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杭州城里一对丁姓兄弟，在战火纷飞中连夜跑了几十公里。正当他们在一处早餐摊买包子时，哥哥看到店家用来包食物的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迹，可是再仔细一看，不得了，他们惊讶得张大了嘴巴。这纸张竟然是《四库全书》的书页。
丁氏兄弟不仅是读书人，还是江南有名的藏书世家“八千卷楼”的掌门人。他曾经在杭州文渊阁见过那部《四库全书》，那么藏在文渊阁的巨著《四库全书》怎么会沦落到被小摊主拿来包东西呢？
《四库全书》全书共36000多册，大概8亿字，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所有的经典文献，是中国帝制时代纂修的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由纪晓岚等有名的一批学者主持编撰，并召集了将近4000多人的抄手一起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
《四库全书》修成后，乾隆皇帝让人总共抄写了七部，然后又命人，在全国仿照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的样式，兴建了七座皇家藏书楼，分别收藏七部手抄本的《四库全书》。所以，《四库全书》又被称为“阁书”，北边的“文津阁”“文渊阁”“文源阁”和“文溯阁”四阁供乾隆御用，江南三阁的藏书楼，则向外开放。其中一部阁书就藏在杭州的“文澜阁”。
1862年，太平天国攻打杭州城，“文澜阁”被烧，阁书也因此四散飘落。这次在小摊店里发现的，很可能就是“文澜阁”流失的《四库全书》。
身为江南文士的丁氏兄弟，他们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国宝级书籍毁于一旦？于是立即开始搜集阁书的残卷，并且倾尽财力补抄残缺的书页，前后历经6年的时间，才把“文澜阁”《四库全书》恢复到原有的规模。后来，又历经几十年，经过浙江士人的数次补抄，这部差点在战火中被摧毁的书籍，才算得以完善。后来，被收藏在浙江省立图书馆。
可是，这部失而复得的《四库全书》，却在以后的岁月中历经了数不尽的磨难。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杭州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这让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之中。这套凝结浙江几代文人心血的书籍，如果在战火中有所损毁，那将是不可挽回的损失。更何况，日本人对中国国宝虎视眈眈，他们会放过这部旷世奇书吗？
陈训慈当机立断，决定立马将馆内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珍贵书籍，全部装箱运走。140箱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和88箱珍本善本，从鱼山的江边到石马村，有7.5公里路，而且都是崎岖的山路，车子没法行，工作人员就在当地雇佣了上百名工人，两人抬一箱，花了半天时间才抬到。可是，仅仅存放不到2个月，日本人登陆渔山岛，《四库全书》不得不面临再次迁移。
这次陈训慈面临的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
当他们的货船走到七里泷峡谷时，遇到了极为险峻的水势，船只无法逆流而上，没办法，只能返程另寻他法。终于在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帮助下，通过陆路把《四库全书》安全运送到了杭州西南100公里外的建德市。
可是，没过多久，杭州沦陷，建德也不安全了，《四库全书》再次被反复辗转运到了龙泉一处学校寄存。但是，因为龙泉离着抗日战场太近，容易被战火摧残，所以，又选择了路途不算太遥远又暂时安全的贵阳。
这一路上可以说，是《四库全书》“苦旅”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段。
因为很多路段还未修通，道路迂回曲折，大部分都是山路，卡车无法通行，只能靠肩挑、人拉和船运。由于路况差、天气恶劣，有一筐书还掉到了河水里。在翻越了3000公里山路，历经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达了贵阳，那一筐浸水的书册，也在工作人员及时的晾晒和修补中得以恢复原样。
随后，工作人员找到了贵阳城北的一处，名为地母洞的地方，此处整体被茂密森林覆盖，极为隐秘，而洞内空间100多平方米，是藏书的绝佳之处。可是唯一不足就是洞内太潮湿了，这对书籍的存放是大为不利的，怎么解决防潮问题呢？工作人员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们用板壁间隔出三个面，隔绝潮气，在后面隐蔽处开窗通气，洞口挂上油布，早上卷起让阳光照射，晚上垂下继续隔绝潮气。可是，为难的是，洞内还有一处常年积水形成的水井，它无法清理又一直冒着水气，这该怎么办？
这时有人找来石块把井口垒隔，上面搭上木台和书箱，并在书箱里放满石灰、木炭等稀释潮气。就这样，这批国宝书籍在洞内呆了5年8个月的时间，终于等来了新中国解放。
1946年5月7日，六辆汽车载运着文澜阁《四库全书》，耗时近两个月，终于成功返回了杭州。这部“文澜阁”《四库全书》现今被浙江图书馆收藏，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那里看看这套历经磨难的国宝藏书，从它身上感受中国文人保护书籍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