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不到三十岁的晁错被汉文帝选为太子家令，辅佐太子刘启。这对于一个有抱负的年轻人来说，是个祸福并存的机遇。
好处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只要能成为太子身边的红人，就几乎已经预定了下一届朝堂上的要位。
而坏处是，太子能不能顺利即位，一向都是个很大的问题。史上失去父皇宠爱的长子并不鲜见，在和其他皇子的权斗中失败被废的也常有，即便太子老老实实，一帆风顺，也有可能父皇身体健康，皇位一做就是数十年，只能眼巴巴看着直到自己须发皆白。而太子身边的家臣自然也只能陪着一起苦等，看谁先熬死谁。
从这点来说，晁错的运气算是不错的。文帝只活到四十七岁，而且后宫生活比较简单，除了窦皇后所生的四男二女，并无其他子嗣。文帝即位后很快确立了太子刘启的地位，也无争立互斗。
特别是晁错通过几次对策，在文帝面前脱颖而出。他的建议，对形势的分析极其精准，提出的措施也务实合理。然而一生谨慎的文帝只是选择性的先采用了一部分。不采用的并非不能用，只是有意留待接班人来施行。
可想而知，文帝临终前能推荐周亚夫给太子刘启，让他紧急时托以重任，未必不会叮嘱太子也好好任用晁错，相时而动。
刘启即位，是为景帝，立刻提拔晁错为內史，相当于长安市的市长。所以晁错的上位，既出自景帝的信任，也可能包含着文帝的嘱托。
內史需要实际治理一方之政，或许景帝也希望通过这一任免，来看看晁错的实际能力。
当时，晁错经常私下求见景帝，呈上自己的改革措施。在文帝朝，晁错曾建议修改法律，文帝并没有采纳。此时，景帝给了他极大的便利，因此“法令多所更定”。
虽未明说，这实际上就是晁错主导、景帝默许下的一次变法。大凡变法，总要削减一部分保守派，或是既得利益者的权益。更何况，此时刚刚从文帝朝的谨慎环境中过来，思静者居多。因此，朝中几乎人人都不喜欢这位大张旗鼓、标新立异的天子宠臣。
丞相申屠嘉作为政府首脑、众望所归，决定亲自对晁错发起一击。
恰好他听说晁错为了从內史府出入方便，在南面凿墙新开了一扇门，而穿的这面恰是刘邦父亲的太上皇庙墙。申屠嘉本就耿直刚强，先前责罚文帝弄臣邓通时就可见一斑。他打算以这条罪状，上奏景帝治晁错死罪。
这个计划不慎走漏了风声，晁错得以预先到景帝处解释求情。第二日，申屠嘉上朝奏事，直言晁错穿凿祖宗庙，有大逆不道之行，依律当斩。
景帝早有准备，道：“內史所穿的并非庙墙，而是庙外空地上的外墙，而且是朕吩咐其为此，內史无罪。”
申屠嘉回到家中，后悔没有先斩后奏，越想越气，竟发病不起，很快去世。
丞相一死，按照汉初惯例，由政府二把手御史大夫陶青顶替上位，景帝干脆直接把晁错补为御史大夫，几乎就等于向所有人宣告，他将是下一位丞相。晁错的地位和权势经此一击，反而愈盛，更无人敢挑战。
宠任无比的晁错，开始施展自己的抱负，为虚弱的帝国诊脉治病。
他所瞄准的第一个问题，仍然是诸侯王坐大，实力过强的弊端。
匈奴是外患，诸侯王则是内忧。
这个内忧，是高帝刘邦建国遗留下来的后遗症。高帝时期，全国57郡，诸侯王占42郡，汉朝廷只拥有15郡。从位置上看，战国时秦函谷关外六国之地，几乎全分封给诸侯王了。看到这样的统计数据对比，才能理解为何吕后、文帝都在打诸侯王的主意，认为这是首要的问题。
文帝后期，逐渐开始使用贾谊建议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策略，当一名诸侯王死后，把他封国拆分，分封给王的所有儿子，以此瓦解了齐、淮南等国的实力。
景帝即位第二年，又割其他诸侯之地，大封自己的六名儿子为王。
至此，诸侯王格局已经从刘邦时期的10国，变成了22国。
这22国，又大约可以按亲疏关系，分为三类。
第一类最亲，是儿系国。也即景帝自己儿子为王者，一共6个。
第二类较亲，是父系国。也即文帝子孙，一共只有2个，包括景帝的亲弟弟梁王刘武，景帝的亲侄子代王刘登。
第三类则最疏，是祖系的。也即刘邦除文帝系的其他子孙，共计14个。
