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3-15

                                                                 旧  事

    记得杜拉斯曾经说过：人一开始回忆，就已经慢慢变老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总是梦见小时候的自己，那个充当孩子王的自己。还有小时候自己呆过的那个地方。那个被称为“东方大峡谷”或“神秘大峡谷”的地方。那个有一条汹涌澎湃的江由北向南穿城而过的地方。那个江边的沙子细白发亮，脚踩上去软绵绵的地方。那一条江有九十九个激流，七十七个险滩，那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那就是怒江姑娘着急和大海哥哥相见而留下的急匆匆的脚步。终于，怒江姑娘在印度洋的安达曼海与她的大海哥哥相聚。我无法忘记那个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夏天的地方。那个每年都会盛开着火红的攀枝花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过了这么几十年，儿时的有些事或频繁或间断再现，甚至集中于某一段日子交替出现，有时在梦里，有时就在眼前。

    而最多的画面，会很突兀地横亘在眼前，提醒自己那些似乎已经忘记却从未忘记的小时候的离现在的自己非常遥远的陈年旧事。我想，其实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地经历一些事情，然后，一件件堆积起来，压在底层的仿佛就成了那原始森林中经年的腐叶，总是会散发出气味，也许有泥土和花草的芳香，令人陶醉。也许有动物死尸和毒草的腐臭，令人生厌。一旦经历了，就无法磨灭。

     那年夏天发生了一些事，后来回忆起来，猛然发现那一年是我整个的童年最清晰的记忆，或者说烙下了深深的印迹。

    那是在江边东岸小镇的一个卫生所里，是在上世纪的75年还是76年呢？或许更早一些，我记不清了。其中一个图像是一个女人躺在手术台上，两腿曲着固定在手术台两端（成年后我才知道那是妇科手术台），上面涂满了许多碘酒和红药水的仿佛一个巨大磨盘的画面，这个图像就如一个电影的特写镜头总是很突兀的出现在眼前。早晨10点钟左右，七月的阳光照在简易房的窗户上，窗内有两三名穿着白大褂的护士在忙碌着，不容我们细看便被一个有些年纪的护士冲我们摇着戴着医用橡胶手套的两只手撵开了，虽然她带着口罩，眉宇间的笑意仍然掩饰不住地溜出来，好笑我们几个孩子的好奇心。手术台上的女人是小玲的妈妈，后来我们知道小玲的妈妈打掉了不想要的孩子。我们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们隐约知道大肚子孕妇的肚子里有小孩，小玲的妈妈肚子瘪瘪的怎么会有小孩呢？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有一点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小玲家只有两个孩子（小玲的哥哥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我们从未见过），而我们家都是三、四个孩子，最多的家庭甚至有六、七个孩子。于是我们开始嘲笑小玲，甚至当着她的面骂她妈妈是狠心鬼。小玲有时会真的生气，不过也只是一会的事——转个背就忘了。

   小玲的妈妈以前是个独唱演员，听说还到过莫斯科呢。许是因为到过苏联，才被下放到这个江滨小镇。小玲的爸爸也受了牵连，据说小玲的爸爸以前曾经是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军官。我们没有看出小玲的爸爸有什么特别的，我们只觉得他是小玲的爸爸，就如我们的爸爸是我们的爸爸一样平常。我们只是经常在晚饭后，见到他带着小玲的妈妈在球场边的空地上慢慢散步；更多的时候是见到他在乐呵呵地做饭。饭做好了，有时小玲的妈妈不愿进屋吃饭，他就会用一个大碗盛了白米饭，上面盖着刚炒的冒着热气的菜端出来放在屋檐下凉台的那张石桌上，哄着小玲的妈妈吃饭。而小玲的妈妈则穿着整洁——有时是一条白色花纹的府绸连衣裙，有时是的确良鸭蛋绿的连衣裙，头发柔顺的在脑后盘着一个发髻，坐在凉台里的那把藤椅上，眼睛直勾勾地，一动不动看着对面——院子的花坛里种着各色天竺葵（当地人把这种花称为月月红，不论什么季节都会开花），花正开得繁茂。她那样子却使人不禁毛骨悚然。她从不跟我们打招呼，也不跟我们说话。我们零零星星从大人们的嘴里听到，她以前是一个大城市歌舞团的独唱演员，被批斗后受不了就自己吃了坏嗓子的药才不会说话的。我们所知道的“批斗”只是电影里，斗地主的样子，现实生活中从未见过。这个小镇的人都很朴实，大家各自过着自己的日子。我们也从未被父母禁止跟小玲一同玩耍。

