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鞅开始，有两个理念顽强地留存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一直留存了下来，最终变成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在商鞅的治国逻辑中，打仗是第一要义，战争是起点，也是重点，并且循环往复不应该停止；民众都去耕作了，粮食就会迅猛增加，打仗就有了屋子，然后用军爵制度激发人民战斗热情，攻城略地之后，土地和人口又增加了，就可以扩大农耕，继续发动下一场战争。如此国家就成了一台强大的战争机器，人民则成了无知无畏的杀戮之士。在他看来，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未定的最好办法。总之，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
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论证说，中国的皇朝体制有着一个“自相矛盾”的运行规律：儒教君主制的基础恰恰是反儒教的法家原则。
在漫长的农耕年代，高度专制集权、以军事为治国优先的政权往往能够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不过同时，如果它不进行及时的变革，其统治又是及其脆弱的。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大经也。”——《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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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权体制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从来是一对很难均衡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当中央把权力集于一身的时候，政权可保稳固，但是就会造成地方创新的不足，财富阶层受到国有资本集团的重大压迫，整个社会处在低效率运行的状态之中。而当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时候，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景象，地方力量和财富阶层将变得十分活跃，经济可获得大发展，然而，中央的政治权威及财政收入会被大大削弱，离心离德和“以邻为壑”的诸侯经济将大行其道，此外还将出现严重的贫富悬殊。因此，如何均衡集权与放权，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成了统治中国的首要课题，历代政权往往踟蹰于此，兴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
铸铁、煮盐需要大量的人力，动辄千人以上，且聚居与偏远的深山之中或滨海之地，这是一股很难控制的民间力量。盐可以获得暴利，铁可以铸成兵器，人可以转为兵士，另外，从事流通业的富豪有众多的车辆，它们也可以被迅速地改装成战车，因此“豪强大家”就出现了。
桑弘羊经济思想的最大贡献就是强调工商富国，他继承了观众的盐铁专营思想，并进一步扩大化和制度化。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古是“轻商”的国家就成了一个伪命题。因为，自汉武帝之后的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轻视工商业，他们只是轻视商人而已。他们把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国家经营，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工商富国”的一拨儿人。当国家直接进入到产业经济之后，国家资本集团就与民营资本集团构成了竞争之势，后者自然就应该受到打压。所以，轻视商人与重视工商，正是一体两面的结果。
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世而盛，一世而衰”，始皇帝如此，武帝如此，此后亦然。
从众多零星的史料可以发现，宋代的合资经营活动大量出现在东南沿海一带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中。这与外贸的特征有重大关系：出海经商需要的本钱大、航运时间长而且有巨大的风险性，当然也有惊人的暴利回报，所以商人们需要也愿意联合起来共担风险、共享利益。
这一规律不但在中国如此，在全球其他国家也是同样。在世界经济史上，学者们普遍承认股份制公司模式的出现与海盗及远洋贸易有直接的关系，而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正诞生于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即1602年成立于阿姆斯特丹、从事海外贸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一，宋代的经济在经济制度创新是前朝所未见的，它在宏观经济、产业经济乃至企业制度方面都出现了重大演进，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工商制度建设，在此时基本定型。宋代的官商经济模式已经实现了“标本化”，其后1000年，无非是这一“标本”的极端化和恶劣化。
其二，到12世纪未，中国人口超过1亿，成为在地球上的第一个亿级大国，也是从此之后，科技创新几乎停滞，“四大发明”全数在之前出现。布罗代尔对此的解释是，“人口的众多导致了中国不需要技术进步”。但这显然是不完整的，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帝国出于统治的需要，实行了大陆孤立主义政策，产业革命再无动力。美籍华裔学者王国斌从“国家形成”的角度给出过如下观点：“从北宋之后的1000年里，统治者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并非创立一个与其他政治对手竟争的全新国家，而是重建和改造一个农业帝国。因此，维持与重建国内秩序，即是国家的主要考虑，又是其行政力量投付最多的方面。”在这样的治理逻辑下，任何变革都只可能向更加集权的方向发展，其他的、有可能挑战中央威权、引发社会秩序变化的尝试都会被严厉地扼杀在摇篮之中。
退步的最大特征是保守。
明代治国者分别找到了两个办法，那就是，对外，实施闭关锁国的“大陆孤立主义”；对内，追求“男耕女织”的平铺型社会模式。
一个能够“闭门开市”的国家，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土地之广袤和粮食之充沛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二是人口之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供求。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那么，技术的进步很可能会强化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而不是减弱。
倭寇与海商其实是同一个人，如果开放海禁，倭寇就转身变成了海商，如果实施海禁，海商就立即变成了倭寇。
战争往往是造就超级富豪的重要路径。
无论对于西方还是中国来说，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也就是说，制度大于技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
江春的“速富急衰”，只是盐商集团的一个戏剧性缩影。他的财富因垄断授权而得到，终其一生也在为维持这一授权而陪人欢笑。
在会馆专业化程度最高的佛山，甚至出了东家行和西家行，前者由业主、作坊主组成，后者则是手工业工人的组织，很多劳资矛盾通过两行的“通行公议”来解决，东家行和西家行还通过共同祭祀的方式来调适双方的关系。
中国官商模式中的一大特征——“渡口经济”：大凡国营或权贵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寻找流通环节中的交易节点，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然后以特许经营（牌照、指标）的方式加以“寻租”，这类节点好比一个“渡口”，占据其点，则可以雁过拔毛，坐享其利。所以，官商经济的获利实质不是创造价值，而是通过增加（分享）交易成本来实现的。
票号之衰，其实蕴涵着一个十分简单而朴素的规律：任何一个产业和企业，如果靠与政府的特权契约来获取利润，那将是非常危险而缺乏自主性的，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得之忽焉，失之亦忽焉。它永远只能是一项“生意”，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永续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