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14岁那年，姥娘突发脑溢血，一夜之间成了一个半身不遂的病人。记得前一天她还带我去集市上买东西，可是再见到她，她却躺在了病床上，头发被剃掉了大半，身上还插满了管子。医生说，她再也不能说话，不能走路了。
听闻这个噩耗，我哭得全身发抖，声音哽咽。姥娘是我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了，我从小跟着她长大，是她给了我“母爱”般的呵护。
听大人们说，姥娘生病前就给他们说过，如果有一天病了，请他们不要给她治，因为她不想受这份罪。但是，当这一天真的来临的时候，大人们还是毫不犹豫地将她送进了医院。因为，对子女来说，眼睁睁看着母亲死去，将是他们一辈子的愧疚。所以，他们不能这样做。
曾经，我也很庆幸大人们的做法。尽管姥娘抢救回来以后，每天躺在床上都很痛苦。每当她吃饭被呛到时，我就去外面躲着。我受不了她的难受，却在心里安慰自己：起码姥娘没有离开我。
直到最近，我翻看了一本书《最好的告别》，才发现我们的想法是多么的自私。尤其是自己也经历过病痛之后，我真心觉得有时“赖活不如好死”，但是一直以来，无论是医生还是家属，我们的观念好像从来都是“救人要紧”。因为我们认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而《最好的告别》这本书恰恰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不是每一种病，都要竭尽全力地医治。有时及时止损，恰恰就是最好的治疗。这本书不仅告诉我们如何尊重生命、挽救生命，也告诉我们该如何认识死亡，以及该为死亡做些什么准备。
作者阿图.葛文德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哈佛医学院，毕业后成为了白宫的健康政策顾问。据说，他为纽约客撰写的医疗文章，不仅触动总统奥巴马，还得到了金融大亨查理.芒格的赞赏，寄给了他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
人是如何一步步衰老的
30岁，心脏的泵血峰值稳步下降。你会发现，自己跑步的速度和长度远远不及过去了。爬楼梯的时候，会喘粗气；
40岁，肌肉的质量和力量开始走下坡路，神经细胞以每天1万个的速度递减；
50岁，骨头以每年约1%的速度丢失骨密度。你的手写能力逐渐退化，使用触屏手机时不再像以前那样灵敏；
60岁，毛囊变少，头发变稀。由于头发中的黑色素分泌减少，头发开始一根根变白；
70岁，大脑灰质丢失，使头颅空出了约2.5厘米的空间。此时头部受到撞击后，会容易发生颅内出血。还有，因为头脑里的额叶和海马体萎缩，记忆力和判断力也会受到严重损伤，严重的话会患上老年痴呆症；
80岁，会丢失25%~50%的肌肉，伸开手掌，你会发现肌肉组织不再是凸出的，而是平坦的；
85岁以后，骨头和牙齿软化，咀嚼能力下降，大约有40%的人已经一颗牙齿也没有了。
人体的衰竭模式，就像一个复杂的系统软件。尽管有潜在易坏的部件，但因为有备用的系统软件，所以不会一下子瘫痪。 比如，我们的DNA虽然经常受到损害，但由于我们的细胞有几个DNA修复系统，所以如果一个关键的基因被损坏了，附近会有额外的相同基因立马填补进来。但是，尽管有备用的，随着损耗的增加，终有一天也会供给不足，这时就会导致整个人体的衰竭。
住养老院的人，注定要失去自由吗
很多老人，都不愿住养老院，因为那里没有家的感觉。一些老人住进去后，感觉就像是住进了监狱，失去了自由。在那里，你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吃饭都有一个硬性的规定。为了你的安全着想，护工会限制你的活动范围和爱吃的食物。如果你是一个糖尿病患者，那么在那里，你会很难吃到一颗糖。至于想拥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基本上更是奢望，你要忍受跟陌生人同住在一起，几乎没有什么隐私可言。
所以，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相信没有几个人会愿意住养老院。而已经住在那里的人，通常都有各自的苦衷，比如：
老伴去世，自己无力再独自生活；
子女工作忙，不能给予生活上的照顾；
贫穷，让人不得不选择这样一个救济所
......
