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6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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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第4章

由于他公开表示与工人运动团结一心，所以他不同于这个时代绝大多数被聘任公职的教席教授，但他也有别于如德国共产党（ KPD ）和德意志共产党（ DKP ）内部教条化的斯大林主义左派。

哈贝马斯并不是在决定去马尔堡进行教授资格考试的时候，才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声。当阿佩尔，他波恩时代的朋友，“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称他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时，他吓了一跳。不过，这显然对他刚刚起步的学术生涯没什么坏处。因为他还未通过教授资格考试，伽达默尔就已在努力为他争取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职位。

哈贝马斯在哲学系以“辩证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过渡”为题作了首次讲座，由此架起了一座从谢林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到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桥梁，他将后者阐释为这样一种理论：它探究驾驭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条件，并指出“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是失败的。

他一直坚持这样一种资本主义主张，即单纯依靠有福利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的民主就可驯化的资本主义。这一主张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理论路径就此分岔，尽管这是在研究马克思的过程中才发生的。

哈贝马斯得出结论：大众传媒，无论像大多数传媒集团那样的私营性质的，还是像部分广播和电视那样具有公法组织形式的机构，都绝非中立的公共领域的中间地带。相反，它们是公共领域内的权力要素，既满足国家政治的合法性需要，也成为被经济和政治利益群体利用的工具。由于权力形成而被扭曲的公共领域本身是个矛盾，就是说，公共领域反转成为自身的对立面，不复为原来及应有的模样，因为外部对公共领域施加影响与公共领域内大众传媒作为权力要素的建立相伴，因此出现了新的“影响类别，即媒体权力”，它为实现自身意图而操纵公共领域。传媒集团与政治权势群体在特殊利益上步调一致，实现了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五花八门的政治宣传、广告、市场营销手段和公关活动，明显体现了这一趋势。娱乐与资讯的融合最终成为公民私人主义和政治冷漠现象蔓延的根源之一。

由于《明镜》周刊知名记者对北约军演的批评性报道涉嫌叛国，几名主编和发行人鲁道夫 · 奥格斯坦（ Rudolf Augstein ）于 1962 年 10 月 26 日在当局的一次突袭行动中被捕。当局的行动得到了国防部长弗朗茨 · 约瑟夫 · 施特劳斯（ Franz Josef Strauß ）的授意，由于无法打消人们对此举合法性的怀疑，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公众抗议。

时隔近 30 年后，哈贝马斯撰文论说《明镜》周刊风波，他写道，这一事件使人们从根本上开始认真对待介入政治的知识分子，因为毫无疑问，他们能够以某种方式把公众动员起来，使政治阶层再也不能漠视他们。不过，知识分子同时也发现，他们可以相信“公共领域的社会整合力量，在其中通过论证能使人们的观点发生改变”。

对于雅斯贝尔斯担心德国即将沦为徒有其表的法治国，哈贝马斯也表示认同——他以《明镜》周刊风波和德国共产党被禁为例指出基本法受到了蔑视。但他不赞同雅斯贝尔斯的无所作为的失败主义，他认为，民主有赖于公民将安排社会生活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大学保持其之所以为大学的精神：科学的自我反思，即也对，或者说主要对科学的生活实践面向、社会实践效果，及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反思。

哈贝马斯又一次在《水星》杂志发表文章，谈“学术教育的社会演变”。他认为，学术教育已堕落为纯粹的职业预备教育，是失败的教育。谈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状况，哈贝马斯讲道，一般而言，尽管大学里的专业训练传授有用的知识和能力，“但各学科现在专门培养的支配能力，与过去人们期待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应具备的生活和行动能力，不是一回事”。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这段时期，哈贝马斯出版了若干关于教育和高校政策的著作，这不仅体现了他对一种自己身在其中的制度的未来形态的特别关切，也反映出他身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始终在思考的主题：理论和实践、公共领域和民主、诠释学和经验主义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