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曾在多部作品中对“文革”进行叙写。在《兄弟》中，余华文革叙事的最大特点是儿童视角。这与余华的童年经历密切相关。通过儿童视角下的“文革”叙事，余华借孩子之眼反衬社会的黑暗，凸显孩子的纯洁性给读者以希望；余华以旁观者角度叙写“文革”，将裸露的真实展现在读者面前；让懵懂无知的孩子参与到狂欢式的“文革”中，充满荒诞感。
在余华的作品中，对“文革”的描述并不鲜见。《许三观卖血记》中有许玉兰被诬陷成妓女，身败名裂；《活着》中县长春生被游街示众，疯狂殴打；更有《兄弟》中高大勇猛的宋凡平被活活打死，孙伟父亲把铁钉钉进脑袋自杀。其中《兄弟》这部作品描写“文革”的部分约占篇幅一半。《兄弟》（上部）几乎全是在写“文革”。且《兄弟》中的“文革”叙事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儿童视角。余华借“文革”时期尚为孩童的李光头和宋钢之眼，讲述他们看到的“文革”，讲述他们所以为的“文革”。
余华在儿童视角下的文革叙事与其童年经历有很深的渊源。余华曾说，在家乡海盐的三十年，是对他创作影响至深的三十年：“我觉得毫无疑问是作家的童年和少年的生活影响了作家的写作。我一但写某个地方，在我的脑海里就会显现出海盐的某一条街、某一段路。”余华出身于医生家庭，从小和医院接触甚多，甚至在太平间避暑。那个时候，余华对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正是因为这样的生活环境，余华在“文革”叙事中，经常运用死亡、暴力，给读者以强烈的冲击感。“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批斗、游街、械斗，人们的疯狂与无理性深深印刻在他的记忆中。
“文革”时期，尚为孩童的余华在懵懂无知、天真无邪的状态中看待人们的混乱而疯狂的举动。当时的余华可能不会对此有过多思考，只是简单地感受。多年之后，这些感受激起了作家余华的反思，他结合自己的“文革”回忆和艺术加工进行了大量的“文革”叙事。其中，《兄弟》中儿童视角下的“文革”叙事，就是余华试图还原自己多年前对“文革”的认知，用最真实最原始的方式将“文革”呈现在读者面前。
1 成人如何面对“性早熟”的李光头
在《兄弟》中，李光头因模仿新婚父母的房事获得快感，从而养成了在长凳和电线杆上摩擦的习惯。李光头对性的好奇没有什么错误。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儿童已经有了性的启蒙，表现在儿童性欲望。因为无知和缺乏引导，在李光头的视角里，他只把“摩擦”当做是一种可以获得快感的游戏、一种神奇的现象，所以屡次的尝试是可以理解的。
别人对此有何反应呢？三个中学生告诉李光头“他发育了”；童铁匠说李光头“有性欲了”；就连街上走过的人见到李光头抱着木头电线杆的模样，“个个挤眉弄眼掩嘴而笑，他们知道他是在干什么，他们嘴上什么都不说，心里偷偷笑个不停”。众人当然知道李光头“摩擦”是在干什么，但他们仅仅将李光头的奇怪举动当作笑料，冷眼旁观。唯有苏妈的一句“作孽”呼唤着大众的良知，收效甚微。没有人站出来告诉李光头“摩擦”是什么意思，当众“摩擦”是不恰当的举动。他们任由李光头性探索，甚至变相地鼓励、刺激李光头，以获得更多取笑李光头的机会。
孩童游戏般的行为被深谙世事的成人嘲笑和利用。将李光头的天真无邪与成人的别有用心相比较，越发凸显李光头的天真与成人的邪恶的“看客心理”。
2 孩子不懂这世界怎么了，成人亦无法回答
《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中成人视角的“文革”叙事，常常是有迹可循的，读者可以了解到“文革”的来龙去脉：“文革”因何而起、“文革”革谁的命、“文革”的发展情况。但在《兄弟》里，这些整体背景均一笔带过，将重点放在儿童在“文革”中的所见所闻、亲身体验。儿童往往不会有很深刻的思考，对事物的认知停留在表面，所以儿童视角下的“文革”叙事往往侧重于对事实的描写，少有深刻的富有逻辑性的感受与思考，但它的无知与真实有触动读者的力量。
