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的本质》初版于1954年，彼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烟熄灭已久，随着纽伦堡审判等战后清算的展开，战争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有计划灭绝被公诸于世。这一骇人的暴行揭示了当偏见付诸行动，将会产生何等恐怖的后果。而此时的美国作为民族大熔炉，几乎所有形式的偏见都得以呈现，例如美国仍在实行“隔离但平等”的政策，社会上对黑人存在普遍的歧视现象。此外，对犹太人、天主教徒等群体的偏见也大行其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偏见的本质》一书的出版就不是纯粹致力于知识的探索，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
本书作者戈登·奥尔波特在哈佛大学度过了整个学术生涯，他对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被认为是人格心理学领域的创始人之一。在其整个学术研究生涯中，奥尔波特竭力弘扬人的尊严与价值，认为心理学要注重发展人的自尊心和自重感。奥尔波特一生著作颇丰，《偏见的本质》一书就是他对人类偏见进行开创性研究的成果。之后数十年中，对偏见的研究成果蔚然大观，但本书并未过时，其中大部分观点的正确性得到了后续研究证实，成为了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经典之作。正如哈佛大学心理系教授马扎林·贝纳基所言：“当我们向学生介绍对偏见的现代理解时，我们仍然一定要向他们推荐《偏见的本质》这本书。”
何谓偏见？
英语中的偏见（prejudice）一词源自拉丁文praejudicium，后者大约是先入为主的意思。奥尔波特将偏见定义为“对属于某群体的个体持有一种厌恶或敌对的态度，仅仅因为他属于该群体，就被推定具有人们归于该群体的那些令人反感的特性。”这里重要的是，这一定义暗含了将群体作为一个整体贴上没有根据的标签。而这是因为人类往往会犯“过度分类”这一常见的思维谬误。正如孩子要将人简单分为“好人”和“坏人”，当他们长大以后，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他们往往发现仍然需要依靠这样简化的分类机制。有些过度分类可能只是误解，但当这种分类变得僵化，在面对新知识时依旧不改变原有想法时，就成为了偏见。
针对一些学者发表的为种族歧视辩护的观点，奥尔波特借助实证研究方法，对群体之间差异进行探讨，他不仅指出没有证据证明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相关研究有待深入，他还指出：“也许没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群体的差异能够被应用到每一位群体成员之上。”因此，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基于群体划分的歧视是站不住脚的，是对每个独特个体价值的武断否定。不幸的是，人有一种产生偏见的倾向。人性本能使他们易于作出泛化、概念和分类。即使没有事实根据，他们依旧能根据传闻、情感投射和幻想形成偏见。特定群体的自我认同导致内群体忠诚，这在加强该群体成员团结的同时，导致对外群体的排斥，并引发言语拒斥、实质歧视和身体攻击等拒斥行为，最终加剧了不同人群的对立和撕裂。
偏见的产生
偏见的产生是认知因素、动机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于认知因素对产生偏见的影响，现代心理学已经产生了大量成果，而奥尔波特当时对此的强调具有开创性。奥尔波特介绍了基础心理学中的认知过程，指出人类倾向于将所有信息简化到同一分类中，这便于简化自己的应对策略。而当事实与分类冲突时，人们会通过扭曲事实来维持自己的分类。当分类完成后，人们还会给有关群体贴上标签，并形成刻板印象，譬如“犹太人唯利是图”“爱尔兰人都是酒鬼”“黑人都是懒惰的”等等，而这种刻板印象可能根本没有实际依据。而大众传媒促成了刻板印象并使其持续存，不断加深。
偏见之所以生成，还因为它满足了一定的功能需求。人们将一些不良特征投射到外群身上，仿佛这些特征与自己无关。如认为希特勒是将自身低劣特性投射到了犹太人身上，并通过谴责后者来逃避对自身的批判。还有一些人会采取侵略性的方式应对挫败感，并将导致挫败的责任归咎于外在条件，还有些人忽略导致挫败感的真正原因，将之错置到其他对象之上，亦即所谓替罪羊。这典型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流传所谓“背后一刀”的说法，宣称是国内左派政党妨碍了德国获胜。而希特勒则顺势在“背后一刀”传说中注入了恶毒的反犹主义，将犹太人视为德国战败和战后耻辱的主要原因。犹太人遂成为德国人眼中德国战败和帝国崩溃的替罪羊。此外，奥尔波特还将“人格”视为是偏见的基本决定因素，并区分出两种人格类型：偏见人格和宽容人格，前者采取严苛的道德观念，譬如希特勒宣扬全方位的禁欲主义。在他看来，这种人格与儿童早期生理冲动受到挫折有关。投射和寻找替罪羊满足了人们基本的心理需求。通过识别出一个应该对混乱局面负责任的异质群体，内群体成员得以加强彼此认同。
同样重要的是社会文化因素。在社会结构以异质性为特征的地方、社会正在发生快速变革的地方、存在无知和交流障碍的地方等处，社会文化偏见被证明是高发的。而通过接触，主流群体与少数群体之间进行平等交流，可能能够减少偏见。此外，宗教等因素也与偏见有关，但奥尔波特对此没有定论，因为他发现宗教既可能遵循民族中心主义的规则促成偏见，也可能将兄弟情谊的理想融入教徒的思想和行动。
怎样消除偏见
奥尔波特最后设想了如何规制偏见，以缓解群体冲突。他赞同立法，尽管立法无法控制个人思想，而只能控制负面行动，但他认为外显行动最终会对信念产生影响，因此倾向于将立法行动视为减少公共歧视和个人偏见的主要手段之一。此外，他还推荐采取跨文化教育、鼓励不同群体接触、进行集体再培训、以大众传媒重塑公众认知等手段，推动族群间的宽容和关系缓和。
今天的美国，族群冲突依然激烈。今年发生的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美国多地骚乱，而教育和就业中对亚裔的歧视也始终如同不散的阴霾。在国际关系中，美国政客的傲慢与偏见，表现为长久以来的霸权主义。因此，本书对美国的现实依然有解释意义。而对中国而言，虽然传统上不是移民国家，但由于历史原因，依然存在地域、宗教、贫富等导致的巨大差异性。随着社会高速发展，以及广袤国土带来的地域间的隔阂，加上与外来文明的碰撞，也导致大量偏见存在。这些年来热议的女性议题、地域歧视，仇官仇富，对经济弱势群体如农民工的歧视等等屡屡见诸报端。因此《偏见的本质》对中国来说同样具有镜像意义。尽管两国经济社会存在很大差异，但偏见背后的有关因素本质上是相同的，相关理论对中国弥合群体差异、减少偏见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十分厚重，500多页内容涵盖与偏见有关的方方面面，堪称百科全书似的。由于信息量大，阅读本书既辛苦也充实。读完之后，读者对偏见将有更为深刻的理解。现代心理学对具体领域的偏见，如刑事司法过程中导致错案的确认偏见等有专门研究，结合《偏见的本质》一书，对这类偏见的产生和预防也能有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