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国历史之五二：唐朝篇十一
唐德宗李适为什么想换掉亲生的太子而改立养子？
文 和运超
唐德宗以后，父祖所信赖的李泌已经属于真正的朝臣，他一直陪伴李适躲避在奉天、梁州。军事大略上李泌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但在维护协调人际关系方面，李泌则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只不过身为正式宰相，李泌在行政方面的确有所建树，例如扩充神策军时尝试恢复府兵。李泌认为在西北需要改变驻军方式，把神策军的地位和府兵的形式进行融合。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岁食粟二百四万斛。今粟斗直钱百五十，为钱三百六万缗。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就使有钱，亦无粟可籴，未暇议复府兵也。”上曰：“然将奈何？亟减戍卒归之，何如？”对曰：“陛下诚能用臣之言，可以不减戍卒，不扰百姓，粮食皆足，粟麦日贱，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为不用！”
不过李泌更突出的功绩仍然在维护人事关系上，德宗时期，李泌保护了不少忠臣，如宗室李勉和大臣韩滉。
李勉本来在河南地区任节度使，被李希烈打败赶走。至长安待罪，议者多认为罪责很大，李泌出来申辩：“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长。乃大梁不守，将士弃妻子而从之者殆二万人，足以见其得众心矣。且刘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阳，悉举其众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于是李勉复其位（之前卢杞被贬，李适曾问李勉关于卢杞的评价，李勉说过一段非常经典的话：“天下所有人都知道卢杞奸邪，唯有皇帝不知，这就是卢杞的奸邪之处啊”）。
之后很多人又说：“韩滉闻銮舆在外，聚兵修石头城，阴蓄异志。”德宗问李泌，李泌说：“‘臣敢保其无它。'上曰：‘外议汹汹，章奏如麻，卿弗闻乎？’对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愿上章明其无它，乞宣示中书，使朝众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违众，恐并为卿累也。’泌退，遂上章，请以百口保滉。”
重中之重还是关于储君，德宗李适也有想换太子的风波。因驸马萧升对郜国大长公主关系疏远，导致公主和许多男人风流的事情传到外面，他们的女儿萧氏为太子妃。德宗非常不满，太子李诵受到责备，恳请离婚。但德宗还不满意，就有换太子的念头，打算立舒王李谊（究竟为何此事会闹得鸡犬不宁，史书其实颇为忌讳，后世一些观点有怀疑可能是舒王或拥戴舒王的人暗中告发）。李泌再次苦口婆心劝谏，又拿太宗、肃宗等等先祖的事情为例，好说歹说把李适劝阻。
舒王李谊并非德宗的儿子，实际是侄儿，是代宗李豫嫡妻崔氏的儿子李邈（同胞妹妹就是嫁给郭暧的升平公主）所生，李邈死于大历八年，谥号昭靖太子。由李适收养了李谊，视为己出，一直非常喜爱。德宗继位不久，勋臣郭子仪临终前（建中二年，781年）都由舒王李谊代表皇帝去探视，更派出三百多飞龙军护卫，众多文武跟从，释放的信号非比寻常，很难不让朝野上下胡思乱想。
要知道飞龙军本是御前养马出身，因李辅国跟随皇太子李亨而成为一支宫廷后备兵力。当年玄宗南奔蜀中时，就由太子李亨领着飞龙军断后，地位开始升高。德宗以飞龙军护卫李谊，多少已经暗示他的身份在接近储君地位。
郭府除了郭子仪病危在床，几乎阖府家人出门跪迎，李谊答而不拜，这一规格礼仪实际都已经超过皇太子，明显就是代表皇帝御驾亲临。有太多事实显示李适喜爱李谊超过所有的亲生儿子，以至于不少野史都认为李谊极有可能就是李适的私生子。
假如认为野史并不能轻信，那么究竟为何德宗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偏爱收养的舒王李谊，甚至想要传位给他取代亲生儿子，还有无令人信服的其他原因？笔者以为还是要还看代宗和德宗的父子两代具体的背景。