实际上，最后七国之乱的参与者，均出自祖系，可见亲疏关系确实在诸侯王和汉朝廷之间起着重要的作用。
晁错认为，仅仅“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用尽一切办法侵削他们的地位、权力和领土，恩威并施，加快收割。
比如胶西王刘卬因为查出在卖爵时有不法行为，被汉朝廷没收六县。赵王刘遂因事，被没收常山郡，楚王刘戊为薄太后守丧时有奸情，被没收东海郡。
特别是吴国，是晁错的主要攻击对象。在文帝时，他就多次上书建议削减吴国的封地，文帝迟迟不肯动手。
此时，晁错极力向景帝陈说削吴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他说：无论削不削，吴国是必反的了。趁其没有防备、没有计划时提早下手，当断则断，才能避免大祸临头。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资治通鉴 卷十六 汉纪八》
晁错言之凿凿，平时十分听信他的景帝却谨慎了起来。因为他和吴国之间，有一些特殊的纠葛，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吴国对他有一段宿仇。凡是涉及对待吴国的处置，他都不免要多思量几分。
这段宿仇发生在他年少尚任太子时期。有一年吴王太子入京朝见，得闲两人便一起饮酒下棋。两个少年都血气方刚，一言不合竟冲撞起来。景帝性情急躁，难忍气忿，举起棋局便向吴太子砸去，竟错手将其杀死。文帝见儿子闯祸，连忙把吴太子的尸体整理好，送回吴国安葬。
吴王刘濞乃是刘邦亲兄刘仲之子，见爱子好端端去京城，却没了命回来，心中恨得咬牙切齿，冷冷地回绝汉使道：“天下刘姓为同宗，既然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好了，何必要送回来。”坚持把吴太子尸体送回了长安。
从此，吴王刘濞和汉朝廷的关系逐渐恶化，长年借口年老体病，不再入朝。
因为有杀子之仇，使得景帝对吴国的处置特别犹豫。削之，则仇上加仇，不削，始终是心头大患。景帝思量之下，决定把晁错的建议交给朝臣们商议一番。
这次商议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公卿、列侯、宗室在内，估计参与之人不在少数，但除了景帝母亲窦太后的侄子窦婴外，没有人敢反对如日中天的晁错。
商议必然是在内部秘密展开的，只是由于参与之人结构过于复杂，难免会有人泄漏，从而引起大范围的震动。
晁错的父亲就从颍川（今河南禹州）匆匆赶到长安，激动地质问儿子：“陛下刚刚即位，难得如此信任于你，令你主持政事。而你却只顾着侵削诸侯之地，离间骨肉之情。外面对你怨声载道，你可知晓？你究竟想要干什么呀！”
晁错见父亲并不理解自己，也执拗地答道：“外人骂我就对了！不如此，天子之位不尊，刘氏宗庙不安！”
晁父老泪纵横，仰天唏嘘道：“刘氏是安宁了，只怕晁氏将再无宁日！我且去了，公好自为之。”
晁父回到家，长叹道：“我实在不忍见到大祸临头的一日。”遂服毒自尽。
十几日后，吴、楚等七国正式叛乱。
较为秘密的削吴之事能够传到晁父耳中，自然也能传到吴王刘濞之处。
晁错心心念念要针对吴国，是因为在景帝即位时，吴国已是天下实力最强的诸侯国。
高祖刘邦时，封给齐国7郡、淮南国4郡、楚国3郡，吴国也是三郡，东南方诸侯中，刘濞并没有什么优势。
因此到吕后、文帝时，都是以齐国为主要打击目标，不断尝试着拆分齐地。特别是文帝朝，连带着把弟弟刘长的淮南国也一并化整为零，齐国一分为七，淮南一分为三。这时，拥有三郡的吴、楚反而成了大国。
而相比楚国，吴国又有独特的优势。
刘濞自从被高帝刘邦封在吴地，已有四十余年，是统治诸侯王国时间最长的宗室。活得长有两大好处，一是王国不至于马上被拆分给子孙，二是国内统治的政策可以相对保持一个稳定性，有利于民力恢复和国力增长。大凡历史上在位时间长的地域领主，对应的国力一般都不会太差。
