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导致很多国家陷入崩溃边缘，而我们从新闻中看到的只是更为宏观的国家层面，作为国家组成基础的民众，他们又在经历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几位外国记者的镜头，从微观的角度透视疫情之下民众的几个生活片段。
纽约：两沓现金的故事
周三上午11点左右，设计师希尔顿·霍利斯去家附近的银行取现金。这家银行在第73街和百老汇大道交叉处，现在门口已经排上了长龙。
排在他前面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听见柜台的工作人员问老人：“你为什么一次性取这么多现金呢？”霍利斯出于好奇，看了一眼老人手中的现金，大概有几万美元。
这位老人带着口罩和手套，看起来病恹恹的，非常虚弱。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挪到柜台前。他的妻子也是全副武装，排在相邻的队伍里，在隔壁柜台也取了大量的现金。
当老人的妻子听到柜台工作人员问问题后，立马跑过来说：“你对他说了什么？”
工作人员赶紧解释道：“我没有讲任何坏话。”但是老人的妻子不依不饶。工作人员只好说：“我只是问他，为什么突然取这么多现金，他想拿这笔钱做什么。”
老人的妻子生气了：“这不关你的事！但是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他感染上了病毒，我们现在要把这笔钱分给13个孙子！”
最后，夫妻两人把几沓100元的钞票叠好，塞进口袋里，然后一步一步地离开了银行。
华盛顿：这不仅仅是卫生纸
周一晚上，在华盛顿的西北部，三辆警车停在CVS连锁药店门前，警灯闪烁，气氛异常紧张。
于此同时，货车已经在药店门口停下，几个工作人员开始拆箱，向药店里搬运Cottonelle牌卫生纸。这些警察是被派来维护秩序的，以防有人突然冲出来抢走厕纸。
店里的顾客情绪还算冷静，也很配合。大家基本上都是找到要买的东西就直接去结账了。
我和父亲一在去店里买东西。我们听到一个顾客高声抱怨道：“这里没有Charmin牌的厕纸！”我的父亲对此不以为意：“不都是卫生纸嘛。”
父亲不明白的是，当警察开始持枪护卫它们的时候，当我们腋下夹着6卷卫生纸就能获得比披上救生毯更大的安全感时，这些卫生纸早就超出了它们本身的意义。
父亲好像还是没有搞清楚状况，他困惑地问门口的一名警察：“你们在这里是为了……？”
一名女警冲他笑了笑，说：“为了确保一切正常。”
伦敦：去科茨沃尔德避难！
这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早晨。在伦敦北部著名的富人区汉普斯特德，一辆运货车刚在一家杂货店门口停下，就引来了一阵不小的骚动。
一周以前，英国人总算是开始全民居家隔离了。他们开始重视新冠病毒，不再冒着生命危险出门晒太阳。
与此同时，超市里的货架肉眼可见地空下来了，连汤罐头和碾碎的西红柿都被扫荡光了。通心粉、意大利面、冷冻披萨、卫生纸更是早早就被买光了。
这辆刚刚停下的大卡车里，会不会有补给的货源呢？大家看着搬运工从卡车里取出几个大托盘，可是托盘里只装着面包和香蕉。结账的队伍越排越长，一直排到了冷冻食品区。大家看起来都很焦躁，在空荡荡的货栏里挑别人剩下来的食品。
在另一家精品店里，一个法国女人正在挑苹果。她告诉收银员，她已经向孩子所在的学校请了假，并在科茨沃尔德（英格兰西南部的乡村，因有大片森林而出名）租了一套房子，他们一家准备在那里住一段时间，躲避疫情。
走在汉普斯特德的主干道上，一家旅行社还在正常开放，但是这家旅行社建议大家远程咨询，不要到店里面对面咨询。邮局大门紧闭，门口贴着一个告示：工作人员正在家中隔离。不远处的汇丰银行也是如此。
但是街边肉店还开着门，而且生意非常好。
加利福尼亚：在客厅立法
在自家的客厅里，巴菲·威克斯正在和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里的其他成员远程打招呼，示意着握手、拥抱。
她和团队于两年前参加了加利福尼亚州议会的议员竞选活动，她曾向议会动情地讲述自己竞选的理由：“我是为了我六个月大的女儿Jojo来竞选议员的，她是我前进的动力。”
现在，已经成为议员的威克斯和她的女儿都待在奥克兰的家中隔离。Jojo现在快三岁了，正在客厅里玩小火车。而威克斯在电脑上开立法会议。
一周以前，她和州长加文·纽瑟姆联合签署了一份请愿，呼吁该州暂停各类公共服务至少45天。随后她致电负责补助的政府机构——食物银行（food bank），以及各类小型企业，了解他们的裁员情况。
在各类工作电话会议之余，她还要抽出时间去看妇产科医生，因为她刚刚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为了安全起见，她在出门前提前准备好消毒纸巾，给门、车钥匙等地方通通消了一遍毒。在接触过诊所的桌椅之后，她又洗了手，用酒精湿巾消毒，然后回家。
回家后她打开电脑，继续参加线上的立法会议。
维诺拉：三个外卖小哥的故事
马可·米兰诺维奇回忆道：“我出生在塞尔维亚，是听着炮声长大的。这些经历教会了我如何在战争中生存下来。但是我现在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如果疫情继续下去，我不知道要怎么付我的房租。”
晚上八点，在维诺拉市San Nicolò大教堂前，几名外卖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聚在这里。以前这个点正是吃晚饭的时候，他们都会聚在这里等着接单。但是现在生意冷清，街上空无一人，他们在等待的时候，彼此还要保持三英尺的距离。