李谊的生父郑王邈被代宗谥号为昭靖太子，首先一重背景，他是代宗的正妻崔氏所出。郑王邈的年纪排下来虽然比李适小，可在古代社会他才是代宗的嫡长子，在子孙中有当之无愧的继承优势。所以，当时代宗让后来的继承人李适收养郑王邈的儿子李谊，也许本就有代宗传位李适以后，另外对郑王邈和李谊父子起到一个心理补偿。
其次一重背景，李适之所以能够当上太子一是年长，二是靠有平定安史的功勋，属于过去传位也倾向“立贤”的原则外加年长优势，这样获得继承也算符合情理，所以李适取代郑王邈并没有招来太多非议。
但在内心情感而言，代宗还是非常喜欢郑王邈的，史书也评价他非常勤奋好学。当定下李适的太子位以后，郑王邈顺次就接替当了天下兵马大元帅，再到郑王邈死，就再没有另外转封给其他儿子。
以唐朝前期的传位制度建设，原本太子和兵马大元帅就是两套保险体制，也分别代表皇帝最器重的儿子。如当初代宗李豫和建宁王李倓，李倓意外身死，立刻改封越王李係加以保障。实际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最早的太子建成和天策府元帅世民的故事。所以郑王邈一脉本就有接续皇位的法理基础，并不算是代宗和德宗完全出于宠爱郑王邈、舒王李谊父子的一时糊涂。
再一重背景，关于李适收养李谊十分宠爱，最后他还想传位李谊看起来有一点意外，但这并不违背唐代的传承体制。要说李适后来是遵从父皇的遗命，这才有意要把皇位还给郑王邈一家当然不大可信。
李适当然是很爱李谊才会有意图传位给他的因素，可单靠宠爱养子、视为亲子这一点，在李适与儿子之间的传承逻辑还是感觉有点牵强，甚至不合情理，比如笔者提过魏博藩镇田承嗣不传儿子要传侄子田悦，虽然从传统习惯也匪夷所思，但至少田悦的确武勇善战，田承嗣军事上很依靠信赖这个侄子，站在藩镇稳固地盘角度还说得过去。
在唐朝皇室角度，如果联系上一辈代宗一脉的传承，就会发现李适的想法既有自身情理基础，也能找到一些传统依据，实际就能说得通了。因为李谊正是郑王邈之子，同时他还是代宗嫡孙的这一层血脉，这就是最大的传位依据。
要知道代宗与德宗一直在努力恢复李唐宗室坐天下的正统地位，尤其重视纠正礼法礼制，舒王李谊就是占了既为李适的儿子（收养李谊本就出于代宗的关系，是出于对父亲代宗孝顺，又对兄弟李邈的情义，喜欢疼爱李谊反倒是另一层情感）还是代宗嫡孙的两重背景，舒王李谊和太子李诵的名位纷争，确实有一些不容易为外人理解和觉察的复杂背景。
所以，李适对李泌在储君一事的劝谏都有一些不满：“此朕家事，何豫于卿，而力争如此？”李泌则说：“天子以四海为家。臣今独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责归于臣。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贞元五年（789），李泌身故，年六十七岁，封邺侯。
李泌在德宗时期已完全不同当初对肃宗和代宗，他身份属于任命的正式宰相，可德宗这时候的宰相实际职权却开始受翰林学士的影响，以陆贽等为代表，从翰林学士可以直接提携为宰相。
陆贽是代宗大历八年进士，李适为太子时就听闻陆贽有才学。建中四年追随奉天和梁州避难，很受德宗信任，升为谏议大夫。在皇帝坐困愁城时，陆贽曾受命去协调李晟和李怀光的纠纷，卢杞被李怀光胁迫罢免后，陆贽也多次指出卢杞的问题。
德宗后来刻意保留陆贽的翰林学士职务，让他可以比较亲近地参赞要事。贞元八年，窦参被免去后，陆贽正式出任宰相。过了两年多，因过于耿直又被罢为太子宾客，对太子李诵也很有影响，后贬去忠州（今重庆忠县）任别驾，一待就是十年。在当地完成了一部医方类著作《陆氏集验方》五十卷，供治病使用。直到顺宗李诵继位才召还，但诏书还没到忠州，陆贽已在当地去世，不过五十二岁。
虽然陆贽因为忠言逆耳被李适贬走，之后主事的贾耽也是一个正直大臣。贾耽本来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也是德宗遇难之际表现很突出，得到赏识（德宗躲避梁州就是汉中地区，正是山南道辖区内）。对付李怀光、李希烈的时候，贾耽都有一定作用。贞元元年（784），贾耽受命前往洛阳招抚百姓。次年，升任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滑州刺史，充义成军节度、郑滑等州观察处置使等职务。贞元九年（793），贾耽以六十四岁高龄入朝，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金紫光禄大夫，担任宰相。
