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幕阜山下谱壮歌
（1）
一个晴朗的早晨，余洒度早早来到了那个山口镇。原来这里是距铜鼓不远的地方，位于修水的东南部，与铜鼓县境只隔一座山。这里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如果发生点什么事，在短时间内，外界是不会知道的。所以，他们才选择了这么个理想的地方。当然，这里距修水与铜鼓之间也基本上在中心点上，所以双方都走点路也算公平，同时也省点时间。
开会之前，双方在镇中的茶馆里先见了面。
经何坚的介绍，余洒度和苏先骏的手握在了一起。
把队伍编在一起也受到了地方党组织的大力支持，因此他们在开会的地方还是像在大革命时期那样到处都贴上了标语，如“世界大同”、“江西省省防军建军编师”等等。
这次会议规模不大，也不算小，除师、团领导参加外，还有一、二、三团营以上干部。会场选在一家祠堂里，墙上已经贴上“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编师大会”这几个字。显然，这外面的标语和屋里的横幅已经不同，这是搞接待与保卫工作的何坚设计的用来掩人耳目的手法。
这次会议旨在协商共同编组后一起革命的事，它不同于国民党部队那种谁吃掉谁后为争夺军饷、地盘而勾心斗角、讨价还价等，但也存在着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但不管怎样，其结果还算成功的。
余洒度不愧是在黄埔军校血花剧社当过演员的人，他把擅辩的天赋与利齿的口才，紧密地结合在了自己的身上，并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且还带有一种鼓动性。
在谈到修铜地区的共产党军队“合编”一事时，他说：“我们要把各种武装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大的拳头。我们先把这里的工农武装“合编”成第一师，以后还有第二师，第三师……我们的军队不再称国民革命军，而应该叫工农革命军。今天我们在这里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以后还要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二军……”
作为一个早期就从事农民运动的老战士，余贲民在这里不得不首先表示自己的立场与态度。他语气沉重地说：“同志们，自蒋介石叛变革命以来，我们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是越来越受欺负，南昌暴动就是我们向国民党奋起还击的第一枪。本来我们是要去追赶南昌暴动部队的，但我们没有追上。现在中央来了命令，要我们二十军独立团的全体战士加入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我举双手赞成。何处黄土不埋人，哪儿都可以革命！”
“整编后，兵力不足怎么办？”一直埋着头的苏先骏沉着脸冒出了这么一句。在来之前他就在盘算，余贲民曾经和他争当团长的事他一直都不痛快，现在余贲民又当上了副师长，总之一个“粗人”怎么什么好事他都占了上风，这对苏先骏来说永远也想不通。他认为，今天不在会上提点要求，那可就更亏了！
余洒度忙说：“这个问题我们考虑过，三团兵力不足，从一团那边抽调过来。总之，要凑够一个团的兵力！”接着他问：“三团现在多少人？”
苏先骏说：“只有一、三两个营，也就五六百号吧。”
“我们给你们凑够一个营的兵力，你看怎样？”余洒度笑着对苏先骏说。
苏先骏一听，脸上好看多了，忙问：“那……营长派谁来呢？”
“这个……”余洒度本来想向他宣布的，但怕当众说出后就没有了余地，于是说，“我们再商议！”
（2）
休会时，余洒度和苏先骏转到了祠堂背后的竹林里。余洒度说：“我们准备派陈皓，你看怎样？”
“这……”苏先骏犹豫起来。
余洒度忙说：“那你觉得应该派谁？”
其实，苏先骏已经看好了，只是怕一下说出，余洒度会不同意，还以为他早有蓄谋。
余洒度见苏先骏仍在犹豫，就又让了一步：“今天我的干部都来了，你随便挑吧！”
现在余洒度已经把话递到了嘴边，苏先骏已经没有退路，于是他就说了：“我看就伍中豪吧，他和我是黄埔时的同学。”
伍中豪是一个连级干部，苏先骏这样说，倒把余洒度难住了，这时该余洒度犹豫了。苏先骏这是搞什么呀，他明显的是在拉帮结派。不行，我还得给他插根钉子，不然以后这个三团我还控制不了。
余贲民看在眼里，知道苏先骏这是在故意刁难。想起他们互争团长苏先骏那种“唯我独尊”的劲头，他知道苏先骏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于是，就不断地给余洒度使眼色，要他不同意。
余洒度好像没看见，对苏先骏说：“那好吧，就派伍中豪来三团任营长。”
苏先骏一听，马上喜上眉梢。
余洒度继续问：“你的参谋长有合适的人选了吗？”
