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胆岁月--14

巴黎和会是顾维钧外交生涯的高峰，塑造了他以后的外交风格。这种风格与其说体现了他个人的性格，不如说体现了他所代表的国家。他越过国际惯例和外交官俱乐部的默契，诉诸舆论和群众情绪。事实上，他将总体战的原则引入了外交领域，将绅士的交涉变成了群众的斗争，对此后国际体系的崩溃负有极大责任。根据契约和产权至上的十九世纪外交原则，他的要求纯属无理取闹。

对于顾维钧来说，这就足够了。他抓住国民外交和民族自决的新学说，将外交家变成了宣传干事，绕过他的西方同侪和日本同侪，诉诸全世界国民和媒体。他的鼓动虽然成事不足，至少败事有馀。他没能迫使日本交出青岛，但至少已经将山东问题从铁案弄成了悬案。这其实就是中国的胜利和日本的失败，因为中国在一九一五年是连提要求的资格都没有的，而日本根本没有谈判的必要。

如果各国外交官都这样做，信用和默契还有什麼价值？条约无异于废纸，君子协定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不要忘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条约根本不存在监督问题。外交官要麼不做承诺，否则就必须维持信用。十九世纪国家的契约精神如果跟一战后的中华民国相同，债权人的舰队就会打进门。埃及和摩洛哥之所以丧失主权，就是因为他们的君主喜欢借债不还。然而因为最大债权人美国反对，这种做法突然行不通了。几百年来，债务人的地位第一次比债权人有利。

威尔逊主义产生了一项长期后果，大概是威尔逊和顾维钧都始料不及的。在二战以后的国际交涉中，监督问题比谈判内容更难解决。以此推测，顾维钧的成功给中、日两国发出了错误信息，埋下了卢沟桥、珍珠港和板门店的伏笔。

蒋介石在北伐以后的主要成绩，就是将上述认知付诸实施。顾维钧在北伐以后的主要成绩，就是为蒋介石收拾残局。革命外交的初衷就是不付代价地废除条约体系，证明北洋政府的审慎是卖国和愚蠢的、证明北伐的合理性，结果却付出了更加惨重的代价。顾维钧在国联和西方的游说活动大体上重演了巴黎和会的故事，产生了很大的舆论宣传效果，在国内造成了零成本收回利权的幻想，结果最后完全落空。随着抗战的爆发和中、苏实质联盟的形成，他的外交活动基本上丧失了意义。

顾维钧和胡适、汪兆铭、章太炎、宋庆龄、储安平、罗隆基一样，看清了抗战会给蒋介石带来怎样的下场；同时也看清了胡适和汪兆铭明白、储安平和罗隆基却不明白的事情：投靠胜利者比投靠失败者更危险。

冷战开始后，顾维钧继续为蒋介石政府从事对美交涉。然而，他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技术和通讯条件的进步大大削减了外交官的自由裁量权。民主的简单化倾向和冷战的十字军精神，剥夺了外交官的大部分政策影响力，日益将他们降格为办事人员。顾维钧主要依靠长期积累的资历和声望，实际负责的工作已经没有什麼迴旋馀地，其实由一般业务人员经办也没有多大区别。他亲身经历了这种变化，早年的成功本身就是促成这种变化的力量之一；但他有足够的明智和审慎，知道怎样区分力所能及的事情和无法抗拒的事情。他很少做出错误的选择，善于掌握必要的分寸，而且不仅仅限于外交方面，因此得以享受尊荣体面的晚年。他留下的回忆录犹如他本人：绝少说错什麼，却从没有说出他知道的全部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