十余位皇帝大都是宦官所立。
唐朝皇帝也不是没想过改变这种局面，架不住朝中大臣实在废物。唐德宗继位后，重用文武大臣，罢黜宦官势力。结果在建中四年的“泾原兵变”中，保护德宗李适的只有宦官。而且文武大臣经常携功威胁皇帝，索要赏赐，各镇节度使动辄造反，最后还是依靠神策军保住性命，收复长安，皇帝对文武大臣算是彻底失望了，又开始重用宦官了，宦官的权势日益加重！
2、明朝的军事力量较为分散，边军才是朝廷的主战力量，没有人能够完全控制边军
一方面，明朝因为对外作战的需求，边防重镇逐渐集结了大量的兵力，京畿的兵力都集中在宣大和蓟州一线。嘉靖时期，因为抗击倭寇的需要，经过戚继光的训练，南兵的战力逐渐提升，成为明朝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这样就形成了边军、辽兵、南兵三股主要军事力量。
军事力量的分散，基本没有势力能够掌控军队，在朝廷内部，别说是宦官，内阁大臣都控制不了军权。更有甚者，边军、辽兵和南兵，相互之间都尿不到一起，北兵（主要是蓟辽兵）和南兵的冲突最终也严重消耗了明朝的战力。
另一方面，明朝得益于宋朝对武将力量的限制，明朝军队的管理系统十分复杂，有内宫的监军镇守太监，还有武官出身的指挥使、总兵官，土木之变以后，文官也加入进来，军事重地又派出了督师、巡抚等文官负责统筹指挥。在如此负责的指挥系统下，很难有一个人能够专制控制军队的统率权。
而且明朝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论内廷还是外朝，边臣不得与朝中大臣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司礼监不能与镇守太监私自联系，内阁大臣也不得与在外的督抚、将领来往，否则必死无疑。
唐朝的节度使，享有旌旗斧钺，位同皇帝出镇，具有自己发动战争的权力，所以宦官威高权重后，可以随意调动军队。明朝可不同，虽然督抚有时也获赐“王命旗牌”出京，也仅仅是获得了“便宜行事”的权力，事后必须及时上奏，基本没有擅自发动战争的权力，被无数的给事中、监察御史盯着，稍有不慎，及时诛族之罪！这个督抚的权力，是绝对不会落入太监手中的。
相权的衰落，权力被高度分散，成为明朝确保皇帝权威的重要依据
唐朝实行的是较为完善的三省六部制，所以无法避免宰相权力对皇帝权威的分割，基本上一位强势的宰相，就能把控朝政，对皇权提出挑战。
从唐肃宗李亨加李辅国开府仪同三司开始，宦官势力就逐渐走上宰相之位，掌握大唐王朝的相权，再加上兵权加持，更加容易地可以控制朝政大权了。而明朝自从朱元璋罢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基本上宣告宰相权力的终结。
虽然后来内阁权力日益加重，内阁首辅位同宰相，但是这个权力是皇帝给的，决策权一直牢牢掌控在皇帝手中。明朝以内阁为相，翰林出身的文官才有资格入阁，成为文官集团的最高殿堂，生来就看不起宦官的文官集团，怎么会允许太监染指呢，大太监走不到这个位置，就拿不到这个权力，靠什么来影响皇帝的权威呢？
明朝说到底，大太监手中就只有两个权力，一个是“披红”，另一个是厂卫。但是这两个权力，对大太监来说又很尴尬，司礼监有一位掌印太监，五位秉笔太监，而且首席秉笔提督东厂，副手和正职天然就是对手，总有拆台的，威胁不了皇帝的权威。
而且明朝有完备的内阁、科道制度，可以封驳不合理的旨意，没有皇帝旨意，大太监根本无法阻止内阁大臣面见皇帝，太监胁迫皇帝的可能基本没有。锦衣卫虽然受东厂节制，但是规模庞大，人员复杂的锦衣卫，永远只听命于皇帝，东厂提督太监根本无法完全掌控。东厂番役也大多从锦衣卫抽调，厂卫调度的指令，只有皇帝的手诏，所以皇帝想除掉哪个太监，一封手诏就会令大太监束手就擒。
所以说，唐朝宦官权势的过盛，是王朝权力失衡造成的恶果，藩镇尾大不掉，更加剧宦官的专政，藩镇和宦官成了唱双簧。
而明朝却没有能够威胁朝廷的割据势力，其完整的内部统一势力，以及更加均衡的权力体系，保证了皇帝的权威。厂卫制度更是加强了皇帝的权力，而不是因为宦官控制削弱了皇帝权势，因而皇帝可以很容易除掉权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