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因为涉及违规原因被锁定了，有时间重新改。
1643年9月21日，皇太极猝死于沈阳（盛京）。在皇太极死的这个节点，八旗内部几大势力的兵力和驻防情况如下。在入关前的大部分时间，后金（清）直接统治的地域是非常狭小的，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辽宁省东南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明朝以辽河为界。对于广大的漠南蒙古地区，皇太极虽然编了八旗蒙古，可以直接征兵，但无有效的征税手段，而是以“朝贡制度”代替。努尔哈赤时期，给八旗军队划定了各自的防区。以沈阳（盛京）为中心，正黄旗驻防城东，镶黄旗驻防城北，正红旗驻防城东南，镶红旗驻防城西北。这是内圈。
外圈的南部，也就是今天辽东半岛的沿海地区和邻近朝鲜地区，为两蓝旗防区；外圈的西侧，即辽河沿岸、邻近关锦防线的地区，为两白旗防区。注意，此时的两百旗不是多尔衮三兄弟的，而是皇太极和杜度。皇太极上台后，规范了驻军制度，并改变了努尔哈赤时期各旗固定驻防的局面，开始混编、轮驻。天聪六年，皇太极下令：“城守官员，三年任满者，赴沈阳考察功过。有功者赏，有罪者革职，仍令留任，供职三年，再行考察。”“各路城守官员为牛录章京品级”。考察内容是：“察其逃人、船只，曾否捕获;城垣、兵器，曾否修整。”
这个“章京”，就是汉文“将军”的满语音译，而一牛录为300人，也就是说，牛录章京就相当于营长。皇太极的这些举措，改变了原来八旗势力各守一方的态势，将对守城官员的考核权收归中央，避免了地方割据势力的产生，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皇太极还一手谋划了两黄旗驻内、其它旗驻外的格局。崇德六年，松锦大战结束后，皇太极命令：“命多罗睿郡王多尔衮、贝子硕讬等，驻防锦州。多罗肃郡王豪格、公满达海等，驻防松山”。多尔衮是正白旗，硕讬是正红旗；豪格是正蓝旗，满达海是镶红旗。硕讬是代善的第二子，满达海是代善的第七子，此时两红旗的旗主虽然名义上是代善，但是这两人都已经是各旗的领袖人物。皇太极这么布置的初衷，是让多尔衮的正白看住硕讬的正红，让豪格的正蓝看住镶红旗的满达海。同时分化两白旗，将多铎的镶白旗分散布置在辽东半岛沿海的广大地区，让济尔哈朗的镶蓝旗与多铎混守。而他的两黄旗，则集中驻扎在沈阳附近。
以上布局，就保证了只要皇太极活着一天，任何一方都没有力量发动军事政变。其实即使他死了，有两黄旗守卫京畿，谁想武斗也是不可能，因为任何一方都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聚集足够的力量。所以，在皇太极死的这个节点，想要动用通过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抢夺皇位，对任何一方而言都不太现实。当然，皇太极实在是低估了多尔衮的拉人能力，他万万想不到，就在正红旗的硕讬跟多尔衮同驻锦州的时候，他两滚到了一个被窝，当然，这是后话。豪格、多尔衮都明白这种军事布局的利害，所以，他们只能开会解决皇位继承问题。而他们开的这个会，叫议政王大臣会议。这种“议政制度”，创立于努尔哈赤起兵初期。那会儿的后金，相当于现在的股份制公司，老努的兄弟、子侄带着自己的家口入伙，也就是入股，跟着老努打天下。作为回报，老努给他们分配一定的权利，包括重大事项决策的发言权。
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处死已经兼领国政嫡长子褚英后，开始了军事贵族共商国政的模式。他设置议政大臣五人，理事大臣十人，这些人全部是他的子侄，约定每五日议事一次，商讨国政。天命元年，即1616年，努尔哈赤认为这种议事制度往往意见难以统一，指定不了决策，所以将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四人升格为大贝勒，地位高于诸贝勒之上，缩小了核心事务的议事规模。天命六年，即1621年，努尔哈赤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命四大贝勒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握。天命七年，即1622年，努尔哈赤又感觉四大贝勒权势太大，所以谕令八旗旗主贝勒共议国政，即为议政王会议开端。当年，努尔哈赤又命皇子八人俱为和硕贝勒，是为议政王，八人共议国政，也称“八王共治”。这八个人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岳托。努尔哈赤规定，“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土地必八家分据之”，并指示在其身后应坚持实行此制。
