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有白发的。而立之年，生活该是怎样的顺心才不会生白发？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长白头发的？已记不清。
二十多岁？好像更早。记得刚工作的那几年，朋友从我右头顶看到过。一根？两根？我是不在意的。年轻啊，反正我也看不到。
白发肆意生长是在2015年夏。那一学年工作特别忙碌。
带了两个毕业班的语文与历史，还要负责教务处的一些工作。紧锁眉头，为领导造一些应景文章更是家常便饭。每次月考下来，光质量分析报告，就得写个三四份。算数据，对比优劣，质量分析会开了一个又一个。
虽然江南初中五点按时下班，但每次回家都已八九点了。偌大的校园，寒风萧瑟，从黑黑的车库推车出门，每每都有一种形单影只的凄凉。
有次早起梳头，竟发现正头顶有那么几根粗粗短短的白发，对着镜子想把它们揪下来，却往往脖子累断还是捏不住。
求助于先生，无果。
振振有词，“别揪了，揪一根长七根。”
我是不在乎长多少根的，我只是受不了前额头有。一照镜子就能看到，太刺眼了。
先生不给揪，我便求助学生，却每每得到这样的感叹，
“太多了，揪不完啊！不知从何处下手。”
从此，我便不再揪白发。
不揪并不代表不在意。我是在意我的白发的，尤其在不顺心的时候。
除了不在编，我的生活算比较顺心的。
先生顾家体贴，在小县城也算高薪；女儿活泼机灵，虽时时小吵，也算贴心；公婆虽不康健，医药费我们也能负担，接送带娃之外还能分担一部分家务；祖母虽年事已高，身体硬朗；母亲不再种田，做做家务看看孩子也算轻松。
只要不让我去考编，我也算开心的。
刚毕业那年，八月份匆匆一考，至今已十多年。
很显然，我没考上。虽然我读的师范学校，专业也过硬，也有教书资格但却不懂教育。
成绩出来后，好友打电话，“你怎么搞的，教育学心理学人家都考八九十分，你弄个四五十？”
“我没背，专业术语胡扯也扯不出来”。我尴尬至极。
那些年，往届毕业生再考就只能考小学。
我普通话不标准，脾气也不好，不在编也没觉得丢人。
我在济宁找了一份工作，也算稳定，便没再动过考编的念头。
倒是父亲时时督促，每年的八月份便会嘟囔一下，“考考呗。找个对象也算稳定。”
知道我不想教小学，便到处打听金乡哪所中学要代课教师。
那年，我二十八九岁。父亲打电话给我，说托了人，去一所中学代课。先试讲，合格的话就留下了。
姐弟三人中，我是老大。老二没有结婚，老三还在上学，我没有对象。我知道父亲的着急，不然老实巴交惯了的他也不会不打招呼就去托人。
那几天，我好好看书，准备了几篇腹稿，说课流程弄得滚瓜烂熟，已做好了回金乡教书的打算。
不知道是老天在开谁的玩笑，本来那中学考上编要走的老师就地转正了。于是也便空不出来代课的位。
后来，父亲便没再提考编的事。
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先生。我便从济宁辞职，去了港城。
张家港市是全国文明城市之首，不是本地户口不能考编，好在代课教师待遇尚可。我便在一所民办学校教书。
虽然累，但成长机会和公办教师没什么大的差别。市里的各项活动民办教师都有机会参加。所以，我也获得了一些大大小小的荣誉。
2016年秋，经过商量，先生跳槽至山东一家大型在建公司，负责某一工厂项目的技术工作，薪金翻番。
于是，上完那个学期，我又离开了港城，蜗居临沂一小县城。
原以为这么多年我终于不用考编了，哪知回来后，小叔姨妈轮番轰炸，“程习没读师范人家都考上啦，这几年正缺老师，你不考考？”程习是我儿时好友，考了教师资格证，又接着考上了编。
自从大学并不出名三表弟考进了镇医院，姨妈对考编制也有着前所未有的热情。
“能考到35，快点考，别超了年龄！”三姨妈消息灵通的不得了。
“考上考不上倒在其次，我考家里的还是考临沂那小县城的？”我如此搪塞。
当年在港城，我买了房子生了老大，做了教务主任，顺风顺水，前途一片大好，还不是辞了工作，说走就走？
如今，我考哪里的？
回到山东后，和昔日同学联系多了，便发现，他们只要是做了教师的，都是公家人。朋友圈里时不时晒晒学校活动，时不时发发“又去培训”的牢骚。或许，他们对于培训学习真的是不厌其烦，但在我这个体制外的人看来，他们都是甜蜜的显摆。[捂脸]
好在我已不是那么在乎名利，好在我已长大[呲牙]，所以我羡慕之外也还能心情平静。
只是，揽镜自照，看到正头顶那揪不住拔不完的白发，想起自己漂泊异乡，而立之年连个编制都没有，便不胜唏嘘！
也每每会在唏嘘之时，时时想起张九龄的那首《照镜见白发》，“宿昔青云志，蹉跎白发年。谁知明镜里，形影自相怜。”
但生在这大好的时代，只要足够努力，又何来壮志未酬，何需顾影自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