“还没有，不过，我看可以不要。”苏先骏边说边在揣摩余洒度问这话的意思。他心里想的是，参谋不参谋的顶屁用，最终还是他说了算。
“不，我们是正规部队，就必须按正规的章法来做。”余洒度说。
苏先骏一听，知道余洒度肯定还要派人来，但这个参谋长他的确没放在眼里，于是就做个顺水人情，说道：“那……你给物色一个吧！”
“我看就何坚吧，他不是你也熟悉的干部吗？”余洒度说。
苏先骏爽快地答道：“好，就这么办！”
会议再开始后，余洒度把伍中豪带一个营到三团并任二营营长的事做了宣布，然后继续讨论其他事宜。
会议进行到最后，余洒度拿着一张纸公布全师任职名单，他朗声念道：“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即日宣告成立，根据上级的部署，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第一师下设四个团，第一团团长钟文璋兼，第二团团长李腾芳，第三团团长苏先骏，第四团团长邱国轩……”
就这样，山口会议终于结束。
会后，大家在镇中一家饭馆里聚了餐，然后各自回防地待命。
（3）
吴德峰终于到了鄂南，随他而来的还有两位干部，一个叫黄赤光，一个叫谢一寰。黄赤光曾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后随军北伐，到武汉后曾在毛泽东举办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过。谢一寰曾是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由于是秘密来到鄂南，所以在这之前，吴德峰并不知道还有一位和他同来的人。到了蒲圻站下车后，他发现有个人和他一样也下了车。走了一段路后，他意外地发现，此人居然和他走的是一个方向。他心里嘀咕起来，难道从武昌到这里还有人跟踪我？该不会是武昌公安局派来的吧？但是，很快，吴德峰心中的疑虑一下就被打消了。因为当他们都到了目的地与地方党负责人联系上后，吴德峰这才知道原来这个“跟踪人”居然是自己人。
吴德峰与黄赤光并不熟悉，他只知道省委要给他派几个懂军事的人来协助他工作。看来，这黄赤光是他遇见的第一个。不过，符向一也算，只是他先来一步，现在到各县巡视去了。做前敌总指挥，看来这个黄赤光就应该是这个人了。终于，在见到符向一后，吴德峰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原来黄赤光是湖南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三期的毕业生，后来随军北伐，到了武汉后，还参加过毛泽东在武汉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这种能文能武的人才并不多，这次被派来支援吴德峰，可见中共湖北省委或者说中央对鄂南暴动的重视。
在距城七里路的汪家村油铺里，符向一向吴德峰初步汇报了鄂南五县现在的情况。崇阳、通城已经暴动，通山暴动正在酝酿中，其他几县也在积极筹划。
吴德峰一听，心里有些不舒服。怎么有的县已经暴动，这不是无组织吗？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打草惊蛇，会让敌人及早重视和准备对付我们的办法，为以后大规模的“暴动”埋下隐患。吴德峰把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
这个道理符向一也知道，但是设身处地想一想，提前暴动的这几个县也是出于无奈，如果不是形势所逼，他们肯定也不会先走这一步。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得先把鄂南特委的牌子树立起来，然后统一组织更大规模的“暴动”可能才不负省委或者中央的期望。符向一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吴德峰觉得情况已经这样也就只好如此了，于是同意符向一的提议，成立鄂南特委。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鄂南特委的组织体系终于在蒲圻县的汪家村建立了起来，由吴德峰任书记，符向一、黄赤光、谢一寰、王钟为委员。特委机关设在距中伙铺镇七里路的汪家油铺，统一指挥鄂南工作。同时，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也在鄂南成立，其负责人由鄂南特委负责人兼任，即吴德峰兼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湖北省工农革命军总司令。省委授予鄂南特委特权，在紧急时期有权代理省委解决问题。
鄂南特委正式成立后，吴德峰马上找来符向一了解鄂南现状，并派各委员马上奔赴各县去通知，秘密来蒲圻参加暴动会议。这是临走时罗亦农给他交代的，看来这一天省委也会派人来参加这个会议。
（4）
