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读书笔记3

第三天：第二章汉代：皇帝的财政僵局　　

汉武帝：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皇帝的铸币战争　　

汉昭帝：两千年前的国企争论　　

争权的政治，结块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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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汉代：皇帝的财政僵局

官僚膨胀，职能扩张，必然需要财政的扩大。汉武帝创建国有企业，创建中央垄断的金融体系，尤其货币的发行，这些措施为政府聚敛了大量钱财，历史经验已经说明政府对国有垄断体系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强，而不可能废除。

汉武帝：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汉武帝即位时，汉已经存在60余年，战时的艰辛与贫穷已被遗忘，人们已经习惯了大一统时代的生活，有着集中精力办大事的豪迈，这是一个财政扩张的时代。建宫室，兴复杂的礼仪，有神学色彩的儒教的出现以及战争使帝国的财政问题暴露无遗。在我们看来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必然存在财政扩张的死穴，也必然会摧毁民间经济，这是集权制度本身的弊病所在。汉高祖创建帝国，人们生活富足安稳，对官僚集团的膨胀便失去了警惕，买卖爵位，削藩等措施官僚体系越来越臃肿。在官僚层面的监督无法发生作用，民间又没有任何监察能力，除造反外没有任何制衡政府的手段。包括皇室在内每一个官僚消耗的资源越来越多，经济减速，但官僚体系的膨胀却无法变慢，吏治变坏等等问题，使经济迅速由盛转衰，由官僚集团引起的财政扩张，是每个朝代都没有法解决的问题，除了直接用于军队的财力外，运输物资以及战争消耗也是财政支出的一个方面，这便在道路运输以及交通工具上花费不菲的人力财力。朔方域的建造以及其他战备调动将财政彻底拖垮汉。武帝的财政扩张以及大一统的帝国模式，为以后的王朝建立提供了蓝本，这个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一：农业税税率不高，二：国家的各种收入最终以各种形式转嫁到农民头上，当然是隐性的，帝国的工商业承担了总财政的2/3的负担，无法得到完全的发展，这或许是中国无法摆脱农业社会的原因所在。

皇帝的铸币战争

汉武帝创建了现代模式的货币制度，金属货币的减重问题解决的办法有两个：称重；　按照实际重量估值按面值接受，即变成法定货币。官方授权同流通最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最佳的办法只有一个：开放铸币权，放开民间选择权，由市场决定的货币流通，自然可以达到“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但这个放开货币铸造权和使用权的做法，使政府失去了对货币的话语权，丧失了干预市场的能力。汉初因战乱与秦“半两钱”不方便使用，不得已采取了自由竞争，放任民间铸币的方法（如刘濞和邓通两家的货币），民间经济也得以发展。后来贾谊认为如果要断绝民间铸币首先要禁止开采铜矿，这是汉代第一次系统地提出矿业国有化的理。七国之乱使货币自由的黄金时期结束了。到汉武帝时期，货币收紧的趋势达到了顶峰，这些收拢措施包括：第一发行“皮币和白金”和三铢钱，第二是发行郡国五铢和赤侧五铢，但这些措施却造成了民间货币的贬值与混乱，经济也受到了影响，此时武帝只得将铸币权彻底收归中央政府，筑造“上林三官五铢”，国家垄断金融，打击私人金融的政策路线便形成了，这也是政府获得财政收入的最简洁最直接的手段，当然货币随意的发行也造成了贬值与与通胀，即使是纸币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从历史中我们看到了国家掌握纸币发行的影响。

汉昭帝：两千年前的国企争论

我们现在进行的国企改革，即使有股权多元化的主张，我们应该看到有一条底线：政府不会失去对国企的控制权，不会完全放弃垄断资源，对部分行业甚至出现加强垄断的的现象。这些现象我们可以借鉴历史来说。放弃战争的游戏，提倡节俭以及农业改革（推广代田法）等一系列措施，民间经济有很大发展，社会繁荣景象如文景之治，史称“昭宣之治”。昭宣时期发生的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争论，在盐铁论中有记。在民间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应该退出经济领域，让经济以自由发展。但桑弘羊却认为基于财政需要，国家必须把某些行业收归国有，以及将铸币权收归国有。具体的措施看起来是不错的，有利于民间以及国家增加财富，但执行起来却不尽人意，而且被贤良们认为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政府的财政收入严重依赖这些国有企业时又岂会放。国有企业给政府足够的控制权，它的作用在经济增速减缓时更为明显，现代的改革就是一种理顺式的改革，不可能有结构上的大调。昭宣时期，官商勾结严重，为进一步发展民间经济，宣帝在继承前朝政策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官场的整治，试图将整个的王朝拉回正轨，但所有的这些措施都只是暂时有效，都是权宜之计。

争权的政治，结块的社会

任何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从汉代起到现在，中央与地方似乎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地方有地方的利益，有时甚至是与中央的决策相背的，例如现在对房价的调控上就存在地方阴奉阳违，中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中央与地方各取所需，当一切都能维持平衡状态时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的执政者若想在地方官员中树立权威，并能指挥他们，反腐便是一个很有效的推进手段，也只有这样，政府的改革才能顺利推进。从秦到汉初人们大都相对贫穷，但部分商人看到了机遇，利用自己灵活的头脑，稀缺资源以及工业化规模成为大的沃尔。当然西汉时期的这些商人与权势迅速结合到一起，在汉武帝创建国有企业的时候，这部分人便处于选择之中：要么被皇权淘汰，要么就要投靠皇权。一小部分商人成为汉武帝用来创建与考核国企的帮手，政府直接参与到经济中，这便为官商勾结创造了契机，贫富分化也愈加激烈，集中体现在对土地的垄断方面（如张禹）。在哀帝时期推行的限权令，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却让人们发现对中央的决策可以不需要全部执行，只需要敷衍一下，等慢慢遗忘就行。如同现在对热点新闻的关注，也顶多是维持一两周便沉静下去一样。察举制本来是用来发现人才，避免阶层固化的，却被官员垄断了上升的信道，这便容易出现结块现象，形成世家大。贫富分化引起的一个很重要的争论就是政府对经济的态度：是放任还是插手？桑弘羊坚持“社会主义”观点，认为政府应该控制经济，但在实践层面上，这样的模式却只会使执行政府管制的官僚发大财，民间也会意识到想要富裕只能依靠政府，但是完全放松管制也一样无法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中央集权有利证令通达，但通过地方政府，民间得到的永远都是负担，即便放权，也会遭到地方政府的抵抗，这是在中央集权帝国的改革总是不可避免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