    有一次我们去找小玲，记得是下了好几天的雨，天放晴以后。夏日的蝉，欢唱着。那天阳光正足，远远便望见小玲的妈妈在院子里晒衣被，一进去，我便看见一件宝蓝色的天鹅绒连身长裙很小心地用衣架撑挂在铁丝上，阳光下，蓝得出奇，仿佛一朵蓝色的花突兀地开在周围的一片灰色中。在那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年代，我可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裙子，我忍不住走近，不顾一旁小伙伴的劝阻，把手在自己身上狠狠擦了擦，然后十分小心地伸手摸了摸——好柔软啊！裙子上有樟脑的味道。我惊异地说不出话来，听见自己的心脏“扑通、扑通”跳着，只呆呆望着。小玲的妈妈并不气恼，还说了句：“喜欢吗？是演出服。”声音嗡隆，嗡隆，听起来十分吃力，不过我竟然还是听懂了。我使劲点点头。

     她用双手捧起裙子侧着脸贴在上面，她这样子让我想起了《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心里竟有些莫名的感动。我再仔细看她时，她的眼睛像是望着我，我能在她白净的脸上一双深邃的眼睛里瞧见自己。但她明显又不是望着我，而是望着遥远的记忆，眼睛泛着光，我甚至觉得她的眼睛笑了。我们知道小玲的妈妈有时行为会有些怪异——此时，我才有些怕起来，已然忘记是来干什么的，只急急同惊恐的小伙伴们一起四下散去……

    一次，小玲私下里跟我说：“我妈妈只是偶尔才会犯病，请你不要跟别人说好吗？”眼神里满满的信任。我发现小玲和她的妈妈一样长着一双好看的大眼睛。那以后，我们都不再议论小玲的妈妈。而我也和小玲成了最好的好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上中学，后来小玲的爸爸工作调动，他们一家回了河北老家就断了联系。

     有一天，我们又到卫生所的药房去讨酵母片吃，只要那个胡子拉碴的药师在，他熊掌一样的手便会在我们每只小手上放上一两片酵母片，然后说:“去去去，别在这里捣乱。”我们就嘻嘻哈哈一哄而散。

    可是那天，卫生所的院子里聚了很多人，我们依旧去药房，药房里静悄悄的没人，我们熟悉的药师也不在。药房旁边的简易手术室门前却围了好多人，我们挤不进去便折到简易房后玩耍。然而我们却惊奇地发现：这里依然围了些人，眼睛望着简易房的后窗。我们的小身体拼命往前挤，挤到窗前，小玲的妈妈做手术的隔壁房间的手术台上躺着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她的头朝着后窗，梳着两条乌黑的长辫子，肚子像一座小山一样鼓鼓的耸立着，浑身青白。那样子却像是睡着了。我们听见旁边的大人说她死了，肚子里怀着孩子，马上就要生了。因为某位领导的儿子不承认孩子是自己的而不愿跟她结婚，便跳了江，救上来时就已经没气了。还说她是个上海知青。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条江哪天，哪天又死人了，但真实地躺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上海女知青是第一个。我们望着那小山丘一样青白的鼓鼓的肚皮，心里只有恐惧，恐惧极了！于我们小小的心灵“死”是不可思议的。更不可思议的是埋藏在那鼓鼓肚皮里的神秘——“小人儿，他也死了吗？”小玲问我。我不记得为什么那个女人会一丝不挂地躺在手术台上，也不记得人们什么时候会给她蒙上一块布。那是我第一次懵懵懂懂知道死神和爱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绝望让一个人可以因为没有了爱而义无反顾地拥抱死神……

    在这年8月底的一天，卫生所突然搬家了，简易房也拆了，我们在简易房的废墟上捡了许多被遗漏的气球一样的东西，大人们知道是安全套，却都装作没看见。天真无邪的我们地把这些“气球”在水龙头下灌入水，打水气球战，有时还会用钉子把灌了水的气球戳破，看着水慢慢流完直至球体瘪瘪的。然后再拿出一个继续灌水。那些“气球”是当时我们这七八个孩子唯一奢侈的玩具。孩子们的嬉闹声给那个炎热的夏天增添了些许凉意。后来我们陆续到了上学的年纪。我充当孩子王的日子结束了，我的童年也就这么远去了。只留下些陈年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