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毛姆传）的片段摘录

1955年，一家报纸正在采访时年八十一岁的萨默塞特·毛姆，问他喜不喜欢别人为他作传。不，他不喜欢。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无意义的做法。他不屑一顾地说：“现代作家的生活本身都是无趣的，我自己的生活必然是乏味的……［而］我不喜欢跟乏味搭上关系。”事实上，他根本不必有这种顾虑。就像采访里的这句话一样，不真诚或许是有一点；乏味可完全没有。萨默塞特·毛姆活了九十多岁，他在漫长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享誉全球的大作家，那些出色的短篇和长篇小说在世界各地受人推崇，其中最有名的长篇《人生的枷锁》早已成为二十世纪读者最多的文学作品之一。他的书被翻译成了世界上几乎每一种已知的语言，销量数以亿计，为他带来了盛名与巨大的财富。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毛姆在他位于法国南部的豪华别墅里被摄影、录像和书写，对于这位传奇人物，公众似乎已经了如指掌。然而，从少年时代起，毛姆总有另一些涉及个人生活及其事业的隐私秘事，是他不愿对外透露的。毛姆确实过着多重的隐秘生活：在同性恋是违法行为的年代，他是一名同性恋；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都曾为英国情报机关效力，有时要冒很大的人身风险；作为一名小说家，他的许多私人时间是在想象的世界里度过的，对他来说，那里的人物往往比外部世界中的男男女女还要真切。儿时患上的口吃更加让他疏离、痛苦而敏感。口吃也给他的生活造成了妨碍，成年后，他习惯身边带个擅长交际、性格开朗的小伙子（通常是他的情人，与人交往时居间往来，先期接洽，他自己则可以待在幕后）。然而，尽管有种种复杂的防御机制，毛姆的内心仍然非常脆弱；他脾气冲，不好相处，既能表现得富于仁慈和魅力，也可以残酷无情。纵然取得了无数世俗成功，他从没有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一段不幸的婚姻毁掉了他多年的生活，而他的一生挚爱始终没有回应他的感情。

钱能让他的艺术创作保持独立，不必受杂务纷扰，想去哪里旅行就去哪里，想何时去就何时去，还能让他过上自己选择的奢华生活；更重要的是，对一名自幼便缺乏安全感的人来说，经济保障是至关重要的替代品。毛姆的作品、信件和谈话中经常涉及钱的问题，由此可见他对这个主题的兴趣。“跟威利共进晚餐后，”作家贝弗利·尼克尔斯说，“你有时会觉得他跟个股票经纪人似的。

在位于波特兰坊的圣赫利尔夫人家中，毛姆唯一一次遇到了伊迪丝·华顿和托马斯·哈代这两位文学巨擘。那是一次为华顿夫人举办的冷餐会，毛姆被带到楼上见她。她盛装华服，盛气凌人，给毛姆上了二十分钟言辞精致的大课，都是文雅的主题。毛姆被她压得喘不过气来，最后蹦出一个关于惊悚小说家埃德加·华莱士的问题。华顿夫人一脸嫌恶地看着他。

王尔德曾宣称：“任何人都无权谴责另一个人的作为，每个人都应该走自己的路，去他选择的任何地方，按照他选择的方式生活。”毛姆强烈地认同这句话，在作品中反复回到这个主题，尽管他在生活中不能完全遵循它。王尔德同性恋倾向的曝光，以及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声名狼藉这些可怕的后果都给毛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可避免地看到了自己和王尔德处境的相似之处。王尔德的悲剧令他困扰，王尔德的为人令他着迷，王尔德的社交和文学圈子也对他富有吸引力。丽兹酒店的晚宴有许多王尔德圈子里的人在场，其中有几位后来成了毛姆的重要友人。