米兰诺维奇的朋友安慰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至少不是在打仗。”这位朋友和米兰诺维奇都是给My Menu平台跑腿的外卖人员。
米兰诺维奇并没有因为这些话觉得好受一点，他甚至非常失控地吼了朋友。
米兰诺维奇之前是学电工出身的。两年前他决定当一名外卖配送员，因为他喜欢灵活自由的户外工作。现在他26岁了，意识到了这份工作的缺点。
“在疫情中，我们都是炮灰，国家和公司都不会给我们足够的保障。”
另一名外卖配送员补充道：“我们这种工作也不能远程进行，如果我们选择待在家里，那就赚不到钱。”这名配送员刚满22岁，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当配送员。在采访中他很努力地想要说点积极的话：“现在至少街道很空，我们可以走得很快。”
米兰：“最美好的时刻”
在Whatsupp上，亚历山德罗·罗迈奥利把镜头向下移，向我展示了一些塑料小物件：这些是呼吸机上专用的阀门，全部用3D技术打印而成，由他所在的工程公司研发。
呼吸机可以协助新冠病毒患者呼吸，从而延长抢救时间。但是这家医院的呼吸机很缺这种零件，许多病人因此丧生。在资源告急的情况下，当地的官员甚至从兽医那里找零件——哪怕那些阀门是专门给动物准备的。
弗拉卡西是从朋友那里听说医院阀门短缺的问题。他和罗迈奥利立刻驱车前往这家医院，测量需要的阀门数值，然后用公司里的3D技术进行打印。
不到24小时，他们就带着100个呼吸机阀门回到了医院。
弗拉卡西说：“我觉得最美好的时刻，就是医生在电话里告诉我‘阀门可以正常使用’的那一刻。”
奥克兰：两个满是孩子的公园
Dracena Quarry公园坐落于奥克兰的某个社区里，这里有一块大草坪，可以容纳很多居民。所有的孩子都在这里玩，只不过他们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
每隔几分钟，就有那么一两个婴儿爬到别人家的野餐垫上，或者从路上捡回来一两个玩具零件。这时候父母就会大叫起来，拿出一瓶消毒洗手液，给孩子消毒，然后就像把犯人拉回监狱一样把孩子拽回自家的野餐垫上，晒晒明亮却稀薄的阳光。
在不远处，秋千和滑滑梯一直都没有人光顾。一位母亲带着消毒液想给这些设备消消毒，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没几分钟她就放弃了。公园里的每一个家长都做过研究，知道病毒在什么样的表面上能存活多久的时间。
在几里之外，另一个带湖的公园里也聚了不少出来放风的家长和小孩。这个公园是附近公寓楼间仅有的一块绿地。
家长们都尽最大的努力，让这些孩子们不要聚成一堆。但是小孩子玩着滑板车、旱冰鞋，骑着自行车飞奔，毫无顾忌。
几个孩子撞在了一起，他们爬起来，蹭蹭身上的擦伤，继续玩着笑着。一位家长看到这一幕，立马担忧地问另一位家长：这种新冠病毒会不会通过血液传播？
纽约：专给成年人的柠檬水摊位
K.P.对我说：“如果有人告诉我，我之后不能再出去喝酒了，我一定会憋疯的。”
Armory酒吧现在把门敞开，搬出了一张长桌，上面摆满了啤酒、葡萄酒、焦糖色的鸡尾酒，并用色彩明亮的水果进行了装饰。无疑，这是专给成年人的“柠檬水”摊位。
Armory酒吧是当地的一家老店。他的店主奥斯卡·迪亚兹·德尔卡斯蒂略和赛克一致希望，即使在这种特殊的时刻，当地居民还能保持每天来喝点小酒的习惯。只不过现在不能留客，所有的酒都必须打包带走。
酒吧边不远处是一家食品店，里面卖苹果和全麦饼干。但是现在这些食品不再对外出售，而是捐给了附近一家公立小学的133名学生。老师们也自掏腰包，在去学生家里拜访的时候会给他们买一些零食。
赛克说：“我不觉得我们在做慈善，我只是在做正确的事。一个好的社区本该如此。”
看完今天这篇文章估计大家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能打败新冠病毒，而美国步向灾难？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暴发的时候，中国迅速将其控制住。到3月底，中国国内新增病例几乎降至零。反观美国和西欧，病例数直线上升，眼下还看不到峰值。美国、意大利等国确诊病例数已超过中国。但是，仅比较绝对数字将大大低估欧美国家疫情的严重性，因为它们的人口远少于中国。
紧随其后的两个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如何做到的？其国际影响是什么？
从技术上讲，中国控制新冠病毒的方法并不神秘，主要是隔离，向居民提供必需品让他们能够待在室内，强制戴口罩，进行检测以及派医护人员支援疫情严重地区。中国无疑比美国和西欧更加严格地实施了这些措施。但是，这种技术差异背后是中国对社会的清晰把握。
“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是从对人权的真正理解入手的，人权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它不是西方人为构建的那种纯粹形式化“人权”。在致命的流行病中，关键的人权是活着。”
今天这篇文章是我看到的一篇报道，真的说的很现实，今天分享给大家，并说说对这件事的看法。国际形势如此严峻，但国外因为被限制自由而愤怒，对封城，隔离抵触，认为侵犯了自己的人权，你们所谓的这些纯粹的人权，终将还是把你们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