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司马光、王安石 - 草稿

这些伟大的古人请你们接受我的致敬。
宋朝真是个好时代出现了这么多的杰出的人物。写出了那么多的锦绣文章。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历史上不一定有，但是《资治通鉴》皇皇巨著是铁板铁板钉钉的存在。当时神宗朝王安石要变法一说是因为国家积贫积弱，其实是胡说八道。神宗皇帝把一众反对变法的老臣赶出朝廷远远的，休要鼓噪反对。司马光到了洛阳写起了《资治通鉴》，想的是按照儒家的思想给皇帝讲述历史，想的是把皇帝培养成圣贤。他老人家凡是不合乎儒家思想的历史就删去，或者避重就轻一笔带过。宋朝是历史疆域面积最小常常打不过别的国家朝廷很没有面子，但是里子倒是很厚实的，宋朝的商业社会是最发达的，青楼酒肆舞榭歌台遍布京城开封，过去的人们认为所有的财富都是从田地里长出来的，所以儒家思想认为耕读传家是的不二法门。只要皇帝垂着衣裳拱着手，什么也不做财富会慢慢积累的。只是当时的环境是宋朝是燕云十六州在唐朝末年就给别人家。现在是大辽国的地盘，西面还有一个西夏国也虎视眈眈。王安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当时的想法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其实是想着收商业税，当时的宋朝的税负：农业税和商业税各占一半。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宋朝时候的商业很发达，这就使得儒家这派保守思想和实际情况违和，其实儒家思想孔子想着恢复周朝时候的礼仪，司马光想的是恢复孔孟的礼仪。所谓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老是违和古代的总是好的。怎奈人民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司马光做为儒家文化的原教旨主义者，对王安石要变祖宗之法嗤之以鼻认为是与民争利，当时还没有国进民退这个词。王安石的想法超越了他的时代一千年，最后以失败告终。
苏轼虽然和司马光一样被外放到地方，到黄州做地方官，看到新法实行的弊端，也知道按老例的社会的不足。他知道有些事情是无法改变的。而司马光是在洛阳一心编书不闻窗外事。所以当王安石变法失败司马光回归将新政一并废黜恢复旧制时，苏轼并不同意他知道新政虽然不好但已经实施了这么些年了，贸然废黜必然使官吏无法可依，老百姓无所适从。他主张稳健的改革，结果也得罪了司马光又被外放。
我做为后来人看这几位大佬，我觉得他们都是为国为民的政治家，如果以司马光正直的儒家理念当政，宋朝后期徽宗或许不会出现“联金灭辽”的蠢事。司马光做为一个极右派，秉持现代人可能认为迂腐的观念，令人敬佩。若以王安石的观念理政，徽宗时期就不会出现连京城有多少金银都搞不清楚，最后徽钦二宗都被掳了去的事情。王安石是个左派热衷于规划社会。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理想主义者，一个要亘古不变，一个要积极进取。而以苏轼为代表的随遇而安式价值观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理念，如若用来治理大宋怕是国祚要超过500年哩。
致敬宋朝的欧阳修、范仲淹、二程、朱熹、张载、李清照、柳永，包拯、岳飞、辛弃疾，还有大画家徽宗皇帝。
读得到熊逸系列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