吴德峰他们正在筹划中，在东南方向那个最大版图的县——通山县已经点燃了暴动的烈火。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也就是吴德峰他们正在蒲圻开会之际，中共通山县委的李良材、夏桂林和叶金波也在筹划通山县的暴动。
通山县在通城县以东，往南翻过幕埠山就是江西的修水。按理说，通山这个地方并不在铁路线上，东靠阳新，北邻咸宁，消息相对闭塞。但是五月中旬的夏斗寅叛乱却给这里带来了动荡，同时就在湖南“马日事变”那一天，在通山也发生了屠杀八名共产党员的事情。这就为通山的农民“暴动“”埋下了引线。
在符向一来鄂南之前，通山的中共县委书记是李良材。他本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派到鄂南的特派员，当然也是共产党员。由于“通山惨案”造成了该地的混乱，省党部、省农协专门成立了“援助通山惨案委员会”，并派省党部组织部长陈卫东、省政府特派员王慧闻率领北伐军武汉警卫二团的一个连到通山等地，帮助恢复农民协会。这样，李良材就被任命为通山县委书记，夏桂林和叶金波被分别任命为正、副农民协会委员长。
符向一到通山后，向李良材他们传达了省委的《鄂南农民暴动计划》。之后，通山县马上成立了以夏桂林为主任的暴动委员会。
夏桂林生于一八九六年，三岁丧父，靠母亲给人推磨舂米、浆衣洗裳、锄草挖地艰难度日。他小时读过两年书，后为地主放牛、做长工。长大后，为反抗地主豪绅的欺压，他约集了几个贫苦兄弟秘密组织起“长生会”，主张“穷苦兄弟抱成团，一人有难大家帮”。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将“长生会”改编为农民自卫队。
现在，夏桂林又将农民自卫军改称“农民革命军”，与叶金波一起分别担任正副指挥，指挥部就设在夏桂林所住的焦厦村。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已经发展到了两百多人枪。本来他们想攻打通山县城，但唐生智有一个营的兵力驻扎在那里，再加上县警备队及土劣组织的“治安党”，兵力是农民革命军的两倍多，因此还真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有一天，比夏桂林小了整整十岁的叶金波从县城带回来消息，唐生智驻守在县城的那个营突然撤走了。叶金波面庞瘦长，宽宽的额头，留着小平头，显得很机灵。他的话引起了县委书记李良材的注意。李良材认为，这应该是暴动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找来夏桂林一起商议。
一向谨慎的夏桂林却犹豫起来。因为他想到了五月的惨案，沉痛的教训在他的脑子里像是生了根，他怕再次失败会招来灭顶之灾，于是说：“我们现在起事有几成把握？”
“那一营正规军撤走后，城内剩下的就是县警备队和‘治安党’的百余人了，如果我们此时出击，应该有九成胜算。”李良材说。
“何以见得？”夏桂林问。
李良材答：“首先是我们的兵力比他们多了一倍，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夏桂林再问：“我们在不经过鄂南特委的批准就贸然行动，他们怪罪下来该怎么办？”
李良材答：“我们可以一面行动一面去报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是古人治军的常理，如果我们在汇报与请示中耽误了时间，那会贻误战机！出其不意，兵贵神速，这些都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夏桂林听了李良材的一番回答，心里终于踏实下来，于是同意起事。
（5）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夏桂林、叶金波率领本县的各路农民革命军和农民数千人，手持各种武器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县城。
暴动副指挥叶金波亲自带领农军攻打南门。通山县长何雄飞见正规军刚撤走农军就来攻城，知道这是有备而来的。怎么办？派人去追赶撤走的那一营兵已经来不及，还有就算是追上那些兵也未必听他的，于是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把县警备队长找来耳语了几句，然后宣布打开城门，迎接农民自卫军。
在一片欢呼声中，叶金波率领农军由南门进城。可是当他们进得城来后，居然发现城中并没有多少百姓露面迎接他们，同时，叶金波发现警备队并没有因投降而放松，还全副武装并将枪口对着农军。“何雄飞的投降有鬼！”叶金波心里暗叫起来，他得把这个事情转告夏桂林和李良材。
当天中午，何雄飞主动邀请夏桂林等人去县衙吃饭，叶金波把他进城后所见的经过说了，夏、李二人这才知道何雄飞投降有诈，于是决定当如此如此。
席间，不待何雄飞举动，李良材一声号令，随行的农军便将何雄飞和他的八个心腹当场拿下。接着，又拘捕了“治安党”头目，缴获县警备队长短枪三十余支，同时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群众。
