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菊与刀》看日本

      《菊与刀》，于某些人而言，充满谬误、违背了人类学研究的大部分原则。国际上针锋相对的一些言论，很多都带着不纯的目的，想要借此间接证明日本人的高贵或低劣。但其实这本书并不复杂，核心便是日本的耻文化。

      日本关于这本书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反对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和她的研究方法的比比皆是，但几乎无人反对耻文化这个核心原则。根据耻文化，盟国只要控制了日本上层和传媒舆论，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摆布日本人民而不怕反抗，而历史上日本的社会改革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所谓“耻文化”，乍一听晦涩难懂，但抛开学术名词后，内容很简单：日本人没有任何关于善恶和对错的原则，或者说他们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切原则都要跟随集体的观点而改变”。因此日本人虽然以顽固闻名，但只要外部环境改变，他们可以放弃原有的一切准则，转变速度之快在人类社会中空前绝后。从而演变出日本人处世的态度：极端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绝对不轻易表露出与别人不同的观点。

      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毫不吝啬地指出日本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本质区别。她认为：西方社会是“罪感文化”，而日本社会是“耻感文化”，罪感文化认为人有原罪，而上帝是监督者和审判者，人们在内心中有着对上帝的敬畏，因此比较能够表里如一，在人前与人后的表现，可以统一起来；而耻感文化，主要是依赖人的羞耻感来限制人的行为，基于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此比较容易出现人前一回事，人后一回事的现象，也更容易随大流。当战争中所有人都疯狂起来，丧失人性，每一个人的羞耻感也就丢失了，在内心中是缺乏坚持的。

      换言之，“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最大差异就在于：在西方，最严肃的程度是说你这个人有罪；而在东方常常骂你这个人无耻。作者更是不惜笔墨，大幅阐明深究日本的“等级社会”，试图为美军击败这东方岛国而做出最合理的行为解释。但所谓耻感文化、等级社会、人情世界，其实是整个东方文化的特征，只是日本可能表现得更加极端一些。基于东方社会共性而评析日本社会与民族特点，也是本书不可挽回的几大谬误之一。

      其次，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菊与刀的共存与圆融，又是本书作者开创性的一点。“菊与刀”，并不是日本社会的金科玉律，但却能充分表达日本近于极端的文化内涵。矛盾性并不是日本文化独有的特点，但它把矛盾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既好斗又和善，既勇敢又怯懦，既尚武又爱美，既顽固又能适应。我想这无法脱离日本四面环海、灾难频发的岛国特点。正是这种时刻濒临死亡的不安与恐惧、造就了日本人深层意识中的“生存”。一切为了生存而做出的决定，都会受到绝对尊重与肯定。因而他们举刀，忠勇的形象长久印刻在世界历史上。

      生命倏忽即逝，日本人对生与死的敏感，是超乎于我们陆地民族想象的。因为强烈眷恋着生，因此他们甚至把死也当做强烈的生存意志的表现。他们可以很残暴，不论是对外族人还是对他们自己，他们也能够平静地接受死，关键是要死得美与壮烈。这样的死，比庸常的生更为长久。一如樱花短暂的开放与绚烂的飘落，正如日本民族最渴望的生与死的交融。日本人喜欢小而美的、瞬间的事物，即便不能长存于世间，也必要浓墨重彩地留下一记。因而他们优雅、平静。

      现代社会日益发展，日本民族也已全然不是二战时期的模样。《菊与刀》除内核价值外，基本已是些没有阅读意义的过时品了。只是翻阅此书，仍能为其中不曾泯灭的日本精神所撼动。再读费孝通《乡土中国》，顿有醍醐灌顶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