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一百年的流行病疫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将来一定会出现新的瘟疫和新的流行病。——马克·霍尼斯鲍姆
生活在医疗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让我们在面对疾病时总会有一个错觉：先进的医疗技术、药品以及医疗人员们，能够挽救我们！然而，2020年伊始的一场新冠疫情，却让人无比深刻地体会到，人类在传染病面前，是那么脆弱与无力。
偌大的城市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偶尔遇上人，只看见口罩包裹的面庞下，紧张与恐惧的眼神。这场疫情，让人体会到了病毒的可怕。作为一名80后，印象中类似的状况发生在2003年SARS期间，而此次的疫情，似乎比那次来得更为凶猛。
也许，很多人会与我有同样的困惑，为什么如此可怕的病毒会突然就袭击了我们呢？为何在医疗技术发达的今天，人类在面对病毒的侵袭时，依然会束手无策？
01 流行病从未远离人类
在看完英国作家马克·霍尼斯鲍姆所著的《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一书后，我才发觉其实流行病从未远离人类。只不过由于信息壁垒等因素，让我们很多人都无从察觉。而当一场真切的疫情发生在我们身边时，我们才会恍然觉得“病毒好像突然就毫无缘由地袭击了我们”。
这本书描写了从1917年迄今的一百多年间全球性流行病的大爆发。1917年西班牙大流感（蓝死病）、1924年洛杉矶鼠疫、1930年鹦鹉热、1976年军团病、1980年艾滋病、2003年SARS、2013年埃博拉、2016年寨卡以及2020年新冠。现代医学和技术的发展，曾经让人们盲目自信地以为自己已经战胜了流行病，但是一次又一次新的流行病的爆发，足以让人清醒地认识到：流行病从未远离人类，阶段性的抗疫胜利并不意味着人们从此可以高枕无忧。
每一次新的流行病的爆发，医学家、微生物学家们总是需要历经重重困难，冒着生命风险去寻找病原体和传播途径，由此才能研制出治疗的药物和疫苗。所以，再先进的医学技术，在全新未知的病毒面前，也没有任何“特效药”，专业人员只能使用常规的隔离措施来阻止疫情的进一步蔓延。
当然，人类也不断地从一次次瘟疫中总结经验教训，甚至期望通过预测流行病的爆发来更有效地应对疫情，但是结果往往不如人意。是人类的学习能力不足吗？是我们的医学家们还不够努力吗？也许，我们应当从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关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等方面，重新审视流行病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发生以及蔓延的。
02 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在多次瘟疫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924年洛杉矶的鼠疫，是由老鼠身上的跳蚤引起的疾病传播；1929年到1930年间的鹦鹉热大流行，则是由于鹦鹉身上携带的致命病原体导致；艾滋病的毒株是由猴免疫缺陷病毒演变而来的；食用果子狸、蝙蝠等野味致使人感染SARS；埃博拉病毒被证实出自蝙蝠身上……
多次的瘟疫流行，都与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有着密切的联系，病毒从隐匿的动物宿主身上传播给了人类。
而这些传播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鼠疫杆菌本身存在于松鼠身上，只要松鼠不传染城市的老鼠种群，森林鼠疫对居住在城区的人们几乎不构成威胁，但是由于人类生活领域的扩张，野生栖息地不断受到侵蚀，生态平衡被打破，就出现了鼠疫被传播给其他动物、继而是人的可能性。
鹦鹉热的流行，与饲养鹦鹉当宠物的习惯风靡有关。小贩们挨家挨户向主妇们推销这种“爱情鸟”，为了消磨时间，很多主妇都不会拒绝，并且逐渐成为一种时尚流行。当市场需求越来越大之后，大批的鹦鹉就从亚热带地区被捕捉运送到城市，拥挤不堪的卫生条件使得鹦鹉免疫力下降，潜藏在身上的病毒爆发。
而艾滋病、SARS等病毒的爆发，都与人们食用野味的习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正如本书译者谷晓阳和李曈所言：“我们常把对抗传染病喻为一场战役，将病原体视作虎视眈眈的敌人。但比起‘对抗’，也许‘平衡与失衡’才是更为贴切的隐喻”。在自然状况下，病原体与动物长期共处，是生态系统中的一环，它们是平衡的。但是当人类有意或无意地入侵，使得原有的系统失衡之后，病原体便跳跃到了人类身上。
尽管一次又一次的流行病爆发，却依然没教会人类“敬畏”两个字。肆无忌惮地砍伐森林、掠夺自然资源、捕杀野生动物，让大自然原本维持系统平衡的功能失去作用，就会引来人类社会的危机，这又何尝不是对人类盲目自信与自大的“报复”？
03 利益往往让人迷失，在很多时候是造成疫情蔓延的关键因素
这一百多年间的流行病大爆发，几乎都有着疫情初期管控不力的因素。如果说，对待流行病的盲目自信与自大是人类的傲慢，那么，明知疫情的严重程度却仍然隐瞒欺骗，则是当局者为了利益的自私与愚蠢。
