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主流的知识和观念中，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化，是书写的语言。因此，在功能上，文字和语言等同，都是中性的交流工具。所谓的中性，是说文字本身并无价值和道德判断。
事实上，这样的判断仅仅适用于彻底语言化的字母文字，对中文，尤其是白话化之前的中文，是不适用的。一方面，中国文字并非是语言的符号化，而是一种相对语言非常独立的符号系统，而且，越是早期，文字的相对语言的独立性就越强，与语言的距离也越远。直至文字的最原始阶段，即单纯的“文”的阶段，完全与语言无关。
与人类文明中任何文字不同，中国文字包括两个阶段，两套系统，即“文”的阶段和“字”的阶段，“文”的系统和“字”的系统。关于这一点等会再详细讨论。
现在，我们一般把现代白话文之前的中国文字叫做文言文。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与语言并不对应，不同步，而后者则与语言完全对应，完全同步。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突然对自己的文字自卑起来，原因就在于它与语言不同步，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所有文字则都与语言完全同步。
由于欧美国家的文字都是语言的符号化，都是语言性文字，欧美人也就想当然地认为，所有人类文明的文字都应该是他们那个样子。一旦中国人接受了欧美的观念，把语言性文字当成文字的标准，然后套到中国文字上，中国文字的“落后”性顿然呈现。
从中国的文字史来看，历史越早，文字与语言的不同步性也就越高。《五经》分为《经》和《传》，两者最明显的区分就是与语言的同步性，《经》的同步性比较低，《尚书》、《易经》、《春秋》、《诗经》都是如此，《传》的同步性明显跃升一个档次。因此，《经》很难理解，所谓的诘屈聱牙，《传》却容易读。
甲骨文与语言的同步性更低，西周金文稍稍好一些。实质上，《尚书》、《易经》、《春秋》经文的文风与西周金文高度接近。这意味着这三本书的经文的成文应该在西周。尽管《春秋》本身经文的书写自春秋始，但是，“史记”的格式和文风应该定型于西周，作为鲁国史，只是进行了良好的继承。
《传》的出现是在春秋时期，标志性，甚至开创性人物就是孔子。《传》并非是对《经》的解读，而是本来就是《经》，是没有文字化的，口耳相传的经。在《传》之前，《五经》的主体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文字化的部分，另一个部分是没有文字化的部分。《传》只是将没有文字化的部分文字化。
这一点在《周易》和《春秋·左传》上表现地尤为明显，少了《传》，这两本的经文几近毫无意义的乱码，不可理解。《左传》更是直接补全经文没有记载的大量历史事实。
由于易经是群经之首，历史最为古老，远在文字（甲骨文）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其逐步地、分阶段地文字化的特征也就更明显。
在甲骨文之前，实际上是在西周金文之前，易经符号化的东西只有卦象，即八卦符号，而没有文字。后面会详细解释，八卦符号实际上不仅是“文”，而且是“文”的源头。也就是说，西周之前，易经是有文而无字，完全没有文字化，其内容主体是靠口耳相传，八卦符号只能起到分类、提示和助记的作用。因此，绝不能把易经称为一本书。
无论从文字风格，还是文字内容来看，易经的第一次文字化发生在西周，即卦爻辞的撰写，也因此易经被称为《周易》。因为周文王是周朝的开创者，所以他被冠名为《周易》的“发明”者，即所谓的“文王演卦”。而历史事实更可能是，周文王只是一个名号，被用来标记时代，“文王演卦”是说易经的首次文字化出现在文王时代，或由文王所开创的时代。
由于金文基本与甲骨文差不多，文字与语言也高度不同步，所以，西周时代易经的文字化是非常浅的，其内容的主体依然没有文字化，而继续保持口耳相传的状态。《周易》的经文，尽管比原先的八卦符号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但依然是严重信息不完全的，而更多是提示和助记符号。
值得注意的是，在商周甲骨金文时期，文字的普及面非常小，仅仅存在于官方，而且主要是用来祭神敬祖，民间尚没有文字。所以，易经在西周的首次文字化一定是官方所为。这不是说易经不在民间存在，恰恰相反，易经的基础依然在民间，但是，民间的易经依然是八卦符号下的口耳相传。这也是《周易》经文，甚至重卦事件被误认为是文王所为的更重要原因所在。