但是，皇太极登基后，对这种制度很不喜欢。皇太极的毕生追求就是集权，就是不断拉拢自己的小弟、亲信，搞死年龄相仿兄弟。但是老爹定下的制度他又没有办法立刻废除，所以，他采取了超级和稀泥方案，即扩大议政人员范围。皇太极规定，除八旗各旗主继续兼议政大臣外﹐每旗另设议政大臣三员，就这样，在清代历史上正式出现了“议政大臣”的职名，而议政会变成了茶话会，可参与议政的人员多达三十人之多（每旗4人+皇帝）。皇太极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吸收较低级的贵族参与军国大政，以削弱其他六旗旗主的权力。后来，皇太极陆续搞掉了莽古尔泰和阿敏，又恶整了代善、多铎、阿济格，所谓的“议政王会议”基本成了他的一言堂。
为了记录议政会议的情况，统计各方意见，崇德二年，皇太极正式设立议政处，作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没有固定的员额和职掌，只设议政章京，办理议政王大臣奉命议政前后的必要事务和处理有关公文，涉及机要而无直接行政之权。设立办公室后，参加议政会的人就更多了。八旗旗主、六部满﹑蒙尚书、内大臣﹑一等侍卫，以及王﹑贝勒府中的长史等，都被列为议政者。汉军八旗的大臣如范文程﹑宁完我等人也曾一度参与议政。如此多的人议政，当然议不出个结果，所谓的议政王会议制度也就名存实亡了，最后都得听皇太极的。可是现在，皇太极死了。其实皇太极死了也不要紧，他要是死前指定个接班人，有两黄旗的拥戴，继位倒也不是大问题，可是他没指定，这就比较麻烦了。而此时，真正有力量决定皇位归属的，是两个非常不起眼的人，图赖和鳌拜。
为什么呢？
因为要研究继位问题，就必须开会讨论，不管是多尔衮还是豪格或是其他什么人，不可能在自己家里就称帝。
要开会，就得有会场，那么会场在哪呢？在沈阳皇宫崇政殿。
为了“保护”开会人员的人身安全，宫殿外就必须有护卫，谁负责宫殿外的护卫呢？是皇太极两黄旗的侍卫。两黄旗的侍卫听谁的命令呢？当然是皇太极的。可是现在皇太极死了，他们的直接领导人就是我前面说过的巴牙喇纛章京，也就是护军统领，也可理解为亲兵领队。那么现在谁是护军统领呢？正黄旗巴牙喇纛章京，瓜尔佳·图赖；镶黄旗巴牙喇纛章京，瓜尔佳·鳌拜，他两是堂兄弟。当然，还有个人比这对堂兄弟更关键，索尼。最早看透这一点的是多尔衮。皇太极死之后五天，多尔衮到三官庙，叫索尼来商量继位的事儿。这个三官庙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地方，它之前最出名的由头是关押过张春。张春在祖大寿军中为监军兵备道，与后金交战兵溃被俘，誓死不降，被皇太极安置在沈阳三官庙内。
所以说，多尔衮这次叫索尼来，是不想声张的。从这一点看，多尔衮绝对是政治斗争的老手，完美继承了皇太极的手腕。索尼当时是什么职位呢？是三等甲喇章京，值内院。这个“三等甲喇章京”不值钱，但是“值内院”就相当值钱了，这就相当于皇太极的贴身秘书。这会儿还没有“领侍卫内大臣”这个职位，但索尼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如果你常看清宫戏就会发现，所有想政变或搞事情的人，都要拉拢两个人，九门提督和领侍卫内大臣。而现在，你可以将索尼理解为“领侍卫内大臣”，将鳌拜和图赖理解为九门提督。多尔衮召见索尼这件事情是绝对不符合规制的，多尔衮一个分管吏部的旗主，不与其他旗主商量册立的事儿，却把皇太极生前的贴身秘书叫去了，这难道不诡异吗？对这种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多尔衮的阴谋。他要釜底抽薪，如果能够说动索尼，弄出一份“先帝遗诏”，直接将多尔衮确立为接班人，那就没有其他人什么事儿了。即使索尼不愿意干这种侮辱智商的事情，只要两黄旗的侍卫群支持，多尔衮登基也就顺理成章了。
多尔衮怎么劝的不知道，但索尼听完后只是说了句：“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注意，索尼并没有说要立豪格，只是说要立皇子之一。对于索尼而言，不管是豪格还是多尔衮继位，对他都没啥好处。因为索尼是正黄旗，多尔衮是正白旗，豪格是正蓝旗。不管他两谁继位，肯定要效法皇太极当年的换色，将白旗或蓝旗换成黄旗，而索尼所在的正黄旗，必定要降格。当然，如果非要在两人之间选择，索尼还是倾向于豪格，毕竟豪格是皇子，他所统帅的正蓝旗本来就是两黄旗改色而成的。还有个事儿相当能够反映索尼的立场。按说多尔衮找索尼商量册立这件事情，应当是相当隐秘的，可是却光明正大的出现在清史稿中，很明显索尼不买多尔衮的账，将这件事情抖搂了出来。当天晚上，巴牙喇纛章京图赖也去找索尼，双方下定决心，要立皇子。
