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
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
——瞿秋白《哭母》
序 言
当直面母亲之于孩子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惊讶且颤抖的发现，那是文学的尽头、是世界的终章、是人生的答案。穿越一个世纪，再去品读金璇与瞿秋白这对母子的故事，不禁悲泣：母亲的无奈，也是我的无奈；母亲的忧愁，亦将是我的忧愁；母亲的归宿，也必将是我的归宿。
噩 耗
1916年正月初五之夜，金璇在煤油灯下，含泪写下了几封请人代抚儿女的遗书。遗书中这样写道：“债主催债，年关逼人。寒风飞雪，缺米少柴。饥饿难耐，愧为人母。一群儿女，聪慧可爱。既生人间，无赋人权。亲朋好友，代劳抚育；天恩不忘，神灵保佑……”之后，她把两匣红磷火柴头和着烧酒吞下，服毒自尽。虽经抢救，已经无效，终于初六日酉时辞世，时年42岁。
1916年正月初六，17岁的瞿秋白刚刚在家里过了春节到无锡江溪桥小学上班，得知母亲自杀的消息立即赶回常州瞿氏宗祠家里。只见弟妹们哭成一片，父亲则坐在一旁闷声不响抽着烟。看得出，父亲当然是难过极了。只不过是不好意思像儿女们一样大声哭喊而已。长子秋白一进门，就再也忍不住了，快走几步便跪倒在母亲灵柩前，跟弟妹们一起哭喊母亲。但是呼母母不应，哭母母不闻……“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
父亲瞿世玮为妻子主持了丧事，还为妻子送了一幅挽联，其中的半联原来是“受尽讥谗全大局”，后因怕得罪亲友，改成“受尽饥寒全大局”。
始 末
瞿世玮所说的大局究竟是什么，能让八个子女的母亲选择服毒自尽？
1899年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世代官宦之家，他的父亲瞿世玮是个贾宝玉式的文艺青年，爱好绘画，剑术，还喜欢道家黄老之术，就是不喜欢仕途经济，几乎没有收入来源，住在叔父瞿庚甫的大宅之中，生活上靠在浙江做知县的哥哥瞿世琥接济。
瞿庚甫任湖北布政使，是个肥差，颇有资产。瞿秋白四岁时，瞿庚甫死于湖北任上，家眷离开湖北，回乡居住。宅子的正主儿回来了，矍世玮只好带着母亲和妻儿搬离叔父的住宅，租了一所房子居住。瞿秋白十二岁时，辛亥革命爆发，他的伯父瞿世琥不合时宜，丢了官，闲居杭州，收入锐减，也顾不上接济瞿秋白一家了。
瞿秋白的母亲金璇，字衡玉，精于诗词，擅写小楷，婚后生育八个子女，长大成人的有五子一女。子女众多，丈夫不事产业，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大伯支援，对一位妻子和母亲来说是很痛苦，也很丢面子的。她只能鼓励丈夫外出谋生，为了减轻家中负担，她把婆婆送到杭州大伯家中奉养，婆婆不愿离开故土，在船上大骂金璇不孝。两年后，婆婆在杭州病逝，瞿家人因为这件事对金璇很有意见，不再资助瞿秋白一家。
全家人的生活全靠借债勉强维持，借据日积月累，只增无减。瞿秋白的母亲每天被债主们逼得痛苦不堪，曾伤心地说：“要等到我70岁，才能还清这些债啊!”
瞿秋白一家陷入困顿境地，房租付不起，只好搬到瞿家祠堂里居住，靠典当、借债勉强度日。1915年冬，瞿秋白由于交不起学费，只好辍学。
瞿秋白从小多才多艺，聪慧过人，对丈夫失望的金璇把希望寄托在长子瞿秋白身上，没想到儿子学都上不起，更谈不上光明未来。他的失学，似乎在家里发生了一次地震，对母亲来说，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幻灭。一家人旧债压新债，几十年都还不上，金璇彻底绝望了。瞿家人对她的指责也让她心冷，她奉养婆婆十几年，仅仅因为最后两年把婆婆送出去，就成为众矢之的。
1916年，瞿秋白一家过了一个惨淡的春节。金璇暗下决心，用自己的死给孩子换一条生路。过完年，她就找了个借口把瞿秋白支走，晚上，她在昏黄的油灯下，给亲友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委托他们照顾她的儿女。她拿出仅有几个铜板，去买了两盒火柴，把火柴头剥下来，和着酒，把火柴头吞了下去，用这种惨烈的方式自杀了。
母亲死了，这个小家庭也解体了，一家人四分五裂，投亲靠友，受尽人世间的凄凉。
归 宿
母亲之死，是瞿秋白革命化的起点，但也是他革命信心缺憾的根源；
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噩梦，是他至死都没有纵情抒发的悲鸣。
“我家因社会地位的根本动摇，随着时代的潮流，真正的破产了。‘穷’不是偶然的，虽然因家族制的维系，亲戚相维持，也只如万丈波涛中的破船，其中名说是同舟共济的人，亦只能有牵衣悲泣的哀情，抱头痛哭的下策，谁救得谁呢?我母亲已经为‘穷’所驱逐出宇宙之外，我父亲也只是这‘穷’的遗物。”
“家庭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诽诅咒毒害，无所不至。‘人与人的关系’已在我心中成了一绝大的问题。”
——瞿秋白《饿乡游记》
我们时常看待一个人会生出种种的好奇，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瞿秋白会和鲁迅结下深情厚谊？为什么被捕时是如此淡定坦然？为什么遗笔《多余的话》中尽显疲惫之态，而对于死亡是如此的从容？
与鲁迅相识的日子应该是瞿秋白一生中少有的慰藉的时光。他用马克思主义革命视角肯定了鲁迅左翼文学先锋的地位，用平生少有的直接的、锋利的文字抒发对旧世界的痛恨，言辞欢跳之处像稻田里奔跑的孩童。而只有脱离革命的严肃的立场，仅仅从一个人的角度出发，才能理解瞿秋白当时的喜悦：他看到一个和自己身世遭遇几乎相同的鲁迅，但却感受到了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热烈激昂的文字风格，像冷极而暖、似久暗忽明。
人的悲欢喜乐无法感同身受，但一定是可以被理解的。瞿秋白于福建被捕时表现的种种坦然，除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之外，更多的可能是人生的太疲惫。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可笑的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
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来，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从《哭母》读到《多余的话》，我很难描述作为一个读者的心情了。伟大如秋白，悲鸣如秋白；穷如秋白，孤勇亦如秋白。诸君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