在《兄弟》中，李光头和宋钢对“文革”的认识即“刘镇每天都像过节一样热闹”。街上充斥着游行队伍，带着高帽子和大木牌的是阶级敌人，谁都可以随意欺负他们。李光头和宋钢的爸爸宋凡平先举着红旗的风云人物，第二天就变成了阶级敌人。这在孩子的眼里，只是“昨天的时候他还在这桥上威风凛凛，今天突然变成了这幅模样”，“他们知道今天的宋凡平已经不是昨天那个了。”李光头和宋钢并不知道宋凡平是阶级敌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变成阶级敌人。当红卫兵来抄家的时候，李光头和宋钢“以为是宋凡平的朋友来看望他。看到这么多戴红袖章的人来到家中，威风凛凛地把所有的地方都占满了。李光头和宋钢兴高采烈，在他们中间钻来钻去，就像在树林里钻来钻去一样。”李光头和宋钢不知道何为抄家，不知道宋凡平被抄家时为何还如此高兴。孩子们不知道地主的真正意思，不知道爸爸为什么整日被殴打，还对施暴者彬彬有礼，更不知道爸爸为何死去。孩子们就在无知中见证了父亲宋凡平的死亡。
孩子们是“文革”时代的弃儿。因为无知，他们兴奋地融入街上的游行队伍，喊着革命口号，踢打阶级敌人，成为“文革”的帮凶。同样因为无知，他们被迫见证和承受一个又一个悲剧：父亲被批斗，父亲被殴打致死，孙伟因反抗剃发而死，孙伟父亲自杀……
当孩子们终于确认桥边血肉模糊的尸体是自己的爸爸时，他们放声哭喊，为什么高大勇敢正直的父亲会突然惨死？他们不知道。于是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一次次受到伤害：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变成了这样。让读者不禁扪心自问，追寻“文革”一幕幕悲剧的原因。是毛主席收到蛊惑还是四人帮的煽动？这些都不是。《兄弟》想表现的，是社会失序下人性黑暗面的无限扩大。但大人如何向孩子们解释这个原因呢？于是《兄弟》的“文革”叙事沉浸在一种无法言说、无处发泄的不畅快之中。
3 “狂欢式”
在《兄弟》的“文革”叙事中，由于儿童视角，“文革”常以“狂欢”的形象出现。“文革”来到刘镇后，李光头和宋钢开始早出晚归，他们整天在大街上。“刘镇的大街上开始人山人海，每天都要游行的队伍在来来去去，越来越多的人手臂上戴上了红袖章，胸前戴上了毛主席的红像章，手上举起了毛主席的红语录。越来越多的人走到大街上大狗小狗似的喊叫和唱歌，他们喊着革命的口号，唱着革命的歌曲……”
实际上，小说中的民众和“红袖章”的确处于一种充满暴力的狂欢之中。相比于民众的语言暴力，“红袖章”们更多的是行动上的狂欢。以刘成功、赵胜利为代表的“红袖章”们，很多是价值观尚为定型的年轻人，他们在“闹革命”和“抄家”上有高涨的热情，具有强烈的优越感。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做出决定，以群体方式解决问题，进行血腥的暴力行为。这种冷血无情的狂欢与“红袖章”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而这个自发的小群体带来的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红袖章”们一次次地抄宋凡平的家，把宋凡平活活打死；杀死孙伟，折磨孙伟父亲，逼孙伟母亲发疯。这就是“红袖章”们的狂欢，也是李光头和宋钢想要参与其中的“狂欢”。但李光头和宋钢不知道，“狂欢”剥夺了多少人的尊严和生命。余华就这样将李光头和宋钢意识不到的真相展现在读者面前。
余华不是单纯地把“文革”描绘成一个全恶的时代，反而努力地寻找混乱中的一丝人性的美好。如李光头和宋钢的单纯与顽强，兄弟间在乱世相依为命。余华在《兄弟》中采用儿童视角进行“文革”叙事，可以看作是对“文革”的对抗，对“文革”中美好人性的呼唤。孩子尚未过多沾染成人世界的阴暗面，他们用最清澈最纯洁的眼神解读世界。在意识到儿童视角时，不免要把视线放在孩子身上。孩子的存在本身就是这个“文革”世界的一片净土，虽然岌岌可危，但他们代表了这个万马齐喑的“文革”世界中最后一抹希望。由于不谙世事，孩子们没有背叛和凶残。而无论这个世界是如何疯狂，骨肉亲情是不能被阻断的。在乱世之中，一个个苦苦支撑的小家庭坚持着，闪耀着亲情、怜悯、关爱、无私之光。
参考文献：
[1] 赖佳佳.余华《兄弟》的“文革”叙事[J].文教资料,2018,784 (10).
[2] 韩冬梅.余华带给我们什么——简析余华的“文革”叙事模式[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7，23(7).
[3] 李莉娜.论余华小说《兄弟》中文革叙事的手法特征[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