吴国地处东南沿海，又有矿山，天然拥有煮盐、冶铁的资源便利。这两项都是古代最容易累计财富的手段，特别是文帝放开铸钱权利之后，西有邓通钱、东有吴国钱，流行天下，吴国财政想不富裕都很难。
财政宽裕带来的民生便利就是，吴王大方地免去了百姓的人头税。汉初，成年人每年要缴纳120钱的人头税钱，七岁至十四岁的未成年人缴纳20钱。到汉武帝时因为战争导致国库空虚，成年人再加3文，未成年人下限则降至三岁。不要小瞧这区区一百多文钱，汉朝家资在十万钱，便算中产，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每年能有盈余便已是佼佼者，因此武帝加了人头税后，“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
故此，刘濞不收人头税，必然极大受普通吴民拥护。
不仅如此，吴王刘濞还收容天下亡命之徒，在其他地方犯有过错，或流离失所，只要你来，吴国就给予你工作和活下去的机会。即使其他诸侯王国想过来引渡罪人，吴国也坚决不接受。
另外，吴王还允许国民可以通过交钱的方式，来合法逃避服役。这笔钱，由政府雇佣穷人去完成劳动。这样，富者得自由，贫者得佣钱，政府工程又不耽误，各得其便。
如前所说，在农业帝国里，人口数量和生产力是直接相关的。刘濞的这些措施，为吴国凝聚了大量的人口和统一的民心，实力在诸侯王国中逐渐首屈一指，也因此成为了汉朝廷最大的眼中钉。
要削吴，自然要有理由，就像之前削赵、楚、胶西等国一样，必须找他们的茬儿。
吴王的问题是很容易找的，比如收容各国逃犯、多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朝请等等。其实每个诸侯王在自己国内，总归是放任恣肆的，谁能保证处处循规蹈矩呢。更何况真要治你罪，何患无辞？
不过晁错找到了一个更感兴趣的理由：他的死对头袁盎，恰好担任吴国相国。
袁盎和晁错为何交恶，史书没有明载。只是说两人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凡是有晁错的场合，袁盎扭头就走；凡是袁盎在的地方，晁错也绝不多留片刻。两人从来没有同堂而语的时候。
“盎素不好晁错，错所居坐，盎辄避；盎所居坐，错亦避：两人未尝同堂语。”——《汉书 袁盎晁错传》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欲攻击晁盖不成，反被气死的丞相申屠嘉，恰与袁盎关系不错，不知当初攻击的计谋，有没有袁盎的份。
新仇旧恨一起算，晁错便以“在吴国相国任上接受吴王贿赂互相勾结”为由，上奏景帝，将袁盎贬为庶人。
既惩罚了死对头，又能治吴王的罪，一箭双雕，晁错心里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消息传到吴国，吴王刘濞心里像吊了十五个水桶，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若说其早有反意，个人觉得不太现实。其在吴国统治四十余年，如今已垂垂老矣，过几年驾鹤西游，便可安然享受世代子孙祭祀。假如朝廷对其一直处于宽容状态，他有什么理由以花甲之年，放着富甲一方的安稳日子不过去冒险呢。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削吴的计策的确有些急功近利。才三十出头的景帝完全可以等若干年，等刘濞死后，再拆分吴国，不必急在一时。
明人张燧就认为，这是晁错急于立功，强行为之。
现在对于吴王来说，却一下子被逼到了生死抉择的路口。默默接受，不知朝廷将要削多少郡才满足，万一不止于削郡，甚至要降爵怎么办？他不能眼睁睁看着晚年幸福的权利被剥夺。更何况，景帝与自己还有杀子之仇。这般逼我到绝路，未免欺人太甚。而假如不接受，则意味着要以死和朝廷一搏，虽然吴国实力雄厚，但毕竟有莫大的风险和不测。结果如何，难以预料。
是选择屈辱还是冒险，吴王刘濞心里暗暗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