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海善 编辑：伦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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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五十二岁那年，在逃过了九死一生的三年大饥荒之后，便不顾“故土难离”那句老话的规劝，也不顾自己已是“知天命”的年纪，决计要闯关东了。
三年大饥荒，是一个令人十分恐怖的年代。那时，村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被饿死，抬进了村外的乱葬岗子。父亲的两条腿，上身和脸都肿得发亮，整日躺在炕上一天天熬着。
后来上级给危重的浮肿病人，发了点不知是食品还是药品的紫红色很硬的东西，父亲每天遵医生嘱咐嚼几块保命。十多天后，浮肿竟奇迹般渐渐消了，露出了吓人的皮包骨原型。父母亲都说，这是老天爷睁眼，捡回来条人命。
听父母亲说要闯关东，我和妹妹都非常兴奋。虽知道“关东”是一个很遥远很模糊的地理概念，但从中却常常幻想出一个似乎触手可及的世外桃园，在心里也不断描绘些关东山里的山参蘑菇，林海中的山菜野果，还有大片大片黄灿灿的苞米大豆。关东山，成了我们天天期盼的能吃饱肚子的幸福天堂。
那时，我还弄不懂人们为什么总是说“闯关东”，而不是说“去”关东，或“上”关东呢？后来才知道，“闯”字的含义，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冒险性和不确定性。“闯”，便是冒险下的赌注，是一次命运未卜的闯荡和试探，和后来人们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那句很时髦的话，差不多一个意思。既然是“闯”，便有成功的概率，也有失败的可能。可见，“闯关东”，是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一次孤注一掷或逼上梁山的无奈选择。
为了赶上东北的农时，春节过后，父母亲便紧锣密鼓地做起了闯关东的各项准备。父亲先是把一棵一搂多粗的大槐树锯倒，卖钱做四口人的路费，又悄无声息地拾掇日用杂物。母亲则收拾锅碗瓢盆，被褥及衣帽鞋袜，针头线脑等物。
走那天，我们是做贼般偷着溜出村的。出发时间选在了全村人正熟睡的下半夜。这时，全村鸡不叫狗不咬，四处一片寂静。那几年，村村都有一拨又一拨人偷着闯关东，使当地农村劳力大减。公社和各村便派了民兵围追堵截，到处抓“盲流”。
要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四间老屋，我才知道父母亲对老屋是多么的恋恋不舍。走时，父母亲端一盏小煤油灯这里照照，那里照照，伸手在炕上摸摸，又摸了摸墙壁，屋门。这是父母亲与老屋依依惜别，并将老屋深深地印在心里。
走出家门，母亲便带着哭腔说，住了三十多年了，说走就走了！父亲叹了一口长气，低声说，不挨饿，谁愿意走这一步。从这一声叹息里，我听出了父亲对生活的无奈和对未来生活的忧伤。
那时，我和妹妹对“故乡”还没有太深的领会和感悟。对老屋，也没有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怀。闯关东，使我们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和心头鹿撞的兴奋。因为在我们幼稚的心里，揣着一个不知天高地厚地对未来世界的探求与向往。
哥哥扛着最重的行李，送我们到汽车站。父母亲，我和妹妹也都肩上扛着，脊梁背着，胳膊挎着，双手拎着大包小包，各怀心事地走着。父母亲眼睛都红红的，母亲还抽抽咽咽地不停抺眼泪，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回头看老屋。直到翻过了西岭，看不见老屋了，也看不见村子了，才加快了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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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高密车站登上火车的。火车通过了几个车站后，车上的人骤然拥挤起来。行李架上，过道上，车厢的连接处，到处都堆满了麻袋和破破烂烂的行李卷儿，还有杂七杂八的大包小包。车厢内你拥我挤，大呼小叫，一片混乱。
车上有抽烟的，吐痰的，孩子拉屎洒尿的，还有晕车吐了的……弥漫着一阵阵泔水缸的酸臭味儿。好在坐车的人大都是闯关东的农村人，闻惯了猪粪牛粪，对车内的酸臭味儿并不以为然。况且，大都是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出门开了眼界，一股子装不下的幸福和自豪感，仍在心里膨胀着。
车厢内拥挤不堪，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座椅下也有人钻了进去呼呼睡着。人在过道上走，须不停地“借光了，借光了”地喊着。席地坐在过道上的人，便伏下身子，说，“过吧，过吧，从头顶上过吧”。走道的人便高高地抬起腿，从一个个人头顶上迈了过去。