一人四剧在西区同时演出的奇景就这样发生了。除了《探险家》不太理想外（只演出了48 场），其他三部的场次都相当多：《弗雷德里克夫人》422 场，《杰克· 斯特洛》321 场，《朵特夫人》272场。回想起这段时光，毛姆颇为得意：“那真是意料之外的巨大成功。”他的名字和剧名—人称“毛姆四剧”—无处不在。沃尔特·佩恩翻阅体育报纸时竟然看到有两匹叫作“弗雷德里克夫人”和“朵特夫人”的赛马。毛姆说“当时联系我拍摄和访谈的人很多，名流纷纷来跟我结交”，还说“我快乐得不得了”。……马克斯·比尔博姆更是在《星期六评论》中将萨默塞特·毛姆奉为“年度人物……他的名字家喻户晓，甚至包括那些将戏剧视为不洁的家庭中”。马克斯还大胆设想：既然有了四部，为什么不能有第五部呢？他的原话是：“五剧同演！太震撼了！……然而，剧院那么多，五家又算得了什么呢？为何就不能全伦敦每一家剧院都演毛姆呢？”

当时还有一位英国作家在墨西哥，他的反应与毛姆截然不同。墨西哥的土地与人民都给D. H. 劳伦斯带来了强劲的灵感。不久前，他与妻子弗里达来到墨西哥城，随行者还有夫妇俩的一位朋友，沙捞越拉者夫人西尔维娅·布莱特的姐姐，画家多萝西·布莱特。劳伦斯之前没见过毛姆，但听说他也在城里，便从自己住的小旅馆给他发了一封客气的信。“亲爱的萨默塞特·毛姆，”他写道，“你我同为英国文人，若是如两艘航船在夜里交错，中间隔着宽阔的海水，那实在是不应该。可否赏光鄙处，共进午餐？若有意愿，电话书信皆可。”毛姆发了一封拒绝的电报，说自己正要前往库埃纳瓦卡写作。劳伦斯是出了名的脸皮薄，收到信以后颇感不悦，感觉自己受到了怠慢。“瞎了眼的，让他的书见鬼去吧……”四天后，也就是10 月25 日，劳伦斯给朋友忿忿不平地写道，“一个心胸狭隘、结结巴巴的‘艺术家’……没跟他见面不算什么损失：酸溜溜的，神经兮兮的，生怕圣诞节之前赶不出一部墨西哥主题的巨著似的”；他又怀着嫉妒说道：“好像他写不出来似的！”11月，毛姆去尤卡坦之前回墨西哥城小住几日，总算与劳伦斯见了面。

“有一阵子，［西莉］把家当成了商品展厅，顾客来了，看见合适的物件，急不可待地就搬走了，”她回忆道，“说句实话，［毛姆］生活在这样变动不居的环境里还能彬彬有礼，我真是吃了一惊！”但是，西莉有一次做过火了。那天快吃晚饭了，毛姆下楼来，“他发现书房里的宝贝书桌没影了，纸和手稿都摊在另一张桌子上……西莉高兴地说：‘亲爱的，明天新书桌就来了，可好了！’我差点都以为他要把她打倒在地了，但他只是紧绷着脸说了句，‘知道了’，然后就关上了门。’”那张被处理的书桌已经陪伴了毛姆二十多年，是他搬进切斯菲尔德街的时候买的。它是毛姆的好搭档，是毛姆写作生活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变卖书桌是一桩令人愤慨到无以复加的暴行。“他看上去平静地接受了，”凯瑟琳·纳斯比特说，“但我感觉到他心里有一团怒火，只是被冷冷地压住了。”他后来说道，他最终决定结束这段婚姻就是因为书桌被卖掉。他对此一直愤懑难平，直到1930年在小说《寻欢作乐》中以刻薄的方式发泄了出来。

毛姆初识温斯顿·丘吉尔就是在斯托克伯吉斯，丘吉尔当时是阿斯奎斯政府的一名大臣，刚刚迎娶了多萝西·阿尔修森的表妹克莱门蒂娜·霍齐尔。毛姆和丘吉尔经常下午结伴去附近的高尔夫球场打球，然后回府享用丰盛的下午茶，接着是华丽的正式晚宴。一天夜里，女士已经就寝，男人们则换上便服，一边抽着雪茄，喝着白兰地，一边交谈。青年丘吉尔自信满怀，滔滔不绝，但毛姆却觉得他满嘴废话，便插了一句嘴，让丘吉尔惊愕不已。毛姆的诙谐之语富有杀伤力，一下子就让丘吉尔哑巴了，众人哄堂大笑。到了第二天早晨，丘吉尔却主动来找毛姆，当时毛姆正在平静地阅读周日的报纸。“我想跟你立一个约定，”他说，“如果你承诺不嘲笑我的话，我也保证不会嘲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