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塔下读书处

——《即兴判断》台版

      我家后园的门一开,便望见高高的寿胜塔,其下是“梁昭明太子读书处”,那个旷达得决计不作皇帝,却编部《文选》的萧统,曾经躲到乌镇来读书。

        乌镇,又叫青镇,后来又一半叫乌镇一半叫青镇,后来仍旧整个叫“乌镇”,不知为什么,我记得是这样。

        江南杭嘉湖一带,多的是这样的水乡古镇,方围甚大,人丁兴旺,然而没有公路,更谈不上铁道,与通都大邑接触,唯有轮船,小得很,其声卜卜然,乡人称之为“火轮船”——那是三十年代前后……每闻轮船的汽笛悠然长鸣,镇上的人个个憧景外省外市的繁华风光,而冷僻的古镇,虽也颇为富庶,颇能制造谣言和奇闻,毕竟百年孤寂,自生自灭。

        当已经成名的茅盾坐了火轮船,卜卜然地回到故乡乌镇,从来惊不皱一池死水,大家连“茅盾即沈雁冰”的常识也没有,少数通文墨者也只道沈家里的德鸿是小说家,“小说家”,比不上一个前清的举人,而且认为沈雁冰张恨水顾明道是一路的,概括为“社会言情小说”,广泛得很。

        茅盾回家,旨在省母,也采点《春蚕》、《林家铺子》这类素材。他不必微服便可出巡,无奈拙于词令,和人兜搭不热络,偶上酒楼茶馆,旁听旁观而已,人又生得矮瘠,状貌像一小商人,小商人们却不认他为同伙。

        在乌镇人的口碑上,沈雁冰大抵是个书呆子,不及另一个乌镇文人严独鹤,申报主笔,同乡引为光荣,因为《申报》是厉害的,好事上了报,坏事上了报,都是天下大事,而小说,地摊上多的是,风吹日晒,纸都黄焦焦,卖不掉。

        但也有人慕名来找沈雁冰,此人决意要涉讼,决意少花涉讼费,便缘亲攀故地肯求茅盾为他做一张状纸,茅盾再三推辞,此人再四乞求,就姑且允承下来,而这是需要熟悉律例和诉讼程序,还得教给当事人出庭时的口供,小说家未必精通此类八股和门径,茅盾写付之后,此人拿了去请土律师过目,土律师哈哈大笑,加上职业性的嫉妒,一传两两传三,“沈雁冰不会做状纸”,成为乌镇缙绅学士间历久不衰的话柄,因为人们从来认为识字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会做状纸,似乎人生在世,为的是打官司。

      茅盾当然不在乎此,燕雀何知鸿鹄之志,无非是落落寡合,独步小运河边,凝视混绿的流水在桥墩下回旋,心中大抵构思着什么故事情节,不幸被人发现而注意了,又传闻开一则新闻,“沈雁冰在对岸上看河水半天,一动勿动!”

      抗日战争时期,茅盾先生携眷生活在内地,沈太夫人大概已经逝世,沈家的老宅,我三日两头要去,老宅很普通,一层楼,砖地,木棂长窗,各处暗沉沉的,再进去,豁然开朗,西洋式的平房,整体暗灰色调,分外轩敞舒坦,这是所谓“茅盾书屋”了,我现在才如此称呼它,沈先生不致自名什么书屋的,收藏可真丰富——这便是我少年期间身处僻壤,时值战乱,而得以饱览世界文学名著的嫏嬛福地了。

      与沈氏究属什么故戚,一直不清楚,我母沈姓,从不叙家谱,只是时常听到她评赞沈家太夫人的懿德睿智。茅盾辄患目疾,写作《子夜》之际,一度眼疾大发,呆在乡间忧闷不堪,沈太夫人出了个主意:且赴上海,一边求医,一边去交易所,证券大楼这些地方坐坐,闭了眼睛听听,对写小说有帮助,茅盾就此如法泡制,果然得益非浅,目疾既痊,“多头”“空头”也了然胸中了——茅盾的回忆录中大事表彰的“黄妙祥”,就这样常来道说沈家事,又不知为什么我叫他“妙祥公公”,黄门与沈门四代通家之好,形同嫡系,我的二表哥是黄门女婿——由此可见一个古老的重镇,世谊宿亲,交错累叠,婚来姻去的范围,不外乎几大氏族,一呼百应,周旋固是顺遂,恐怕也就是因循积弱的原委了。