我和妹妹一脸的无忧无虑。上了车，便趴在车窗下的小木桌上，兴致勃勃地看车外的房屋，树木，农田，还有一根根一闪而过的电线杆，电线上蹲着一排排呱呱乱叫的乌鸦……一切都推磨似地转啊转啊，不停地向车尾转去，最后越转越远，渐渐消失了。随着火车不断地咣当咣当声，老屋，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母亲上车后就呆呆地坐着想心事。我知道母亲是在想她的两个孙子，想他们饿不饿，哭没哭，找没找奶奶。走时，我的大姐正在月子里，怕影响她的身体，就没有告诉她。母亲肯定在想，等我的大姐知道我们闯了关东，心里该是多么难受，不知是怎么样地哭，怎么样地想呢。
母亲想着想着，就抽抽咽咽地哭了。父亲问，哭啥？母亲说，想孙子和闺女了，也想咱家的老屋了。父亲说，刚离开家就想了？又安慰说，过两年咱就回家看看。母亲问，咱哪年回家？又说，我还想住咱家的老屋。
父亲不知道该怎样安慰母亲，信口说，我听人说，凡是闯关东的，日子过好了，就不想回老家了。日子过穷了，想回，也回不去了。母亲听了，便有些惊慌，问，好赖都回不了老家了？把老骨头也扔在关东山了？父亲说，哪里黄土不埋人。母亲听了，哭得更伤心了，两个肩膀不停地一抖一抖着。
父亲穿一件母亲缝的又大又肥的大襟棉袄，带一顶毡帽头，一根粗布腰带在腰上扎了两圈儿，在前面打个活结，一个标准的山东老汉的打扮。按山东习俗，父亲早就蓄起了很长的胡须。一张大病初愈蜡黄的脸上，长满了很深很密的皱纹，看上去有六七十岁的年纪。
有旅客端详着父亲，说，这么大年纪了还闯关东？父亲说，挨饿挨怕了。那人说，到了关东就好了，天天吃苞米面大饼子。父亲说，就是为了吃大饼子，才把家和亲人都撇下了，把父母和老祖宗的坟疙瘩也撇下了……说着说着，父亲说话就变了声，有泪花在闪动。父亲也不去擦，任由泪珠一滴一滴滑落下来。众人见了，脸色也阴沉沉的。
火车跑的速度似乎慢了下来，像蜗牛爬行。一路上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不知疲倦地响着，吵得人昼夜不得安宁。更要命的是，不管大站小站，车逢站必停，常常一眨眼的功夫便到站停车。借着强大的惯性，停车时前后使劲一晃悠，几下便把人晃悠晕车了。母亲，妹妹和我，上车不久便晕了车，头也一掘一掘地痛。坐了三天三夜的车，母亲没有吃一口饭。头一次坐火车那股兴奋劲儿，早随着乘车的疲劳和晕车，消失得无影无踪。
列车在夜间驶进了天津站。放眼望去，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璀璨星海。近处，不停地变幻着色彩的霓虹灯，闪烁出魔幻般的五光十色，煞是迷人。我跟父亲说，咱下车吧，就在这儿住吧，这儿多好啊！我的话让父亲哭笑不得，说，咱哪有这个命，咱是个撸锄钩子，土里刨食的命啊。听了父亲的话，我便知道了自己的未来命运。那颗躁动着不安分的心，仿佛一下子坠入了冰冷的万丈深渊。
火车驶过梅河口，很快便钻进了大山的夹缝里。车厢内很冷，车窗玻璃结了一层厚厚的霜花。我哈着热气，把霜花融化。透过车窗，看连绵起伏的大山，看原始大森林，看厚厚的皑皑白雪。这时的山东老家，小麦早已返青，路边小草也绿了，处处漾溢着浓浓春意。关东山，却还是一个寒气逼人的白色世界。
火车钻过一条条山缝，又从一个很长的隧洞钻出来，终于到了终点站弯沟车站。下了火车，老天爷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西北风使劲地吹着，嗖嗖地钢针般扎着人的脸和耳朵。晴天雪纷纷扬扬，把天遮盖得昏昏暗暗。
从弯沟到齐心村三十里路。那时，还不通公共汽车。路面上的冰锃光瓦亮，再盖一层晶莹雪花，每一步都是一个陷阱。母亲踮着两只小脚，在冰雪路上小心翼翼地走着，还是一步一滑，摔了几次跟头。妹妹扶着母亲亦步亦趋不敢松手。直到天黑透了，才走到了目的地。从此，齐心七队社员，便成了我们一家人的固定身份。
第二年，哥哥嫂子带着三个孩子，也闯关东投奔了父母。我们一家三辈九口人，在关东山里实现了大团圆。
来东北后，我和父亲曾先后回山东看过大姐。母亲和妹妹来东北，竟成了和大姐的永别，成为永远的伤痛。大姐走的那年，才三十三岁。每每想起大姐，父母亲便悔恨不已，泣不成声。
闯关东，父母亲并没有实现“不饿肚子”的愿望。生产队里不管打多少粮食，一直是“够不够，三百六”，上顿不接下顿。父亲常常问人，咱种地的农民，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咋总是吃不饱呢？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只有在北京的总设计师知道。在他执政的第二年，老百姓就不挨饿了，不用再吃瓜菜代，也不用“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了”。
父母亲没吃上几顿饱饭便相继去世了。父母亲的坟埋在官道岭上一个窝风向阳的山坡上。在这里，父母亲可以看见连绵起伏的关东山，看见茂密的大森林，还有山坡上的一片片苞米大豆。父母亲就是奔着这些，奔着吃饱肚子才闯关东的。
父母亲经历了千辛万苦，在关东山为我们既铺了“路”，又栽了“树”。有父母亲栽下这棵“大树”的庇佑，又遇上一个好时候，他们的孙辈，曾孙辈们，一个个陆续从庄稼地里走了出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如今，他们在关东山已深深地扎了根，并枝繁叶茂，源远流长……
愿父母二老在天堂安息！
作者简介：袁海善，网名：白头醉翁，吉林白山人，松树矿退休职工，爱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