第二天早上，商讨继位的议政会定于崇政殿召开。索尼、图赖、鳌拜率领两黄旗亲兵全副武装，张弓挟矢，将崇政殿层层包围，走进会场的多尔衮一定看到了这种场景，但是他也没有办法，他总不能召集王公大臣去他住的地方开会吧？会议开始的时候，皇太极生前所坐面南的位置空缺，参加议政的诸位王公大臣东西向分坐。会议一开始，索尼、鳌拜就发言，表示必须立皇子。其实他两此时在诸位王公大臣面前实在是个小喽啰，可是没办法，门口的两黄旗亲兵都听他两的，这给了多尔衮极大的压力。多尔衮迫于形势，让他两暂时退下。这时，阿济格、多铎开始发声，劝多尔衮即帝位。一是因为索尼、鳌拜的压力，二是因为除了这两个亲兄弟现场再没人响应，所以多尔衮未表态，而是犹豫不决，史载“未允”。这时候，急性子的多铎站了出来，说了句：“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多尔衮事先的沟通工作并没有做好。多尔衮连索尼都找了，怎么可能不找两个亲兄弟商量呢？从多铎现场的态度来看，多尔衮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说服多铎支持自己，可是当自己稍有迟疑时，多铎就跳了出来，十分坦白的表示自己也想当皇帝。这就很尴尬了。多尔衮情急之下，连忙说出：“肃亲王亦有名，不独王也。”也就是说，多尔衮的意思是，你多铎想依仗太祖遗诏登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也在太祖遗诏上。多尔衮在不知不觉间就离间了豪格和多铎的关系。多铎一听这个话，话风一转，又说道：“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礼亲王也就是代善。代善听闻说道：“睿亲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能胜此耶？”事情到这里就僵住了。
很多朋友可能会发现，怎么都到这会儿了，还没有豪格的事儿呢？《清史稿》和《实录》中确实没有记载，而《沈馆录》中却对推举豪格的事儿进行了详细的记叙。《沈馆录》记载的是朝鲜世子被被质于沈阳时所发生的各种事情，从崇德二年(1637年)二月开始，到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结束。作为一个客观者的记叙，对研究满清早期的历史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沈馆录》记载的事情发生在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的那天是八月九日，所以八月十四日就是“太宗崩后五日”，也就是多尔衮召索尼议事的日子，也就是崇政殿议政的前一天，记载如下：十四日，诸王皆会于大衙门。大王发誓曰：“虎口，帝之长子，当承大统。”则虎口曰：“福小德薄，非所堪当。”固辞退去。定策之议，未及归一。
这个“大衙门”，可能是沈阳故宫午门，也可能是崇政殿。这个“大王”，即为代善；这个“虎口”，即为豪格。代善在这次集会上，首先推举豪格，认为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应当继承大统；然而豪格却说自己“福小德薄，非所堪当”，然后就离场了。这一天的讨论并没有结果。接下来是：帝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则宁死于地下而已！”大王曰：“吾以帝兄，常时朝政老不预知，何可参与此议？”即起去。
这一段的描写与《清史稿》一致，两黄旗的侍卫头领拿着剑向前，说：“我们吃先帝的、穿先帝的，先帝的养育之恩与天一般，如果不立先帝的儿子，我们宁可死。”而代善则说：“我是先帝的哥哥，平常的朝政都因为我年老而无法明白，怎么能参与到这种事情的议论中呢？”说完代善也走了。很多人将这次会议同一天后的会议混淆，或认为记载的代善的态度与《清史稿》有出入，我个人认为并不是，这很明显是两次会议，即《沈馆录》记载的为第一天，而《清史稿》记载的是第二天。其时间顺序应该是这样。八月十四日开会，代善推举豪格，豪格辞让，离席；代善很失望，离席；索尼、鳌拜、图赖等两黄旗近臣一看豪格不靠谱，开始武力威胁，表示一定要立皇子；会议结束后，多尔衮召索尼，想争取索尼支持，索尼拒绝；然后图赖与索尼商定，必须立皇子；然后第二天再次开会，多铎、阿济格推举多尔衮，多尔衮摄于两黄旗的武力逼迫，不敢答应；多铎搅局，多尔衮和稀泥，代善表示中立，不再坚持立豪格。
到这会儿，多尔衮一旦强行登基，不要说能不能当皇帝，能不能出崇政殿的大门都是个问题。
然后，多尔衮敏锐地觉察到了两黄旗的利益点，即“立皇子”，如果他的利益能够跟两黄旗的利益一致，以多尔衮的威望+两黄旗的支持，事情就成了。
本文出自大鹏人文《前清风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