当日下午，农民代表民主推选夏桂林、叶金波、陈兆秀、阚禹平、涂宗夏等五人为工农政府委员会委员。
第二天，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宣告成立，夏桂林为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叶金波任副委员长兼军事部长。工农政府随即组成二十个小分队，到重点区、乡帮助恢复农协组织，建立基层政权，惩办土豪劣绅，没收大中地主田地分给无田地的农民耕种，发动组织千余名青年农民参加革命军，农民革命军迅速扩建为两个团。
也就在这一天，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秘密来到了鄂南的第一站——蒲圻。这样看来，通城、通山的暴动只是个开始，更大规模的暴动还在后面。
果然，罗亦农来到鄂南，就是部署鄂南与湘北共同发动秋收暴动的事宜。
和罗亦农一起来的，还有省农委主任任旭。他本来是去鄂西一带考察的，但是鄂西的前景并不乐观，他只得回到省委汇报，这样省委就正式把暴动重点先放在了鄂南，所以罗亦农要和他一起到鄂南看看，并负有中央使命，与湖南方面统一行动。
在中伙铺镇一个叫莲花塘的地方，罗亦农主持召开了鄂南特委及鄂南通城、崇阳、通山、蒲圻、嘉鱼、咸宁、武昌七县党的负责人会议。首先，他向与会者传达了中央在八月二十九日通过《两湖计划暴动决议案》；然后，强调了鄂南秋收暴动在全省的重要影响和作用；最后，对暴动事项进行了周密研究和部署，并决定在十天后举行六县联合大暴动
罗亦农说：“许多暴动区域应从鄂南开始，时间定于九月十日。鄂南一旦起事，鄂中和鄂西马上策应，待与鄂南连成一片后，既可威胁武汉，又可震慑长沙。”
（6）
卢德铭和辛焕文、韩浚分别离开部队后先后去了长沙，他们觉得夏曦让他们离开部队好像有些欠妥，再说南昌暴动的叶贺军现在到了哪里，他们却一点也不知道。于是，就决定先到长沙找到中共湖南省委再做定夺。
卢德铭先走一天，辛焕文和韩浚随后，都是从渣津往平江、浏阳一路走来。几天后，他们到达长沙，可是长沙已经是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到处都在抓共产党人，要想找到一个熟人那比登天都难。中共湖南省委在哪里？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大海捞针。于是，三人一合计，干脆直接到武汉去找中央请示。
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卢德铭三人终于到了武汉。但是，武汉的白色恐怖比长沙还厉害，根本不像他们离开时那样了。在武昌的大街上，以前的熟人几乎碰不到一个，有过那么几个熟悉的地方，可当找到时已经物是人非。中央在哪里？他们一下陷入了茫然的境地。
三人在一家旅店住着，路费越来越少了，更其重要的是，他们的言谈举止好像与装扮的商人搭不上边，这就引起了旅店里一些人注意。这些细节被韩浚看在眼里，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韩浚把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这时，卢德铭才说：“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曾是湖北省委秘密的办公地点，就是不认识人，恐怕人家不会轻易相信我们的，所以一直犹豫不决。去，还是不去呢？”
“事到如今，我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死马当活马医呗！”辛焕文说。
韩浚想了想说：“我倒认识几个人，但却不知道地址。你既然知道地址，我们应该试一试，在这里干等总不是办法。”
经韩浚建议，第二天由辛焕文在旅店候着，卢德铭和韩浚一起去那个地址。韩浚对卢德铭说：“你带我去，说不定会遇到我认识的人。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
韩浚毕竟是参谋长，考虑问题缜密而细致。结果正如韩浚所料，他们到了那里后，居然遇到了韩浚认识的一个熟人，她就是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的部长向警予，这是韩浚在四月下旬召开中共“五大”期间在武昌认识的。
向警予见到韩浚也很惊讶，但毕竟接待了他们，并听他们陈述了警卫团离开武昌的详细经过。之后，向警予说：“夏曦叫你们离开部队，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南昌暴动的部队是需要干部。”向警予继续说，“但并不是要你们离开自己的部队去那里担任干部，远水是解不了近渴的。干革命什么地方不能干，却非要跑到南昌暴动的队伍中去？军事指挥干部是要在实战中去锻炼才能胜任，南昌暴动的部队不缺这样的干部，即使缺也不能让你们去。因为，你们这一走，后果是很严重的。试想，你们的部队如果散架了，这会给革命带来多大的损失？你们到这里来找中央，这是对的。现在，你们的去留问题已经不是我说了算的问题，我得请示上级，当然能得到中央的批示更好。”
