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一中的温暖

在日常生活中,住房很重要。有了一个安定温暖的家,就相当于在繁忙艰苦的工作之余,始终有一个洗去满身疲劳的避风港和恢复精力的充电站。

农村里一个穷孩子想在城里面安家,的确有太多的困难。可对于我来说,结婚后三次在一中居住的经历,不是家胜似家,是我永远也忘不掉的温暖。

1987年底结婚后,我在岳母家住。岳父在县城的北街,有一个自建的庭院,很宽敞,距学校就是五六分钟自行车的时间。爱人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第二年春天妻姐出走后,岳母说将来家就靠你了,我也就天真地以为,岳母家就是我的家了。

我现在反思,也许是从小奶奶和母亲对我的溺爱,养成了我随意使脾气的性格,很不招岳父岳母的待见,长期在一块住,自然有了些矛盾。但那时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注意到这些家庭琐事。

八十年代后期,学校的分房还是福利制。只要结婚就给一间房,还帮建个小做饭屋;如果夫妻双方都在学校工作,那就是一个有两间房的小院。

我也是一样,在教务处那排房的西边,学校给分了一间屋,那种美妙的感觉,现在想起还很激动。特别是在门外的小饭屋砌好煤火台后,一种家的气息扑面而来,让我对新的生活无限向往。

这可能让自己有了底气,在岳母家不自觉地表现了出来,但我自己却不知道。岳父当时是县公安局副局长,岳母也是服装厂的一个主任,若用他们的人生阅历和我比,我这个从农村来的土孩子,就是个懵懵懂懂的儿童。

结婚第二年,爱人怀孕了,预产期是12月份,岳母说在这里生孩子不好,我马上说可以在学校,然后便置办在学校居住的一些东西。那时我想,终于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从此就能天高任鸟飞了吧!

住在学校的日子很开心,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做饭。爱人也在城里上班,回来时不断买些可口的吃食。周末回老家,母亲经常让带回来一些白面和蔬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很是惬意温馨。

一天晚上十二点过后,爱人叫醒我,说要生了。我立即起身去喊校医,看能不能等到天明,但没喊听。这时月光明朗,我推出自行车,带上爱人,叫开学校大门,赶往了县医院。这天中午的时候,我的生命中加入了第一个亲人,就是我的大女儿路梦雪。

虽然是个女儿,母亲也很高兴,毕竟第一次当奶奶,对孩子怜惜得很,不能听孩子一声哭。一间屋一个拼床,太挤,母亲把我赶出去自己找地方,方便她日夜照顾孩子。

这时我又一次顶撞了韩步堂校长,现在想起还很愧疚。

那时还没有尿不湿、一次性纸裤这些高档东西,都是用破旧的床单等撕成的尿布,每天在宿舍前的铁丝上晾一长串,大家戏称“万国旗”。别说,花花绿绿五颜六色的,还真像,如果把这排瓦房变为一座高楼,那就是一个山寨版的“连河锅”。

在这排住的,有建彬、景华、绍杰和我,孩子大小都差不多,洗尿布的水随意泼在了门前,天一冷,就冻成了一层琉璃,行走很不方便。韩校长在大会上说过,但没起一点作用。

这天,我端了一盆洗尿布的水,使劲往南墙根泼去,可天寒地冻的,水一点也不渗,光溜溜地又回了来,有部分竟然流到了荫路上。

我正不好意思间,韩校长走了过来,随口说了句:“就不能泼远点?”

西边五十多米远有个大坑,我知道他想让我泼到大坑去,但端着这么大盆带屎花的水,满院子学生,也太不雅观。我就嘟囔道:“太远,也没个工具!”

前几天有人上总务处要桶,没有批准,我也有些窝火。

韩校长听见了,眉头一拧:“那就用壶,用锅!”

我心里说这可是洗尿布的水呀,一时火气上来,大声喊道:“好,下次我就用壶用锅,然后再喝水,再吃饭!”

韩校长看我急了,扭头就走,留下了气急败坏的我。

第二天总务王主任喊我去他办公室,跟我说:“你就不能想法找个桶?学校这么多人,每人发个桶,太不现实。”我知道是韩校长的意思,看他屋里恰好有个半旧的铁桶,顺手提溜了出来。

韩校长后来积劳成疾,十二指肠丘部严重溃疡,也与我们做事欠考虑,让他操了太多的心,不无关系。若干年以后我当了一所乡村中学校长,才体会到,让每个老师心甘情愿地献身于工作,该有多么地不容易!

