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笔拙思——书巢书事

书巢书事

张范津

所谓书巢，即名人雅士所称之书房、书斋。自己藏书、读书之室，所以称书巢，而不名以书房、书斋者，有如下的考虑。书房之称谓，窃以为不论房间面积还是藏书量，当是既广且多的，一个仅20平米的小屋不可言广，一两千册藏书不可言多，何以能称书房？而称书斋则又太文雅，文雅之谓非书斋本身，而是书斋之主。以自己浅簿的学识，以这间弊陋的蜗居，妄称书斋，岂不有自戴高帽之嫌。但谓之书巢，则具名实兼备之妙。“巢”者，鸟窝也，应狭小、湫隘之意，此之为实。陆放翁、叶圣陶先生都有《书巢记》之美文，将自己藏书、读书之所名之曰“书巢”，也正应慕贤敬圣之意。

我的书巢落成的精确时间当是2007年7月29日下午。7月27日书橱抬进蜗室组装后，便在妻的鼎力相助下，分门别类地把散放满地的书，一本本请进书橱，再放一个坐南朝北的写字台，安顿好这一切的最后时间，就是7月29日下午。至此，一个孕育了十几年的心愿总算实现了，我终于有了一处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让爱书有了一个栖身之所。沏一杯清茶，看一眼书橱里摆放有序的书籍，感受着“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的惬意，体味着“不因果报方为善，岂为功名始读书”的情怀，自足之情，畅然之意由然而生。

我之于书确实情有独钟，要问为什么，却说不出任何理由。有人好酒，有人嗜烟，有人爱素餐，有人喜荤肴，难道都能说出理由来吗？而至于何时对书产生的兴趣，我想这一点还是非常明确的，那是大学时期。在此之前我之于书犹如桃花源中人之于魏晋，文盲之于“佶屈聱牙”的《尚书》一样，既无知又隔膜。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逻辑被广为接受的年代，学者教授，这些职业读书、著书、释书者都被迫放下书卷“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去了，还能奢求我们这些小毛孩子扭转乾坤吗？更何况，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中，一个农村的孩子能有什么书读？正如一个没见过牛马的人，不会幻想出牛头马面的鬼神一样，没见过“书”的人，又靠什么激发起对书的兴趣呢？

上大学之前，除了课本外，与所谓书的联系充其量不过一两次。一次是从同学陈双锁那里借了一本书《三辈儿》，记得当时还在想，这书读“三——辈——儿”，还是读“三——辈儿”（“辈”读儿化韵）？除此之外，书的内容一点也记不清了。再就是抄过半本手抄小说《叶飞三下江南》，这似乎是一本侦探小说，和同学王学军分头用复写纸抄。后来听老师讲这是毒草，是反动书，于是就不敢再抄了，所抄的两半本也早已不知去向。

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我刚上高中，印象中似乎从这时起，学校里就隐约有了临战高考的气氛。书到用时方恨少，此时虽知道读书有用，但除了课本，“闲书”仍是没用的。

1980年考上大学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文系的专业课大概分为三大门类，文学史、文艺理论、汉语言，哪一门课都离不开古今中外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原来那些“闲书”，转眼间全进入了“忙书”的行列，而且有些还被列入了必读范围。 “必读”者，“逼读”也，愿读得读，不愿读也得读。俗话说，哪有牛犊不吃嫩草的？读着读着就被那些先贤今圣们征服了，产生了读书的兴趣，萌生了买书的愿望，于是读书、买书便逐渐固定成一种生活习惯。

当时学校每月给17.5元的生活费，除此之外，我还享受4块钱的二等助学金，总算起来21.5元，全部用于伙食费基本上就够了，这样父亲每月给寄来的10块20块的零用钱，我几乎全都买了书。文学史上讲到的那些名家名著，当时能买到的随时就买了，没买到的，参加工作后接着买。此时，在庞安福老师的影响下，我又将朱光潜、蔡仪、李泽厚、王朝闻、宗白华、黑格尔、普列汉诺夫等国内外著名美学家们的不少著作收入了我的书囊。遗憾的是至今没买到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

研究美学，马恩原著应该是必读书。一时间，我对马恩著作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小说、散文，兴趣背后，必然要有书的支撑，于是又有了马恩原著和一批马克思主义美学、哲学的研究著作，充实到了我的书床。从此在穷学生的宿舍里有了“年年岁岁半床书”的美享。