易经的第二次文字化，就发生在以孔子为标志的《传》时代。但是，《传》的真正定型则直至西汉才完成。《传》实际就是把易经八卦符号、经文之外的，依然口耳相传的内容文字化。因此，《传》也是《经》，只是文字化的时间晚了点而已。
也正是由于《传》的文字化时间比较晚，主体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因此，也必然受到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新思想”的影响，被混入了不同于，甚至有违于易经本身的东西。因此，《传》中有存在非经成分，这就需要后来的学习者加以区分。
从孔子到民国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大约25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字与语言的同步性基本稳定，文字与语言始终保持着距离，拒绝与语言完全同步。为什么在民国之前，中国的文字一直刻意与语言保持距离，这才是我们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因于“落后”。
对文字与语言的同步性的问题，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并做了深入的思考，这在人类文明史、文字史中也是绝无仅有。
《周易·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里“书”就是文字，“象”、“卦”就是八卦符号，“辞”、“言”都是语言。
这段话，实际上是在讨论八卦符号（文）、文字、语言与意四者之间的关系。但在这四者中，意是中心，是目的，八卦符号、文字、语言又都是工具，都是表达意的工具。但是，最能直接和彻底表达意的，却既不是语言，也不是文字，而是卦象，是八卦符号，“立象以尽意”。
《庄子·外物》：“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里只提到言、意两者的关系，把卦象和文字都忽略了。而在庄子的结论中，即便是语言最终也是可以被忽略的，因为意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根本目的。
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
王弼讨论的是卦象（文）、语言和意三者间的关系，把文字忽略了。《周易·系辞》、庄子、王弼三者都将文字置于一个非常不重要的位置。只有《周易·系辞》提到提到了文字，也是“书不尽言”的，庄子、王弼则直接选择了对文字的无视。
与整个人类文明史中所存在的任何文明不同的是，中国文明很早，准确地说在文明之始，就是意识到“意”的存在和重要性，并且于此同时开发出了表达“意”的抽象符号，就是易经的卦象，也是中国最早的“文”。也就是说，在文字出现之前，中国早已形成了成熟的抽象符号体系，即“文系统”。这个体系是完全独立和超越语言的，其目的是表达“意”，而非是语言的符号化。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意”并非一般意义上。个人意义上的“意”，而是“圣人之意”，是“义理”、“道义”之“义”，同于“义”。当然，“圣人之意”与普通人之意并非绝对不同。《孟子·告子上》：“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因此“圣人之意”只是一种“公意”。所以，“文以载道”是对“文系统”的真实描述，其历史起点在易经的产生时代，也是中国文明的产生时代。
文字实际上介于以卦象为起点的“文”与语言两者之间，包含了两者的元素。在目的上继承了“文”，是为了传达“意”、“义”，同时，文字也有了声音，建立了与语言的对应。因此，“书不尽言”也就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在目的上，文字不是为了表达语言，不是语言的工具；第二层，在单词数量上，文字少于语言，不能建立完全的同步。这两层含义是相关的。
而在中国文明之外，所有的文明，无论是使用楔形文字的“最古老”的古两河文明，还是后来使用字母文字的文明，都没有出现独立的“意”、“义”，也当然不存在去直接表达“意”、“义”的抽象符号系统。即在文字系统之前，不存在“文系统”。因此，他们的文字的目的只是为表达语言，是语言的符号化，语言的工具。
