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出有名与兵贵以势 ——《资治通鉴》读书笔记74

      《礼记》说：“师必有名。”而孔子也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利。”这两句话都强调了师出有名的重要性。

      在汉宣帝元康二年，匈奴挑起了边境之争。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匈奴认为车师国土地肥美，又临近匈奴，如果被汉人占据了，对他们将会特别的不利。所以就派兵攻击驻扎在车师的汉朝军队。当时郑吉上书汉宣帝请求攻打匈奴。当汉宣帝与后将军赵充国商议之后，也打算趁着匈奴正衰弱之时出兵攻打，可以一举击败匈奴。但是丞相魏相不同意。他认为出兵要有合适的理由与核实的时机，正所谓“师出有名”。为此他提出了“五兵”的说法：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务民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汉宣帝采取了魏相的建议，妥善解决了这次的边境之争，避免了老百姓陷于战火之中。

        在后来，又出现了匈奴的内部之乱。有人建议趁匈奴“五个单于”动乱之时，出兵灭了匈奴。“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但是御史大夫萧望之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前单于慕化向善，称弟，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如果这样还动兵的话，及时不义之兵，是会劳而无功的，不如怀柔政策，使匈奴归附。“怀诸侯，柔远人，则四方归服。”

      其实在《曹刿论战》中也有关于出兵的最佳时机的例子，他讲求出兵的“势”，也就是在师出有名之后，什么时候出兵合适。在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由于使者义渠安国处置不当，引起已经归附汉朝的羌人的再次叛乱。后来汉朝派赵充国前去平叛。在对待羌人的作战中，赵充国就很好的把握了出兵的“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他强调“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百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云：“胜者之战人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也是强调了“势”的重要性。

        但是在韩非子所讲的“势”似乎与司马光所讲的“势”是不同的。韩非子的“势”是建立在获利的基础上的。在《韩非子•说林上》就讲过晋人伐邢，邢向齐国求助的故事。当时齐桓公答应出兵就邢，但是鲍叔却说时机不到：“太早，邢不亡，晋不敝。晋不敝，齐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晋，齐实利；待邢亡而复存之，其名实美。”齐桓公就答应了先不出兵救邢。由此可见，法家的“势”和儒家的“势”是不同的。

      俗话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何正确把握时机，把握“势”，还真的是一门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