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农村小学校，红墙黑瓦的房子，木制的窗齿，窗户上没有玻璃，风雨可以自由出入，初夏，暴雨来得频繁而突然，坐在窗边的同学不得不将桌子往中间挪。到了冬天，风雪呼啸不止，老师鼓动大家从家里找来大的塑料油布，钉上窗户。教室里的光线暗了下来，但温暖了许多。
教室里没有电灯，更没有风扇，没有水泥地，坑坑洼洼的，桌椅站立不稳，左右摇摆时，自行找来砖块垫上。轮到值日那头，从自己家带来苕帚，教室里灰尘特别多，扫一次地，小小的教室可以扫几桶垃圾，值日生的眼，口，头发上，还有课桌椅上像下了一层厚厚的霜。
学校的上，下课铃是老师用手敲铃铛，他们依据是一个闹钟，因为学校没有门卫，门及窗齿全是木的。在某一个夜晚，办公室里唯一值钱的闹钟被偷走了。于是，老师们只得依赖家里条件好点的老师的手表了。
学校里真的是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黑板擦是女同学在家用布塞上棉花缝的，课桌椅坏了，同学的找来钉子自己钉好。操场里光秃秃的，除了肆意生长的小草，却是同学们最喜欢的乐园。如果下一场雨，便可以捉鱼，偶尔风拂过，可以看见小小的涟漪。
学生来自于周边村子里的娃娃，那时候，每家有两，三个孩子，有的家里是两女一儿，有的是一女一儿，有的三女一儿，少数是一个儿子的，便风风光光地领了独生子女证，反正每家须得一个儿子，整个家族才是圆满。
老师也是来自于周边的村子，教书只是副业，他们经常挽着裤腿，衣袖上沾着禾苗和露珠，上完课赶着回家收拾稻子。他们讲课从不用普通话，一年的工资，还不够买几担米。
这里没有幼儿园，我到7岁才上一年级，上学那天，新书，新笔，新环境。重要的是，我们不再跟随父母去田间，铲草皮，喂猪，喂鸡。教室里，认识了新同学，除了上班，便一起做游戏，踢键子，跳皮筋。因为成绩好，各种游戏也玩得拨尖，便享受了老师夸，同学捧的快乐。
幼年粘父母，被送去外婆家，姨妈家，姑姑家，都是以号陶大哭的壮观场面震摄住了他们想继续宠爱我的心，被无奈送回。直到上了学，才真正来到了属于我的天地，认识了许多新朋友。
（1）
玲是我至今都念念不忘的朋友，但我们的友谊止步在之十岁前。
玲和我一个村子，她的父亲是我们村支书，在全村大部分是土坯房的时候，在玲的父亲当了一年多的书记后，她家迅速盖了两层楼房。尽管我的爷爷当了三十年的村支书，带着全村人修路，修渠，盖学校，但我们全家依然地里刨食，家徒四壁，一家三代窝在土房子里。
但这不影响我和玲的友谊，玲会给我玩好看的布娃娃；香香的雪花膏；她家有漂亮油漆的新家具，还可以到她家二楼的阳台看更远的地方。而我，除了作业给她抄写，好像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放学后，我们如脱僵的野马，呼朋引伴，跳皮筋，提迷藏，扔沙包，踢键子，因为我玩得好，玲是我的跟屁虫，什么都要与我组队，一如做作业或考试，她总要坐在我的旁边。
上三年级时，玲的声音时而清晰，时而嘶哑，经常上一段时间的课又休息几天。与玲一起玩时，我看到她发不出声的窘迫，却不知她的痛苦。那时我们还小，不知道感同身受，更不知道疾病深处的结果。
等到四年级时，玲便彻底没有来上学了，听家人说她住院了，零零星星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其治疗过程的惨忍和艰难，但始终没有传来治愈的消息。
那年秋天，刚刚才完雨，地上泥泞不堪，村子里的女人们忙完了手头的活，叽叽喳喳地凑在一起打麻将。“你们知道吗？ⅩX家的伢死了！”
“那伢也是遭罪，十岁不到。”
“她到底得的是么病？”
“不知道啊！”
我从她们口中得知了玲的结局，冲出了门，将大人们的喧嚣嘻闹关在了门里。
玲在家里安安静静地躺在一个简陋地木盒子里，她面色灰白，面目肿胀，面无生气，却画着睫毛，涂着口红，连手上都涂着指甲油。我无法将她与以前伶俐的玲画上等号，我不知道一个十岁的女孩会患上什么难以治愈的绝症。是她的父母没有认真对待她的疾病吗？可是现在他们哭得如此悲切。