以中国文字的标准和历史来衡量，这些文字不仅是“低级”的，而且是残缺的。低级在于目的，不是去传达道义、义理，而只是去传达语言。残缺的是历史，在文字之前，他们均缺乏独立的“文”的历史，而这又源自独立的道义的残缺。
残缺道义，残缺“文系统”，因此，被称为人类最古老文字的古两河楔形文字之来源就成问题。在中国的传统观念看来，“字”只是对“文”的扩展和延续，是“文”的儿子，而“文”则是“字”的母体。那么，缺乏“文系统”的古两河文明又是怎么凭空突然发明文字的？事实上，文字至于古两河文明，就是一个无母之子。
《说文解字序》：“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于是始作《易》八卦，……。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黄帝之史官仓颉，……，初造书契。……。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这段话是中国文字起源极为重要的史料，当然也是人类文字起源极为重要的史料。这段话的文字本身并不难理解，难解之处在于其中所引用的《周易》，以后将做更详细的阐述。
许慎很明确地把中国的文字划分两个阶段，文的阶段和字的阶段。明确区分了文和字，文是字之根基和母体，而字则是由文所孳乳。许慎认为八卦符号、结绳和书契都属于文。不过书契又是特殊的文，是文和字的交集，既是文，也是字。书契是最原始的字，而书契之前的结绳和卦象则是文而非字。
许慎所使用的“孳乳”并非比喻，因为这是“字”这个字的本义。“字”的现代字形与早期的金文字形非常接近，为宝盖头下一个子。宝盖头代表家，子为幼子、婴儿。因此，“字”的本义是生育、孵化、抚育、怀孕之类，文字之义是由其所派生。用“字”来指代文字，就直接意味着，文字的字也是孩子，是谁的孩子，是文的孩子。
总之，无论是《周易》的记载，庄子王弼关于象、言、意的讨论，“字”的字形之含义，还是许慎对文字起源的追溯，以及更重要的，我们此前对书契符号和结绳符号的研究，都指向一个历史事实：在文字产生之前，中国文明中已经存在成熟的文的符号系统，文字系统正是在文系统的基础上衍生而出。
许慎正确指出了文系统的三个子系统：八卦符号、结绳、书契。但是，他却将认为文字起源于书契时代，事实上是商朝的甲骨文。许慎更致命的失误在于，认为文系统和字系统的成形原理都是象形，所谓的“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文者，物象之本”。
事实上，八卦符号、绳结、契齿文三者本质上都是数字，是数，而不是象。易经、结绳、书契三者都是对抽象数学的应用，只是应用的领域不同，易经将数学用之于世界变化的模拟，而结绳和书契则是将数学用之于经济合约的签订，结绳和书契本质上都是经济合约，而且也是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经济合约。
既然，八卦、绳结、契齿文都是数字，那么抽象数学就是三者共同的基础，三者的出现也以抽象数学的出现为基本前提。关于抽象数学的起源问题，以后将专文详述。这里只是指出，中国文明的，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抽象数学是与易经同时出现的，其首要应用就是八卦系统。
由于数字符号是人为赋予，也是人为约定，也就具备合约属性。这可能是《周易》认为结绳、书契与八卦存在关联的另一个原因所在。三者都以数字符号为中心，也都具备合约属性。
传统一贯认为，中国文明始于“伏羲画卦”，开始于易经产生的伏羲时代。这意味着，中国文明与抽象数学同时产生，中国文明产生伊始就存在抽象记录符号，即由数字组成的八卦符号，这是“文”的肇始，也是“文以载道”的肇始。
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文明自始以来都存在抽象的记录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又整体上分为两个阶段：文的阶段和字的阶段。同时，在成型原理上，文与字又存在不同。象形的确是相当一部分字的成形原理，而是文的成形原理绝无象形。因此，文和字不仅是两个阶段，也是两套不同的系统。
字乃文之子，文乃字之母。前面的系列文章中我们已经指出，甲骨文金文的很多重要文字是直接对书契符号和结绳符号的继承。当文字出现以后，结绳的文和书契的文就融入文字系统，其独立性消失了。文的三大子系统中，唯有八卦系统依然保持独立存在至今。
因此，文字的最根本的成形原理并非象形，而是继承，对文的理念的继承，和符号的直接继承。这一原理被后人遗忘和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