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过两次高考。
第一次是2003年。
那一年题特别难，做惯模考题的我们一下子懵了。虽然早知道真实的战场肯定比模拟演习残酷得多，但没料到残酷到那种程度。
我是一个慢热性的人，好像还没进入状态，就考完了，同学大都表示很紧张，有的甚至紧张得拉肚子。
6月8日考完最后一科，从考场步行回自己学校的途中，班主任很关切地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不太好，他说“考北大应该不成问题吧？”我说没把握，他不停地安慰我“肯定没问题”。
自从在高一结束时的全县统考中考了第一名后，我就被灌输了唯一的目标——考北大。但这个目标对我来说其实很抽象，与其说是我的目标，还不如说是老师们的目标。
那时网络还不发达，而且学校是全封闭式管理，只有偶尔听到某个调皮的男生又翻墙去网吧打游戏然后被逮住了，像我这样的乖乖学生对上网自然是敬而远之。
对于北大，我只知道它是全国最高学府，是文科生的终极目标，它每年在四川的招生名额就几十个，像我们那种农村高中，每年能考上一个都不错了。
那时还是估分填志愿。考完后，我自己默默算了一下，可能最多就600分。填志愿那天，班主任劝我不要太保守，又说今年题难，录取分数肯定会下调很多。我思考了一下——在信息缺失，又长期只知埋头读书的情况下，我其实无法真正理性思考——第一志愿填了北大西班牙语专业，第二志愿填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贸易专业。
十几天后，分数出来，581分，比想象的还低，在校内都排不到第一，更别说县里、市里了。我虽然早有不好的预感，仍然觉得颇受打击。那天下午，我钻进自己房间，戴着耳机，大声地跟着磁带嘶吼，妈妈后来说我的歌声跑调很严重。
北大的录取分数好像是610多，我是省三好，加了10分，仍是够不着。那年我们全县都没人考上北大，理科第一名是我们学校平常总考第一的男生，在省三好加10分后勉强上了清华。县文科状元是另一个学校的男生，去了南京大学；他爸爸是个算命先生，据说他金榜题名后，他爸爸的生意就格外红火起来。
后来，我收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国际贸易（英语）专业是该校很强的一个专业，但是学费把我们吓傻了——16800！比艺术生还贵！那时一般的大学学费就四五千，广外的大部分专业也是这个价。
我搞不清楚这个专业为啥那么贵，本来上第二志愿已经很委屈，如今学费又高得完全无法承受。
我没有别的选择，决定复读。
去学校报名复读的那天，在老师的办公室里遇见一个已经上大学的师姐，正好是广外的，趁暑假回来探望老师。
她长得特别漂亮，人也热情活泼，扎着高高的马尾辫，看起来很精神，在紧身黑色体恤的衬托下，更显得皮肤白皙、身材苗条。那间色调黯淡的办公室因为她的存在变得特别光亮。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首先是自惭形秽，然后想到大学里，特别是广外这样的学校，国贸这样的专业，是不是都得活泼外向才混得开，而我自己正好是反面，估计会过得很难吧；我觉得自己无论脱胎换骨几次，都不可能变得像师姐那样光彩照人，这样一想，就更坚定了复读的决心。
也许我的钝感力还可以吧，复读期间，并没有觉得压力很大。因为老师管得严，连熬夜都少了。在一个火锅城打了一个多月的暑期工后，我轻了差不多10斤，这让我也找到了一点自信。那时，我们的寝室是一间大教室改装的，住了二三十个人，很热闹，也蛮好玩。
有一段时间，寝室里流行吃一种小包装的腌制大蒜，几个比较外向的女生吃完后，故意跑到别人脸上去哈气熏人，搞恶作剧，整个寝室充斥着强烈的大蒜味。我没有参与，但是觉得很好玩。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2004年的高考。
这一次我进入状态了，题也没那么难。但是，因为是复读，我不敢再报北大了，只在提前批次志愿填了北大的考古系，后来还是差7分。老师们这次也不敢再鼓动我报北大了。于是，我报了人大，又一个抽象的地方；出于对艺术的旧情，我报了广告学专业，后来发现跟自己想的差得太远。
高考完没几天，我又去市里做暑期工，在一艘船上——实际是个吃鱼的餐厅——做服务员。
白天，要把头发盘成一个发髻，穿白色的衬衫、黑色包臀裙，我那习惯宽松体恤牛仔裤的身体在这一身行头下面感觉十分别扭。我们十来个新人，围着一张大圆桌，听领班的训导，然后练习把餐巾叠成一朵花，把泸州老窖准确地倒入小小的玻璃杯而没有一滴洒落。
夜晚，躺在床上，跟着船身一起摇荡，听着江水在身下流淌的声音，感觉前途渺茫。
在船上呆了三天——感觉像三年，突然收到消息，居然是来自媒体，说我考了市文科状元。一年的卧薪尝胆有了回报，我立马辞掉暑期工，去车站赶回家的巴士。那趟车的司机是我的亲戚，坐车的人很多都是熟识的同乡，因为有媒体的传播，全车人很快知道了我的事，一路上喜气洋洋。