由于求知的贪婪，我还移情鲁迅，陆续拥有了一些鲁迅小说、杂文的单行本和鲁迅研究专著，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一直不敢奢望有一套《鲁迅全集》。1985年7月8日，去石家庄出差，转书店时售货员告诉我，这是最后一套《鲁迅全集》了，定价50元，若再版肯定要涨价。我知道这位售货员没有骗我，于是掏出几乎一个月的工资买下了这套书。之后又在1986年、1987年连续两年订阅了人大编印的报刊资料选汇《鲁迅研究》。

妻同我一样，也是个胸无大志的人，对于“仕途经济”向来没有什么期许，而对我买书、读书，却支持有加，不但从不计较花钱多少，而且还振振有辞，人家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嗜酒、不打麻将，就爱买几本书，咱再不支持，说得过去吗？在妻的怂恿下，我买书的兴趣更浓，买书的胆子更大了。

自参加工作以来，时常遇到去外地出差的机会，一般情况人们都带些当地的土特产回来，有的购工艺品，有的买食品，据说还有的买地图、拐杖、筷子等等，五花八门，而我则买书，有当地史志、风物介绍的书当然最好，如果没有乡土特色书，小说、散文也要带本回来。我的藏书，大部分扉页上都注明购书地点，有的兴之所至，还三言两语地写上购书的背景、理由、天气情况、购书前后的心情等等。

2004年9月调任文体局工作，作为政府文化部门的主官，面对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南宫文化，我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去研究、开发、宣传。经过仔细考察，我把南宫的文化形象概括为佛教文化、红色文化、南宫姓氏文化、京剧文化四大特征。沿着这样的脉络，又展开了新的淘书之旅。通过各种渠道，购买、讨要了一批有关冀南抗战史、冀南革命斗争史，中国历史以及佛教文化、姓氏考证方面的著作。读书之余，一有所获，便动手谋篇，几年来发表有关文章数十篇，在自得其乐的同时，也宣传了南宫。尽管现已调任老干部局，但痴心未改，仍乐此道，以期数年之后，能结集一本有关“南宫文化”或“南宫文史”的小册子。

我买书其实是很没条理的，纯属“逍遥游”式的任性而动，全凭兴趣，为用而买，为喜欢而买。尽管大学里选修过吴国宁老师的版本学、目录学，但由于至今没做过藏书家的梦，所以很少留心版本，所购之书，既无秘本精椠，更无珍本善本，甚至有些小说、散文集明知是盗版书，因为贪图便宜也买了来。读《穆斯林的葬礼》、《文化苦旅》边读边校勘纠错，也另有一番趣味。今年2月2日，我从石市桥东新华书店买了一套京华出版社的 “名家雅谈”丛书，其中《文化名家谈酒录》一册就错字甚多，因此又得到了一个为名家纠错的机会。

大学时一位同学给我讲，他父亲特别爱书，每本书都包上书皮，而且读书前必先洗手，书页上从不写画，因此所藏之书品相极好，全类新书。这样的读书、用书，事为形役，岂不太受约束？我则不同，因为把买书的目的定位在了用上，而非收藏，所以“用”起、“读”起书来往往就非常“狠”。从不为读书设定那么多繁琐的程序，但有一道程序是必须的，那就是准备一支笔，铅笔、钢笔、圆珠笔什么都行，随读在书上随画随写。如果遇到一个问题搞不清，我就随即现场办公，这时一本本书就都应令而到排在了书案上，找到一个问题折起一页或反扣下，有时一本书涉及几个问题，就撕些纸条当作隔页，看上去就更加零乱了，书所受的委屈可想而知。

让书受委屈，甚至受“虐待”，那是我的事，但却绝不愿别人这样，所以尤怕有人来借书。一是怕借去一如我那样虐待爱书，再则更怕借而不还。可能这是读书人的通病，据说毛泽东曾向黄炎培借书，约定借期一个月，没过两天黄便催还，搞的毛泽东很是不快。余秋雨先生则著文明表怯于向外借书的心迹，他说：“我也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朋友间若有钱物的需要，我一向乐于倾囊。但对于书，我虽口头答应，心中却在嗫嚅。”为什么惜借，他说因为“这些书曾经参加了我的精神构建，失落了它们，我精神领域的一些角落就失去了参证”。余先生这样讲是否过于言重，我不清楚，因为不知道余先生所藏何书，每本书的作用。但通俗一点讲，循着鲁迅先生的观点生发开去，倒能得出更合理的解释。先生把读书分为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他讲嗜好的读书“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如爱打牌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试想麻将牌不一定张张都有用，但少一张便不能玩。书对于嗜好读书者岂不就是他们手中的牌，不一定册册都有用，但若少一册，不免就有破坏“玩兴”之虞。我想这才是惜书不愿借人的真实心境吧，起码我是这样想的。

                        (《邢台日报》2009年4月18日)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