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的青葱岁月》,(008)录像厅、结拜兄弟

  电视机是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开始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最初都是黑白的。9寸,12寸,14寸,记得有个小学同学家里用个深蓝色膜挡在电视屏幕前,就算充当有颜色的了,但模模糊糊看不太清楚。

  八零年代后,开始有彩色的了,基本都是进口的,日本品牌占主流。松下,日立,东芝,夏普……

  我家第一台电视是彩色的,1983年买的,没有经历黑白阶段,用我爸的话叫做:一步到位。是福建跟日立合资的“福日”牌,16寸的,宝贝一样占据了爸妈的卧室兼客厅的C位,妈妈很用心的缝制一块紫红色平绒盖头给“福日”盖上,平绒上面还绣了只大熊猫,代表着“福日”在家里的地位。

  从此,我不用再跑到邻居家去蹭电视看了,而且大年三十的春节联欢晚会可以很随意地吃着瓜子,瘫躺在沙发上看,舒服!感觉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那时还没有“葛优瘫”这么意达准确的词。

  电视逐渐进入家庭,电影就没人看了,本来也没几部好看的片子,大多还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搞活动,五分钱一张学生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间隙也有一两部轰动一时的电影上映,如《神秘的大佛》《少林寺》等,掀起了功夫电影热,但高质量的电影跟不上老百姓需求,所以无数的香港录像带就进入了百姓生活,伴随而来,录像厅也不知何时开始遍布街头了。

  跟美东就经常去虹桥路,1路车终点站西边的一家录像厅看录像,是由缝纫机针厂会议室改造承包的。一张三抽桌上面摆着两张椅子,椅子上面端坐一台电视机,旁边还有个跟班——录像机。

  电视机对面是一排排的大长椅,那时代,会议室都是那种椅子。满地的瓜子皮、烟头、冰棍棍。空气污浊,呼吸困难。但这都不是事,不耽误少年们一群群地往里钻。

  大多数录像都是武打题材的,香港片子,听着都是一个人配音的,记得一般是一张票一毛五到两毛钱,看两个录像片。还有连续剧,看完了一场还惦记下一场的,最吸引我们的记得是《再向虎山行》。

  现在回想起来那么粗制滥造的片子,那么脏乱的环境怎么坐得住的,但那会儿对少年们的吸引力却是空前的。

  渐渐的,片子里的街头暴力,帮派义气侵入了少年们的脑子里。很向往那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生活。看到片子里动辄出现的搓土为香,对天盟誓,喝酒吃肉,一人挨打,众人群起,兄弟们一个头磕在地上的画面很是有感觉。

  一个周日下午,跟几个要好的同学去烟墩山海边玩,那会儿,逗浪亭下边往烟墩山宾馆那个方向的海滩,礁石密布,有很多小螃蟹,我们就经常去捉螃蟹玩,那是个初夏,碧海蓝天,海风习习,玩得很开心。忘记了是谁提议的,我们不如今天结拜为兄弟吧。

  于是,一呼众应。没有香案,真就撮沙为香,那时我还不会抽烟,有个同学刘强已经开始抽“民丰”了,把抽着了的香烟插在沙里,美东看了看说:“少点了,录像里人家都是三根香。”

  刘强又很不舍地抽出两根点上,凑成三根,说,“好了,赶紧的,都跪下吧。”

  记得我们是四个兄弟,都扑通、扑通跪下了,跪下后你看我,我看你,也不知下面进行什么仪式。互相嘀咕起来,下面怎么办?

  最矮的杨卫凯说:“看录像上都是歃血为盟,用刀割手腕,我们也要表下决心吧。”

  哪有刀?刘强说,对了,有烟,咱们用烟烫个烟头,看别人都是烫的烟头,留个纪念怎么样?

  行!行!大家都在兴头上,马上都是兄弟了,当然要互表决心,展现自己的热血仁义。于是,纷纷行动。都用刘强的烟头在左手腕,手背靠上位置烫了一个烟头。杨卫凯又说,要把表面烫焦的皮撕去才行,这样,才能留下漂亮的疤。

  大家又咬着牙把皮都撕去。那是我迄今为止,为兄弟烫的唯一的一个烟疤。也只结拜过这一次。

  看大家都烫完后,我提议,既然大家要成为异姓兄弟了,总要分个大小王吧,谁是大哥?

  大家一论,数最老实的美东年龄大,这样,美东就成为大哥了,刘强次之,称二哥,我老三,杨卫凯最小,是小弟,老四。

  大哥美东想了想:“咱们一起说,今天我们四人结拜为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步骤走到了,思想统一了,这次喊得还挺齐。喊完了口号,大家又一起磕了三个头,都很开心,互相拥抱握拳,一起又朝大海喊道,我们是兄弟了!我有兄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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