玲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定格，关于童年，关于死亡，关于离别之后从此无法再见，关于一个鲜活的生命消逝后，生活依然的风平浪静，风和日丽。只有自己知道：那场波澜在我心里一直汹涌至今。
（2）
霞与我同村，比我大一岁。在她五年级复读一年后，便与我同在一个教室了。
在我只知道疯玩打闹的时候认识了霞，她会捕鱼，捞虾，掏鸟蛋，割猪草。
她会在下大雨后，用铁丝和网织成鱼网，卡在流水的沟中央，然后我们到上游踩水，流水浑浊，鱼儿游进了我们的陷阱。
在那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浅浅的水沟里的草丛中会藏着小草，从来没有赤脚走过泥泞和沟渠。
霞还带我去认识各种野菜，我们找来铲子和一个袋子，在山坡，在田埂寻找各种野菜。那时，我才明白农村生活的美与丰富。
因为村里的中学取缔，我和霞每天都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去上学，每天天没亮，我们在村后的田埂处会合，然后走过田野，直到鞋子被露水浸透。在去学校的路上，霞会讲她晚上看的电视剧，一天一天地讲，一集一集地讲。直到学校，故事结束。
那时候，许多同学读到初二便缀学，也许是没有希望升高中，也许是读书的过程太辛苦，更或者是经营土地太艰难，出去打一份工，家里的日子便会活络许多。
尽管霞的家里比我宽裕，但成绩中等。她便放弃学业，选择打工。我们从此分开。班上许多要好的同学都放弃学习，只留我一人苦撑。
青春期的心里其实布满了荆棘，未必完全明了读书就是坦途，只有坚持下去，才能免去选择的苦楚。有时候，随波逐流或许是对的，因为那是大多数人期许的，譬如在茫然无措的时候。
霞去了省城打工，我则日夜攻战题海，直到我也去了省城读书，并且离得很近。
九十年代，电话稀罕的物件，我们没有联系的媒介，她有她的工厂生活，我有我的校园生活。相同的是我们都住着宿舍里的高低铁架床，每天两点一线。她生活相对宽裕，我日日窘迫。我们偶尔见面，却无话题。
霞在那个棉纺厂工作一年后，去了南方。我们从此断了联系。
一天暑假，母亲告诉我，霞回来了。
至今感谢我的母亲，因为我们读着书，日子窘迫。而霞己经打工几年，为家里不停地输送着金钱。母亲从未特意渲染霞的风光，透露出羡慕的情绪。她只是想延续我们儿时的友谊而已。
看到了霞，她穿着飘逸的花裙子，白色的丝质纱巾披在肩上，耳环和项链在她身上熠熠发光，手上拿着比砖头大的黑色大哥大，她的家人都以她为荣，团聚的喜悦氤氲在她的周围。
当时感觉自己灰头土脸，一年四季两套校服和一双回力球鞋，在call机盛行的年代，我却连公用电话都打不起。本应是美丽而肆意的青春，好像都不想来到我身边。
霞看到我来了，十分高兴，我们一起聊的话题不多，她无意讲她深圳的生活，我的学校生活也没有什么乐趣，但我们很高兴这次的重逢。
回到家里，母亲告诉我，霞当时是村里的一位大婶带她去的深圳，说那里有挣钱多的工作，她们一行去了六个女孩子，都是附近村子里的，我都认识。
四年后中专毕业，我也去了深圳，霞没有告诉我她工作的地点，也没有提议我去找她。我跟随打工的洪流，进了工厂。
生活本是洪流，根本把握不了自己的前途。一起走的人，因为欲望的多寡不同，便会走散，交集越来越少。
如今，听母亲说，霞嫁了一个香港司机，生了三个女儿，自嫁到香港后，她再也没有回家过。
二十年过去了，想在家里碰到她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我不知道是什么阻隔了她回家，她不想她的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和侄儿侄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