在1924年的洛杉矶，没有任何人愿意听到，一种致命的病原体从中世纪卷土重来降临天使之城的消息，尤其是那些商会领导们。因为在那时，商人们将洛杉矶标榜为一座清洁卫生的养老之地。这座摘得了“世界气候之都”美誉的城市，房地产产业正处于井喷式繁荣期。如果被外界得知天使之城沦为了鼠疫之城，对当地的经济会造成难以想象的打击。
1900年鼠疫降临旧金山时，美国海军实验室的约瑟夫·金永证实疑似鼠疫患者的体内确实含有鼠疫杆菌时，当时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亨利·盖奇和当地利益集团联手对金永发起了恶毒的攻击。他们声称检疫措施是种“恐怖行径”，还提议“将散播鼠疫消息的行为定为重罪”。
1924年的洛杉矶当局官员，也一如既往地选择了掩盖真相。面对检出杆状细菌的载玻片，市卫生专员卢瑟·鲍尔斯医生矢口否认眼前的证据，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说出“鼠”开头的那个词。正是当局的这种掩盖使得恐慌和流言蜚语加剧，疫情进一步蔓延。
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中，纽约公共卫生官员们担心影响战事，刻意夸大流感对德军的影响，而对美军的疫情轻描淡写，使得纽约的大部分人以为西班牙流感只是个外国病，因而疏于防范，最终导致流感在北美大地的爆发。
当局为了利益，选择隐瞒真相，试图糊弄公众。但是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却导致了更多的焦虑与恐慌，也成了疫情蔓延的助推器。
04 社会文化习俗是疫情防控中的难点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如何劝说家中的长辈戴上口罩成了众多年轻人的难题。曾经有一则公众号留言是这样的：请多一些电视新闻报道，我爸到现在还说病毒就是口罩商们为了卖口罩而编出来的假消息。
然而劝说长辈戴口罩的艰难只是疫情防控难点中的冰山一角，像类似的言论其实在过往一百年间的这么多起疫情中其实并不罕见。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爆发之后，被派去支援的医疗人员反而受到了当地人们的攻击，因为当地人们并不相信外来的援助者。
很多时候，身处疫情中的人们并不相信疫情的真实性，往往意识不到事态的严重性。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就不会放弃原有的一些饮食、丧葬、节日习俗，而这些社会文化习俗往往对疫情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之初，在外界已对疫情感到恐慌之时，武汉的百步亭社区依然开展了“万家宴”，万人聚集，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温床。而在2013年的埃博拉疫情中，社会文化习俗也是很重要的传播因素。
在西非的传统文化中，没有什么比死亡、服丧和安葬仪式更重要的了。对于当地的一些本土宗教信众来说，如果丧葬仪式没有按照指定的方式进行，或其中关键的步骤被省去，那么死者就会滞留徘徊不得安宁，并对家族和社群施加诅咒。对于活着的人来说，这比埃博拉病毒更可怕。
埃博拉病毒在患者死亡后，仍可在其血液和器官中存活长达7天。因此，当人们为死者清洗身体以及两次更衣的时候，都需要密切接触尸体，这就使得人们很容易被感染。疫情也就更加难以防控。
05 一个世纪的流行病大爆发教会我们什么？
我想以上的一些因素分析都能回答为什么每一次流行病的到来，都能打得我们措手不及。历史是惊人的相似，是一次又一次的复刻。如果我们无法从中吸取教训，只是“好了伤疤忘了疼”，那么一次又一次以生命代价换来的“惨胜”，意义也会减少很多。
放下无知与傲慢，对生命和大自然始终保持敬畏，我想这是过去的瘟疫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也是未来会一直适用的法则。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也许无法撼动整个社会文化、经济因素带来的种种弊端，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自身做起。
从改变自身的一些不良陋习，做一些对环境有益的小事做起。每个人的每个小举动，也许就如同亚马逊河热带雨林的一只蝴蝶一样，偶尔扇动几次翅膀，也能引起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我们无法忽视这种连锁效应的存在，因此更要从自身的改变做起。
身处埃博拉疫情中的人们，直到疫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才明白埃博拉是真实的，才开始愿意改变自己的行为：不再相互触碰。而在行为发生改变之后，疫情的传播速度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最终结束了这场疫情。
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
主动改变虽然是痛苦的，但是代价是最小的。而当外力迫使我们不得不改变的时候，我们无法知道我们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是一次次流行病带给我们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