卢德铭和韩浚听了向警予的一番话后，就像在大热天喝了一杯凉水似的舒服极了，现在悬在他们心里的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从他们的本意来说，他们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的部队的，但按照组织原则，夏曦作为一级领导，他说的他们不可能不听呀？按照惯例，他们的部队在哪个省就由哪个省的省委来领导，但江西省委所在的南昌已经被张发奎和朱培德占领，他们只好到长沙去找湖南省委，可湖南也找不到，这才又找到湖北。现在看来，总算找到了。
向警予还问了部队的一些情况。卢德铭把收编余贲民部的事情说了出来。她提醒卢德铭他们，对收编武装要多做思想工作，使他真心实意地参加革命，否则要出大问题。最后她说：“你们先回去，明天再来，我们把最后的决定告诉你们。”临别，又叮嘱道：“现在武汉风声越来越紧，你们要少出门。即使非出去不可也得晚上，白天最好不要出门。”
回到旅店，卢德铭把找着省委的经过向辛焕文一说，三人都感到轻松起来，辛焕文还高兴地捶了他们一拳。
（7）
第二天，他们三人都到了省委那个秘密地点。还是向警予接待他们。她向他们通报了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紧急会议，并说毛泽东已奉中央之命回湖南去组织秋收暴动，要他们马上动身回部队，准备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秋收暴动。
向警予说：“昨晚我们开了一个会，专门研究你们的去留问题。我们认为，你们回原部队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替你们着想，你们的部队可扩编为一个师，师长、副师长等各级机构都要健全，这些在现在部队中去产生。你们回去，主要是和毛泽东联系，成立一个指挥部，由卢德铭任总指挥，韩浚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辛焕文为政治指导员。你们要以余洒度为师长来扩建部队，把两湖边界的武装农民集中起来训练，必要时编入部队。湖北方面，我们下命令，湖南方面，得找毛泽东和彭公达……”
说着，她从抽屉里拿出几个纸包来：“你们这次回去成立指挥部肯定需要钱，我们给你们三千元钱，并派六名干部同你们一道去，协助你们工作。希望你们把武装斗争开展起来。”
之后，她询问了回去的路线，卢德铭说：“我们打算从原路回去。”
“这样恐怕不行，路途不是更远了，而且还不安全。”向警予说，然后她叫一位工作人员拿出一张地图来，指着，“你们可以在蒲圻县的赵李桥下车，然后从崇阳、通城回修水。”
“那六名干部呢？他们也和我们一起走吗？”卢德铭问道。
向警予说：“六名干部与你们同行，他们身上都带有枪，你们在车站和他们接头。但你们九人不能一起走，得分三组拉开距离，这样才保险些。”
“那……钱怎么办呢？让谁带着合适呢？”卢德铭又问道。
向警予说：“钱，你们可以分别带上一千元，这样会安全些。你们相隔的距离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近了会引起怀疑，远了会失去联系与照应。”
“相隔多远才合适呢？”卢德铭又问道。
向警予对卢德铭说：“也就五里到十里路左右吧。辛焕文带两个干部走前面，韩浚带两个干部走中间，你带两个干部走最后。”
（8）
次日，卢德铭他们离开了武昌，在车站上车时，他们看见有六个人站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辛焕文趁人多不注意时同他们接上了头，这样大家就在混乱中一起上了车。
他们依着向警予的指示在赵李桥下了车，然后按照预先安排好的三个组向东走去。赵李桥在蒲圻县的西南角，下车一直往东走就到了崇阳县境内。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可以在一天之内穿过崇阳，两天之内穿过通城，三天之内到达修水。但是，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在走到崇阳县的大沙坪时已是夕阳西下，走在前面的辛焕文打算在这里住一宿，于是就带着那两个同志去找旅店。
刚找到旅店，还没有住进去，就遇上了警备队来搜查。那两位同志身上带着枪，知道搜查肯定会露馅，于是就先下手为强，趁他们在搜查辛焕文时就开枪射击，结果一阵乱枪过后，辛焕文和正在搜查他的人也一起被打死。
（9）
这里发生的一切对于后面的韩浚组和卢德铭组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当天色漆黑时，韩浚组也准备在这个大沙坪住宿。他们进了一家旅店刚歇息下来，警备队就马上来了。好在有一位同志在进旅店之前就围绕旅店转了一圈，已经知道这里的地形。当他发现警备队包围了旅店，就大喊一声：“快跑！”