      我对沈氏的宗谱无知,对茅盾书屋的收藏有知,知到了把凡是中意的书,一批批拿回家来朝夕相对。

      事情并非荒唐,那年月,沈宅住的便是茅盾的曾祖父特别信任的黄妙祥一家人,也许是为“老东家”看守旧基吧,乌镇一度为日本军人势力所控制,茅盾当然不回归,黄家住着就是管着,关于书,常有沈氏别族子弟来拿,不赏脸不行,取走则等于散了,是故借给我,便算是妥善保存之一法,他说:“你看过的书比没有看过还整齐清爽”,那是指我会补缀装订。世界文学经典是诚惶诚恐的一类,高尔基题赠、巴比塞们签名惠寄的是有趣的一类,五四新文艺浪潮各路弄潮儿向茅盾先生乞政的是多而又多的一类,不少是精装的,版本之讲究,在中国至今还未见有超越者,足知当年的文士们确实曾经认真,曾经拼力活跃过好一阵子。古籍呢,无甚珍版孤本,我看重的是茅盾在圈点、眉批、注释中下的工夫,茅盾的传统文学的修养,当不在周氏兄弟之下。看到前辈源远流长的轨迹,幸乐得仿佛真理就在屋脊上,其实那时盘旋空中的是日本轰炸机,四野炮声隆隆,俄而火光冲天,我就靠读这许多夹新夹旧的书,满怀希望地度过少年时代。十四五岁,不幸胸腹有疾,未能奔赴前线,听那些长于我健于我的青年们聚在一起,吹口琴,齐唱“五呼月的鲜花,开遍了原唉野,鲜花啊掩盖着志儿士的鲜血……”觉得很悲壮,又想,唱唱不是最有用,还是看书吧。

      抗日战争忽然胜利,我的宿疾竟也见疗,便去上海考进一家专科学校,在文艺界集会见到茅盾先生,老了不少,身体还好,似乎说仍住在山阴路。不久黄妙祥的独生子阿全自乌镇来,约我去沈雁冰家叙旧,有什么旧可叙呢,我一直不要看他的小说,茅盾能背诵《红楼梦》?半信半疑,实在很滑稽。阿全说:“雁冰还记得,我提起你,他说‘是不是那个直头直脑的’,去吧,去看看他又不会吃亏的。”我也记得曾经问过茅盾,是不是在日本真的开过豆腐店,隔了十年,再问点什么?

      似乎是夏天,初夏,一进茅盾的卧室兼书房,先入眼的是那床簇新的台湾席,他穿中式白绸短衫裤,黑皮拖鞋,很高兴的样子,端出茶,巧克力,花旗蜜橘。

      “我一直以为作家都穷得很?”发此言是鉴于当时在上海吃花旗蜜橘是豪奢的。

      茅盾答道:“穷的时候,你没有看见。”

      记得我只喝了茶。他和阿全谈乌镇的家常事——墻上的笔插是用牛皮纸摺出三层袋,钉起来,几枝大概很名贵的狼毫,斜签着,其他是信,应该称为信插,类似乌镇一般小商店账房中所常见的。

      他逗我谈话了,我赶紧问:

      “为什么沈先生在台上讲演时,总是‘兄弟,兄弟’?而且完全是乌镇话?听起来我感到难为情!”儿时称他“德鸿伯伯”,此时不知何故难于出口,便更作“沈先生”。

      “我不善讲演,真叫没有办法,硬了头皮上台,国语就学不好,只有乌镇话,否则发不了声音呀。”

      “那末‘兄弟兄弟’可以不讲?”我象是有所要求。

      “是的,也不知什么时候惹上了这个习气,真的,不要再‘兄弟兄弟’了。”

      我忽然想到下次还是可能在什么文艺集会上听到他的“兄弟——”,便提前笑起来,而且又问道:

      “为什么西服穿得那么挺括?”

      “我人瘦小,穿端正些,有点精神。”

      这一解答使我满意,并代他补充:

      “留胡子也是同样道理吧,周先生也适宜留胡子。”

      “他的浓,好。”

      “周先生的文章也浓,沈先生学问这样好,在小说中人家看不出来。”

      “用不上呀,知识是个底,小说是面上的事。你写什么东西吗?”