孩子满月后,岳母让回去住,我也没反对。母亲不可能长期在这里,我也没条件雇个保姆。我那间屋,基本上就空了起来。有时我在这里下几盘围棋,有时献民、景睿(当时他们在一中上学)在这里住几天,我在学校加班晚了,也在这儿将就一晚。

我总认为,在一中的十多年,是我这一辈子最快乐的日子,如果有很深的一中情结,那就是因为韩步堂校长无微不至地关怀,让我心里始终充满着阳光。

长期在岳父家住,大女儿的户口上成“崔璐璐”,对于我这个生活中粗枝大叶的人,没什么感受。有时和王绍军、魏海民在一块吃饭,自嘲是“养老女婿三人团”,但一个男子汉,情感上始终很落寞。

韩校长敏锐地发现了我的不快。1992年暑假的一天,他把我叫到他在学校东南角的家,详细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然后交给我一把钥匙,说:“你就住在我原来的那个小院吧,这是院门钥匙,屋门门锁你自己换。”

我很突然,也很激动,从韩校长家出来的时候,是一路跳着来到东边小院的。回去给爱人一说,也很高兴。我们那时早想搬出来,但一直找不到好的借口。

与在学校院里十多平的小屋不同,这里一间屋就比得上那里两间。关键是有个小院,又在学校外面,很安静。叔叔帮我从老家把大立柜和饭橱搬来,从岳母家拉过来电视,一个家的模样便有了。

记不得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反正很短,后来又搬回岳母家去住,直到1998年。至于为什么搬回去,是因为爱人坚持,原因她不说,我也没问。这段时间,二女儿出生了,爱人也不知道那个是自己家,习惯性的说岳母家是她家,我老家是我家,一中的小院呢?说不上来!

妻妹结婚后,岳母迟迟不说家的事,我明白十多年所谓的“养老女婿”,就是个空头支票。这次爱人的意见和我很一致,决定搬出来。我那时已在实验中学工作,学校是正在建家属院,可我们没有一点积蓄,连定金的钱也拿不出。不得已,我在学校南边租了一个小院,房主也给了钥匙。爱人说那个院出过事,住进去后瘆得慌。我想也是,学校工作,免不了要熬夜,爱人自己在家不敢睡,确实是个问题。

正在那个时候,景华有事去实验中学,知道我的情况后,把他在一中的小院钥匙给了我。于是,我调离一中后,又在一中住了两年。

我这人好朋友,也喜欢组织酒场。那时还年轻,拓展人脉离不开酒,而人脉就是资源。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朋友来时我就不那么发怵。

记得有一次,宋军民和柳东风来家,三个人喝酒有些单薄,军民就和张江民联系了一下。江民说,他开车在东环,一会儿就到。过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没有到,有些担心,再打电话时,江民说,刚才是石家庄东环,现在过了邯郸,20多分钟就到了。

如果在岳母家,酒场拉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是恐慌。

前几天永伟在群里发了个视频,一个家伙翻大门被挂住了裤子,我说这活儿我也经常干,但没有像他那样蠢。因为那时候,在实验中学加班到很晚以后,过一中大门时不好意思再喊门岗。好在大门上没有其它铁门上的那些红缨枪头,翻过几次后,就熟练地和迈家堂屋门槛一样。

有时候回来早,就到教务处西边的办公室转转。人凑齐了,就开始“五家要朋友”的扑克游戏。庄家可以要个朋友,但输赢加倍。夜深了,若有人提议喝酒,大家便开始摊锅,就是输家往一个盆子里扔钱。当大家都觉得差不多时,就直奔汽车站,那里有24小时营业的小吃店,水饺、羊汤都很可口。

这次在一中住,爱人不再犹豫这个家那个家了,弟弟送来一套联邦椅,开始计划自己安家。看了好多地块,都不是很满意。后来马双林老师联系了教委吴春林主任,最后买下了实验中学两排家属院前一块4分大的地块,2000年春天起开始建房。

父亲一生盖了四栋宅院,我都没感觉多么苦,可轮到自己盖这一所小院,困难仿佛像拔不完的杂草,让我心身俱疲。半年后,我的右眼上和左腿弯长了两个大疙瘩,彻底压垮了我。尽管还有好多地方没整好,我也加快安上了大门,收了工,余下的活儿以后慢慢做。

这年的国庆节,我把新房简单整理了一下,一中和实验中学的弟兄们帮忙,把所有的家具都搬过来,喝了顿大酒,算暖了房,从此,我便有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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