德宗对贾耽算是难得地信任，在后期的宰相任上，他一直坚持到顺宗继位以后，就是非常微妙的王叔文、王伾用事期间。可实际贾耽前面干了三年左右，从贞元十二年起就希望以年老为由请辞早点退休，但德宗不许。贞元十七年（801），贾耽完成《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进献，封魏国公，依然留在相位。
尽管贾耽不一定完全负责全部事务，也可说是德宗后期一个有较高声望的重臣。贞元二十一年（805），太子李诵好容易继位为顺宗，贾耽却不愿与王叔文等人合作，因年老病故，享年七十六岁。当时宪宗李纯已被扶上位，为其辍朝四日表示礼敬，赠太傅。
史称贾耽由明经及第，有诗文流传（《全唐诗》仅有一首，《全唐文》收文四篇），实际他还善骑射，号称文武兼备。虽然他在相位时间算比较长，有十一二年，在唐代中后期内部不稳，又很受忌惮的风气下，的确非常罕见。但具体做了多少事却谈不上，他真正重要的事迹是绘制地图，在历史上是两晋裴秀以来，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学家。
贾耽喜欢地理是一方面，由于担任过将帅（据说还是三国曹魏名臣贾诩的后人，但多半是隋唐受魏晋门阀习俗影响的牵强附会），他对地图更看重，希望编制唐朝的地理全图，为行政、军事、史料各方面都有重要意义。所以他很早就开始搜集资料，从兴元元年(784)至贞元十七年(801)，经过十七年的充分准备，终于绘成名闻迩遐的《海内华夷图》，撰写《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可惜原资料并没有留下。后有仿制的缩小版《海内华夷图》刻印于石头上（属金代中期），存在西安碑林。
就德宗而言，在位前期和后期都有一些变化。例如前期定下了著名的两税法，不少中外学者都认为那是单一税，也叫基础税。按说针对百姓就不该再收取其他杂税，这是休养生息恢复生计的体现。可贞元后期并非如此，随着宦官用事，对民间开始增收诸多杂税，如间架税、茶叶税等，直接骚扰京师长安和周边一些州县的百姓，历来被批评是很大的问题，好比白居易、李绅、张籍等诗人写过不少新乐府形式的诗歌。
可出于实际，根源原因还是朝廷财政非常紧张，地方上的税收根本没有多少能真正交到京师朝廷手里，皇帝给人感觉实在穷疯了，唯有用宫廷宦官直接出去想办法找钱，刚缓和没多久又开始积累民怨。
所以贞元年间以宦官为使，以低价强买百姓物品称为宫市。他们在长安东西两市及热闹场所设置数百东西张望的人，称“白望”，察看市集出卖的物品，人们不敢询问价钱高低。一般用价值一百钱的物品换取价值几千的物品。他们用破旧的衣服布帛染上红紫色，按照尺寸付给卖主，还勒索脚价钱（指宦官出来一趟跑腿的辛苦钱），名为宫市，实为强夺。这都与德宗贞元后期对宦官倚重有很大关系。
贞元二年（786）返回长安以后，德宗李适将神策军左右厢进一步扩建为左、右神策军，由心腹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担任监军，称“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到贞元十二年正式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仍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经过十年磨合整肃，他们终于成为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神策军以京畿禁军身份被固定掌握在宦官手中。贞元十一年（795）时，还将宦官外派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不仅提高宦官监军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
后人看来，神策军和宦官的“联姻”是最后毁灭唐朝的重大根源。可代宗、德宗忙不迭壮大神策军，将其与宦官紧密联系的初衷恰恰是为了保卫李唐社稷。翻阅古今中外煌煌史册，谁给宦官就贴上一定是反派的烙印符咒呢？