他刚喊完就从后门冲出，韩浚和另外那个同志跟着他跑。此时天下起了小雨，四周一团漆黑。敌人在后面打枪，韩浚他们是见田走田，见沟跳沟，简直有些慌不择路。在过一条小河时，三人突然失散了。这时，韩浚拖着疲惫的身子在山地里继续行走。走了一段黑路后，他发现在山边有一处亮着光。走近一看是一家茅棚。他便敲门进去，一个农民模样的人给他开了门。他向农民诉说，自己是一个客商，因迷路到此请求借住一宿。农民用机警的眼神打量着他，然后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弄了一些饭来让他吃。哪知在第二天早晨，当韩浚醒来时，发现自己被绑着。原来，那个农民出卖了他，在他睡着的时候，跑到附近驻扎的军队中告了密。
卢德铭那个组走在最后面，前面发生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
和韩浚一起的那两个同志被冲散后一直往回走，并在半路截住了卢德铭三人。他们把事情一说，卢德铭很难过。事已至此，他也没有办法，但愿韩浚能摆脱危险，直奔修水。他重任在身，不能再出问题。现在看来，只得改变原来的路线，绕过大沙坪。好在这四人中有一个本地的崇阳人，他熟悉本地的情况，找到了当地农协的一个同志。
在这个农协同志的带领下，他们才走过了这个危险的地段，向修水奔去。
（10）
八月底的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马上要到安源去。这天晚上，他回到北门福寿桥八角门楼来与杨开慧告别。然后准备在夜里赶火车南下株洲，再转安源。板仓是没有时间再去了，可两个孩子还在那里。一时间，心里不知什么时候却有一块硬硬的东西梗着。
一种从未有过的复杂心情突然涌进毛泽东心里。他知道，这次和杨开慧离别，不是去上海参加全国代表大会，也不是去广州就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而是去拿枪杆子拼命，这是生死未卜的事。他明白，这一离去，能否与杨开慧重逢，那是谁也说不清也说不准的。但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解放，他只有义无返顾地走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次离别不知何时才能重逢，所以毛泽东牵着杨开慧的手在黑暗的院子里悄声说着话，他希望杨开慧能理解他，支持他。毛泽东亲昵地说：“开慧呀，不要怪我无情，省委决定让我到安源去领导秋收暴动，时间刻不容缓，今晚就要动身。我想让你跟我走，可是有孩子要吃奶很不方便的，让你留下来我又不放心，你说怎么办呢？”
杨开慧含着眼泪说：“你放心去吧，我不拖累你！”
“这次我到安源去组织秋收暴动，要真刀真枪地干，环境是险恶的，以后的事谁也不知道。所以，你要坚强点……”毛泽东快要说不下去了。
杨开慧深情地说：“你放心去吧，孩子们有我和妈呢？”
“我走之后，这里是不能久住了，给组织上打个招呼，还是回板仓乡下吧，那里相对要安全些。”毛泽东说，“等暴动成功，我马上回来看你！”
接着，毛泽东又找到距他住处不远的易礼容，想托付他关照杨开慧和孩子。从公来说，易礼容是行动委员会书记，一级地方最高领导之一，以后杨开慧母子的事少不了要他关照；于私而论，易礼容是毛泽东共同创建新民学会的小弟弟，他办事踏实，一直让毛泽东信任。
见到易礼容后，毛泽东把自己离开长沙后要他关照杨开慧母子的事说了，易礼容听后满口答应。最后，毛泽东说：“如果她们母子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你要及时转告我，哪怕那时我在前线，也要想尽办法让我知道！”
易礼容慷慨地说：“一定照办，你就放心地走吧！”
深夜里，毛泽东随前来汇报工作的宁迪卿一起出发了。
在杨开慧的设计下，他穿着浅蓝色长袍，还把前摆扎在腰带里，肩上挎着个包袱，很像个江湖郎中。其实，包袱里除了一张洗脸巾，就是一双备用的草鞋。
弟弟毛泽民作为交通处的处长，担任了这次行动的护送工作。安源煤矿那个地方，毛泽民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五年期间，他在那里创办了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还当过工人夜校的教员。
宁迪卿与毛泽东是上下年纪，一路上，两人几乎无话不谈。算起来，宁迪卿还是毛泽东的同乡，只是他在十三岁时，就到安源来做工了。所以直到毛泽东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去安源时才认识他。尽管宁迪卿后来背叛了共产党，背叛了革命，但在当时对革命工作还是满积极的。
宁迪卿的特点是心细，在路上，他把在安源知道的一切几乎全部告诉了毛泽东，致使毛泽东在那份材料之外又知道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