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丕的伤痛说起——中国古代的瘟疫

“七步成诗”的大才子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yì]，或覆族而丧。”

他记载了东汉末年的一场疫情，那一年的瘟疫大流行中，每家每户都有人死去，甚至有的全家、全族都死绝。

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是魏文帝曹丕的好友，就险些被这场瘟疫一窝端了，曹丕在给吴质的信里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四人死在这场瘟疫中，曹丕感慨痛惜于亲朋遇难，知音难再得。

疫病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大概是这样的记忆太惨痛，所以每个民族最早的文字中都留下了传染病的记录。

殷商时期，我国出现了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甲骨文的内容大多数是古人占卜的卜辞，其中就出现了关于疫的记载，卜问商王是否染病？这种病是否会蔓延？并且明确记载了许多传染病的名称，如疟、疥、蛊等，这是我国关于传染病流行的最早记载。

有疫病自然要医治，但传染病是致病微生物引起的，人类对传染病真正原因的认知，要到17世纪后叶，荷兰人列文∙虎克用显微镜观察到细菌之后，古人对疫病的认知难免要怪到鬼神身上，或者说阴阳四时不调和所致。

我国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到汉之间，作者假托黄帝，就说到了瘟疫的防治。

黄帝对岐伯发问：“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就是说，疫病相互传染很厉害，没办法救治患者，怎么样才能不传染呢？

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 ”

岐伯说，不感染的关键是“正气存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理解，人的健康状态好，免疫力强，就没事。后面岐伯还提供了几种防疫的方法，一种是靠气功，想象五种不同颜色的气在五脏中运行，五气护身就可以百毒不侵，这就不太靠谱了。

我国对传染病的记录从甲骨文算起，有3000年的记录，见于正史中的《五行志》、地方志、档案实录和其他的一些类书、医书和笔记等。

有人统计了从春秋到明清的2681年间，发生疫灾的共有669年，平均每4年一次。

大体而言，疫灾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高峰期，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具体的原因有气候寒冷，五胡入华导致的天下大乱，征战不休，还有自然灾害频发，一般说来战争和饥荒后很容易爆发瘟疫。

中国的人口数在西汉最高达到6000万，三国时人口2000万，东晋时降到800万人口，瘟疫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曹操在诗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是惨痛的真实写照。

第二次瘟疫的高发期是明清时期。主要原因是随着生产力发展，玉米、番薯这样的高产作物传入，人口数量上升，明朝人口数达到2亿，清朝更是增长到4亿人口。人口密度增大，流动性强，为疫病传播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纵观中国古代瘟疫史，疫灾的发生频率是长期上升的。

文明愈发达，疫灾愈繁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