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公孙丑上》02：孟子的为圣之道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
曰：“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的治国理想是帮助有力量的大国实施仁政从而结束天下的变乱，使天下生民逐渐过上繁荣、有秩序的日子。客观来讲，这也是孟子的为圣之道。
公孙丑听了孟子的这一治国理想，心潮澎湃，以“动心”与否向老师请教。在公孙丑看来，心怀孟子那样的治国理想，遇到齐国这样的大国，有了实现王霸之业的机会，很难做到不“动心”。
孟子抓住这一时机，向公孙丑传授自己的“为圣之道”。平天下的事业，终归要由治国、齐家、修身而回归到对自身诚心、正意的功夫上来。
一、诚心
所谓的诚心，说到底就是后人所说的“求放心”，是把心放到腔子里的功夫。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四十不惑”，孟子所说的“我四十不动心”。
正是有了这种“求放心”的功夫，有了把心放到腔子里的本事，才能以“不动心”勇敢面对天下事儿。
北宫黝以有勇著称，北宫黝之勇来自他的不动心。北宫黝的不动心源自他的“阅尽人间繁华”式修炼。肌肤被刺伤也不退缩，眼睛被扎伤也不畏惧。遇到小耻辱视为奇耻大辱，不容忍普通人的凌辱，也不容忍大国国君的凌辱。最终形成了“不动如山岳”的“不动心”之勇。
孟施舍也以有勇著称，孟施舍之勇同样来自他的不动心。孟施舍的不动心与外界无关，只与他内心的持守有关。能够战胜的弱敌与不可战胜的强敌在孟施舍看来，都是一样的。因为孟施舍之勇只与自己的内心有关。
孟子信奉经由曾子之口阐释的孔子之勇，孔子之勇同样表现为他的不动心。孔子之所以不动心，是因为孔子以仁心为持守，内心之仁认定了是理屈的、错误的，即便对面站着身份、地位、力量都不如自己的人，也要坚定地退缩、改正。内心之仁认定了是理直、正确的，即便对面是千军万马也要勇往直前。
所谓“正心”，就是求放心，将心安放在自己的腔子里，使之成为自己做人的根本持守，不为外界所动。北宫黝是经由外界磨砺而到不为所动的程度，孟施舍是通过专注于己的方式达到不为外界所动的程度，孔子、曾子、孟子则通过将自心与天理合二为一的方式，使之不为所动。
二、诚意
有了“不动如山岳”之心，便有了根本。曾子以“孝”为这个根本，孔子以“仁”为这个根本，孟子以“仁义”为这个根本。说到底，都是一回事儿，都是个人超脱小我对于天理根本的理解。
孟子“四十不动心”，告子先于孟子不动心。
告子的“不动心”无所依凭和持守，是空心；孟子的“不动心”以“仁义”为依凭和持守，是仁义心。有了“不动如山岳之心”这个根本，便可以发挥这颗心的能量了。这个时候，两种“不动心”才显现出差别来。
告子讲“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嘴上说不出不要苛求于心，心中没有的也不要苛求于身体气象。孟子讲“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存养心中那些符合仁义的念头、想法不断去实践它，洞察、发现那些不合仁义的念头、想法去剔除它。既不做“不耘苗者”，也不做“揠苗助长”者。只是保养仁义之心，使之按照自身的规律不断长大。
三、圣贤的三种姿态
正心、诚意的目的是为了修身，从而做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开拓，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生命实践中成为圣贤。
在孟子看来，圣贤有三种姿态：
一是伯夷那种，不是自己心目中的君主不去服事，不是自己心中理想的百姓不去统领，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政治污浊就退而隐居；二是像伊尹那种，什么样的君主都能服事，什么样的百姓都能统领，政治清明出来做官，政治污浊也出来做官。三是像孔子那种，能做官时就做官，该隐退时就隐退，能够继续干就继续干，不能继续干就马上走。
孟子继承孔子的衣钵，当然更欣赏孔子的姿态，更希望做个像孔子那样的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