      “写不来,我画画。”

      “阿全说你很喜欢看书。”

      “沈先生在乌镇的书,差不多全被我借了,你什么时候回乌镇,或者阿全伯伯这次转去就叫我家里派人送还,我一本也没有带出来。”

      “房子要大修,以后再讲吧,听说你保管得很好,你这点很好,很好的。”

      “沈先生勿喜欢讲演,何必每次都要上台去。”

      茅盾夫人过来沏茶,插话说:

      “德鸿,他们叫你去讲演,一次给多少钱?”

      茅盾挥挥手:“去去,不要乱问。”

      当时我是个自许思想进步的学生,却不甚清楚这种讲演的使命,每见其窘困之状,但愿他有办法摆脱困境。

      我不懂小说作法,茅盾先生无兴趣图画,沈夫人则难解讲演之义务性,阿全是泰兴昌纸店老板,对小说图画讲演概不在意,性嗜酒,外号“烧酒阿全”,坐在一旁快要睡着了,我说要告辞,他倒提醒我:“你可以讨几本书啊!”

      “要什么书?说吧!”茅盾先生拉我到一个全是他新版著作的柜子前,我信手抽了本《霜叶红似二月花》。

      “要题字吗?”

      “不要了不要了。”我就此鞠躬,退身,下楼梯。

      茅盾夫妇在楼梯口喊道:“下次再来,下次来啊!”

      走完楼梯,阿全悄声问我:“你怎么叫他沈先生?”

      “因为他是文学家哪。”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霜叶红似二月花》也和茅盾其他的书一样,我看不下去。

      直到后来,才渐渐省知我的刚愎的原委——森严的家教中我折磨过整个童年少年,世俗的社交,能裕然进退合度,偏偏是面对文学前辈,我一味莽撞,临了以为“题字”岂不麻烦,说“不要了不要了”是免得他拔笔套开墨匣……之所以肆意发问,倒是出于我对茅盾先生有一份概念上的信赖,不呼“伯伯”而称“先生”,乃因心中氤氲着关于整个文学世界的爱,这种爱,与“伯伯”、“蜜橘”、“题字”是不相干的,这种爱是那书屋中许许多多的印刷物所集成的“观念”,“观念”就赋我“态度”,头脑里横七竖八积满了世界诸大文学家的印象,其间稍有空隙,便挂着一只只问号,例如,听到什么“中国高尔基”、“中国左拉”,顿时要反质:为何不闻有“俄国鲁迅”、“法国茅盾”的呢?

      都知道继往是为了开来,这本是很好很不容易很适宜于茅盾一辈文学家担当的。《幻灭》、《动摇》、《追求》时期仅是个实验。《子夜》时期,成则成矣,到头来远几步看,那是一大宗概念的附着物。《腐蚀》时期,茅盾渐臻圆熟,然而后来,后来呢,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应是黄金创作期,他搁笔不动,直到日薄西山,才匆匆赶制回忆录,可谓殚精竭力,实则文学之余事,他所本该写、本能写的绝不是这样一部烦琐的自然主义的流水帐,文学毕竟不是私人间的叙家常,叙得再细致也不过是一家之常而已。

      茅盾的文学起点扎实,中途认真努力过来,与另外的颓壁断垣相较,就严然一座丰碑。难释的怅憾是:虚度了黄金写作期,自己未必有所遗恨,至少在“回忆录”中滔滔泛泛而不见一言及此义者。

      获麟就绝笔,那是千年前的倔脾气,现代人已知道麒麟可能就是长颈鹿,捉住了关进动物院,与哲学文学是毫无象征性的——从茅盾的最后赶制回忆录的劲道来看,他的写作欲望和力量无疑是有的,那么……

      那么如果有人说:

      “这是值得沉思的啊!”

      那么我说:

      “你沉思过了没有?”

      我仿佛又听到轮船的汽笛悠然长鸣……

      传闻乌镇要起造“茅盾图书馆”,这是好事向上的事,可惜那许多为我所读过、修整装订过的书,历经灾祸,不知所终了,不能属于一代又一代爱书的人们了。

        睽别乌镇四十余年,如果有幸回归,定要去“茅盾图书馆”看看,问问,藏有多少书,什么人在看什么书。

      寿胜塔谅必已经倒掉,昭明太子读书处自然也随之夷为平地。乌镇应有新一代新二代的兄弟是可爱的。“兄弟,兄弟”,在纯贞的意义上值得含笑称呼。倘若先限于“文学的范畴”,那么这个称呼就更亲切,更耐人寻味而非寻遍范畴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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