那家媒体在后来的报道中为了吸引眼球，把我塑造成一个成绩优秀的寒门子弟，这样就吸引了一些领导和企业给我捐钱，其实一共不到1万块，但是乡亲们三人成虎，传来传去就成了十几万。在关于我家庭细节的报道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实的情况，所以整个过程看起来皆大欢喜，实际上却隐含了很多不愉快，种种无可辩驳无可承受不足为外人道。
在学校里，我也遭遇到了类似的隐痛。文科状元是个荣誉，却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因为我没有考上北大。按照学校的规定，只有学生考上北大清华，班主任老师才能得到奖金。应届的一个学妹比我少了九分，但是她是应届生，可以享受省三好10分的待遇，这样就比我多一分，上了北大的俄语系。
在全校庆功大会上，我们几个前几名的站在台上接受赞誉、谈感想，除我之外，其他几个都是应届的，站在台上的老师也是应届的，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我的不满，也能理解他们的感受——要不是我的存在，他们原可以包揽一切荣誉。往届生本来就低人一等，我感觉自己就像观念保守的村子里一个二婚的媳妇，即便嫁了好人家，还是会被乡人戳脊梁骨。
北大情结本不是我主动的追求，却因为长久的灌输长在了我心里。开学时，第一次走进人大残破的校园时，我的心就难受得快要窒息。等到第一次走进北大古意盎然的校园，站在一座小桥上看水中自在的游鱼时，我终于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不过在之后六年的大学生活中，我的生活常常充满欢笑。
人们常说人生中有几个关键的选择，会影响一生的走向。高考无疑是其中一个。
我却不这么认为。
没有考上北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的人生，
考上人大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的人生。
因为世俗关注的只是外在的名利，而我关注的是更深广的精神世界。
高中那时，看起来大家的目标都是明确的、统一的，就是“考上好大学”，特别对于我这种寒门子弟，考上大学与否几乎就意味着命运的天渊之别，至少舆论是这样认为的。这样的舆论也深深影响了我，但幸运的是，它没有主宰我；在我的心里，永远为自己留了一方不可侵犯的自由领地。
那时，在老师和同学眼里，我是一个家境贫困的、身材胖胖的、性格内向的、学习勤奋的女孩，因为成绩一直拔尖，这些特征成为我牢固的标签。
可是，有谁知道我在试卷的遮掩下给心爱的男孩子写情书呢？有谁知道我为了去约会跟老师撒谎请假呢？有谁知道我双手撑着额头看书其实是在打瞌睡呢？有谁知道我一直在日记中抨击那拯救我成就我的教育制度呢？有谁知道我不止一次想要退学呢？
而且，我这个别人眼中的书呆子，并没有总是为考试而学习——就高三一年，我就看了三遍《红楼梦》；每天晚自习后，我都会站在窗台前练20分钟毛笔字；我也会跟同学一起偷偷看电视看电影……总之我做了很多跟考试不相关的事。
即便跟考试相关的事，我也不喜欢按照老师的套路来，比如学英语，我几乎不看教材，不学语法，只按自己的喜好看杂志、背诗、模仿电影片段，结果每次都考高分。这样看来，我的高中生活好像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枯燥乏味，因为一个丰富而自由的灵魂不管在哪里都不会被禁锢的。
在老家，以前，作为“别人家的孩子”，我常常被作为榜样。而今，或许更早，我应该已经成为“高分低能”、“考上名牌大学却找不到好工作，挣不到大钱”、“那么高的学历却在家做家庭主妇”的例子，在家长里短的谈话中被调侃。我远离家乡，感受不到、也不在乎这种压力，父母也从未提及，也许根本无人记得这些陈年往事，毕竟大家都很忙碌，忙着生，忙着死，忙着挣钱，忙着花钱。
14岁的时候，我跟朋友在山林中散步，我说我的理想是隐居山林。
这些年来，读过古今中外很多作家作品，我喜欢的，永远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梭罗的《瓦尔登湖》，还有蒙田的随笔……
在生死场和名利场中摸爬滚打多年，那个开玩笑一样的初心好像早已忘记。我按照家人的期待和世俗的标准过着波澜不惊的稳定生活，可是我内心的波涛从未停止翻腾，只是苦于外在条件还不够、自己的内心也不够强大，不敢做实质性的改变。
2013年底与死神三次擦肩过后，那些我本来就不是真正相信的价值观彻底崩塌了，我想要回归到自己精神的伊甸园中，完完全全。
而今，我算是得偿所愿吧。卸下了名缰利锁，每一天，我都过得孤独而充实。没有真正隐居山林，但生活中到处都是大自然的气息，蓝天白云、花花草草，还有山，还有海，而最重要的是，心灵的完全自由。
而今想起当年因为偶尔考了第二名而痛哭、在北大的小桥中看着游鱼黯然垂泪的自己，有恍若隔世之感。
我始终认为，高考决定不了命运，任何一个看起来事关重大的选择，都决定不了命运。
世上本来有很多路，只是当所有人都挤到一条路上时，其他的路就开始杂草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