若放下陈见，客观分析历史，并不能说当时代宗与德宗的做法一开始就是败笔。之所以对他们这种感觉不好，都是五代、北宋编撰史书才发表一种事后言论，其实都知道唐朝实际并没有真的亡在宦官手里，宦官的确到最后都还是捍卫唐朝末帝的微末力量，只不过宦官与皇帝最后都很失败，无法阻挡身边朱温的胁迫，恰恰宦官群体的灭亡才真的导致唐朝的灭亡，这是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的事实。
但凡古代皇帝，肯定身边都有自幼相伴的宦官，唐代中后期随着宦官地位改变，相对更突出。事实上任何时代都有，比如汉宣帝那么英明也重用宦官，之后明成祖也一样，重用宦官并不一定就会堕落为昏庸和糟糕。反之，不用宦官的皇帝就一定贤明睿智了吗？也不一定。
代宗、德宗成长的阶段是唐朝到了非常特殊的转型阶段。正如前面论述德宗的成长和进程可以发现，他一开始很积极进取的希望继承前代父祖的事业，解决安史过后的藩镇遗留问题。结果非常鲁莽，惹出祸事，当时神策军还不足以完全倚重，而藩镇军却互相勾连，地方的朔方军不听调遣，更抱怨朝廷的待遇问题，德宗实际把事情险些办砸了，自己也颠沛流离好几年。
另一方面，德宗很想倚重清流人士，不说心思比较阴暗的杨炎、卢杞让他栽了大跟头。就连儒生也一样令他失望，张涉、薛邕就是典型事例，结果贪污起来非常豪横。德宗李适贞元以后对时局已经失望无奈了，所以感觉他变得十分猜忌，绝大多数大臣他都不敢轻信，他变得没有什么选择，为什么他会对浑瑊、贾耽、韦皋之辈恋恋不舍，放眼朝野，真正值得李适放心信任的人，实际还就是和他经历患难的寥寥数人，其中自然就包括窦文场和霍仙鸣。所谓孤家寡人，并非一厢情愿要给当皇帝的贴这种冷酷决绝的标签，许多时候真的是“大势所趋”啊。
德宗时代的变化背景表面上自然是唐室振作，暂时压服稳定了安史以来的大动荡，进入一个缓和调整阶段，可实际也预示着地方藩镇武人即将开始崛起的新的潜伏时期。
德宗能够想到压制的办法就是壮大新的军事力量制衡藩镇武人，可惜，当时朔方军等地方军已经边缘化，也不值得皇帝信任，军士可以随时哗变，推选像朱泚这样的人成为新的藩镇军阀。德宗不靠心腹宦官还能靠谁？等着神策军士某个时候再冒一个朱泚吗？所以，他没有什么办法，这也是李泌建议适当恢复府兵制度的一个原因，希望能够有忠心社稷的人成为神策军士，包括划入一些忠心的将领军队充实，都是为了确保李唐社稷的办法，选派宦官充任也是一样的考虑。
甚至就连藩镇的问题都不一定全都是负面的，比如在西部和中原接连动荡的时候，西南境内有韦皋的坐镇，算是德宗时候少有的忠义藩镇。
韦皋在建中时期本来是营田判官，后任殿中侍御史。宰相张镒提携他到陇州行营留后事务，遇到朱泚之变，韦皋巧妙应对，收拢不少部将忠心朝廷，并除掉叛将牛云光等人得到德宗嘉奖。贞元元年（785）被派往成都接任成都尹兼剑南西川节度使，一待就是二十年，既防范吐蕃滋扰，又警惕阻止与南诏的联合。贞元十二年(796)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使相，享有非常高的礼遇。
最后贞元十九年（799），德宗对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已经非常不满，有意出兵讨伐，命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出任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结果接连失败。韦皋趁机上疏：“请任命浑瑊、贾耽为元帅统领各军。如果陛下不愿意烦劳元老重臣，那么，臣请求带领精兵万人直下巴峡，东出荆楚，前去剿灭凶逆（指吴少诚）。”出于了解德宗心理，他认为实在不行就把握机会，吴少诚若有请罪意向就趁机赦免，停止各方出军，休养生息再等时机，果然德宗后来就赦免吴少诚。
韦皋在顺宗登位的永贞元年突然辞世，之前派副手刘辟去京师打探动向，与太子李诵及王叔文等人联络，意图为后面铺路。王叔文对地方藩镇非常介怀，将刘辟骂走，为后面西川在宪宗初期的动荡种下一大祸根。
认清德宗贞元以后的心理变化，所以归根究底，德宗后来对太子李诵不满，萧氏家族一事仅是一方面，喜欢舒王李谊则是另一方面。但太子李诵本人的确并没有什么过失，到底李诵身体病情程度确实是一大疑团，这一点直接关系到永贞年间的风波。
史书表明，在贞元二十一年元旦之时，如此重要的恭贺新年场合，太子李诵居然没有出现，据说是因病缺席，对后来身体健康产生很大猜疑。甚至德宗的身体患病都认为与太子没有前来祝贺新年有关，一个月左右，德宗病情就加重到不行了，很快就病故，年六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