不难发现，老弱者和养老院之间存在着一个很深的矛盾：老弱者想要自主权，而养老院只注重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在养老院里，护工只关心你是不是瘦了，是不是忘吃药了，是不是摔倒了，而很少关注你是不是孤独。所以问题来了：在我们衰老、不再有能力保护自己时，如何能使生活存在价值？
一位叫威尔逊的女性，创立了一家老年辅助生活区，有效解决了一个人因为老弱只好屈从于救济院生活的问题。威尔逊的灵感，来自于她患重病的母亲。由于受家庭条件所迫，威尔逊不得不把重病的母亲送进了疗养院。但是送进去以后，母亲却一直央求女儿：带我离开！
母亲的愿望合情合理，而疗养院也有他们不可撼动的规矩。在这样两难的局面之下，威尔逊便自己创立了一家辅助生活机构，这所机构的理念就是：给老人一个“家”的感觉，使老人保持与那些住在家里的人有类似的自由和自主——包括有权利拒绝出于安全的考虑或者机构的方便而强加的约束。
通俗点说，在这里老人就是主人，他们拥有完整的浴室、厨房和私人公寓。可以养宠物，选择自己的家具、食物，想赖床或者晚睡都可以，总之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如果老人需要帮忙，护工也能随时提供服务。比如，老人需要别人搀扶上厕所，那么他们只要摁一下铃，就会有人来了。
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看，美国的这种辅助生活机构着实令人羡慕。如果我们中国也能建立这样的辅助机构，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心甘情愿地住进养老院。
什么时候应该努力医治，什么时候应该放弃治疗
我有个姨父去年出了车祸，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一直没醒，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每天的医疗费高达数万元。但即便如此，子女也不愿意放弃治疗。哪怕砸锅卖铁，他们也要延续父亲的生命。
从孝道的角度来讲，他们的做法固然值得肯定，但是，从理性方面而言，这其实是一种愚孝。或许是因为意外来得突然，他们根本没时间做好思想准备，所以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下，“救人”就成了当务之急。
如今，医疗技术这么发达，我们当然也有理由去期盼奇迹的发生。但是，即使医疗技术再出色，也终究阻止不了死亡的发生。 我相信，如果姨父能够说话的话，他一定是不愿意忍受这样毫无意义的病痛折磨的。
有时候，死亡对人其实是一种解脱，但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比较忌讳死亡，忌讳临终遗言这样的讨论和准备，才会导致这一天真的来临时，让自己陷入一个尴尬又手足无措的局面。
据美国抗癌协会研究表明：使用机械呼吸机、电除颤、胸外按压或者在临死之前入住监护室的末期癌症患者，其生命最后一周的质量比不接受这些干预的病人差很多。而且，在去世之后的6周，他们的照料者患严重抑郁的可能性大了三倍。 所以，对那些到了生命末期的人来说，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与死神斗争或许就是个错误，因为这不过是延长了肉体的痛苦，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和家人的思想负担。话虽残忍，但事实的确如此。
患者在不明白什么时候该努力治疗，什么时候该放弃治疗的情况下，医生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据统计，63%的医生会高估病人的存活时间，而且即便病人患了无可治愈的疾病，医生也不愿向病人坦露不好的预测，而是依然会提供一些或许能有效果的治疗。所以，在某个时刻，医生更需要帮病人权衡他们的目标，甚至质疑他们，让他们重新思考自己的优先选项和信念。
总之，竭尽全力地救治不一定就是最为正确的做法！相反，那些同医生就临终偏好进行实质交谈的病人在死的时候往往更平静，临终开支也比平均水平低出了许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家人的痛苦。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直面死亡的恐惧，最好是趁自己健在的时候就写下一份临终声明：
1.如果你的心脏停搏，你希望做心脏复苏吗？
2.你愿意采取如插管和机械通气这样的积极治疗吗？
3.你愿意使用抗生素吗？
4.如果不能自行进食，你愿意采取鼻饲或者静脉营养吗？
在美国，有一种善终护理服务，专门为晚期病人提供“安慰护理”。他们的宗旨就是要让患者在当下享有最充分的生活，尽可能地解除病人的痛苦，让他们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待在一起。
书里提到了一位肿瘤病人，年仅29岁，在化疗无效的情况下，他选择了善终服务，离开了医院，和家人一心一意的待在一起。结果他说，这是他生活过的最有意义的一段时光。他没有为了渺茫的未来牺牲现在，而是把今天过到了最好。
《最好的告别》这本书自出版以来，依旧有无数个家庭挣扎在疾病的生死线上，相似的事例依然在不断地重复上演，如：违背长辈的意愿给他使用生命维持设备；患癌后积极进行治疗，忍受药物吞噬自己的肉体，最终却还是死在了医院；患重病的孩子接受了一轮又一轮的化疗，结果除了让身体变得更虚弱外，却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可见，要想在“必死性”方面谋求共识，并以生命尊严和保持有意义生活作为生存追求，医患双方都还面临着严峻的学习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