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

汉娜·阿伦特

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论述的主要是平庸之恶，阿伦特提出一个说法，认为罪恶的实施者不一定只是恶魔，还有白痴和笨蛋。

其中一个代表就是艾希曼，阿伦特认为“他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facelessnatureofNazievil）——在一个封闭体制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纳粹成功翻转了他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在第三帝国，人们对罪恶已经麻木，认定了其平常性。纳粹将之重新定义为“市民规范”。传统的善成了一种诱惑，大多数德国人则迅速学习来抵制这种诱惑。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艾希曼（也许跟四十年后的波尔布特一样）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行凶作恶。在基本道德问题上，阿伦特警告世人，那些一度被视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应当的。”

而阿伦特将这种恶，归结为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换言之，“不思考”让布希曼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罪犯。“如此的远离现实、停止思考，对一个人造成的灾难可能要比这个人自身具有的所有罪恶动机加在一起还要严重。”

阿伦特进一步分析，艾希曼之所以如此，在于他背后的制度。“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

之前没有系统的了解过纳粹的去犹化，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了解了一点皮毛。最初纳粹对犹太人的态度是驱逐，要求其移民，后来演变为建立集中营，将犹太人集中隔离，等到二战正式爆发后，希特勒下达了“生理灭绝”、“极端解决”的命令。

也是从这个时候，犹太人开始大量地被枪杀或者毒杀。在各地建立起毒气室，不过犹太人安乐死（毒杀）的对象不仅包括犹太人，还包括患有精神病的德国人和在前线的伤员。

等到战争爆发后，对于很多人来说，被毒杀已经不是秘密，一个后来被苏联攻陷的城市（东普鲁士柯尼斯堡）里，一个女人曾经对当时的医生表示“元首不会让我们落到苏联人手里，他会提前把我们毒死的”。

而一位在柏林的人则在1943年写到：“这里的人在一天天走向自己的坟墓”。

据估计，纳粹的去犹化至少杀害了450-500万犹太人。而纳粹杀害犹太人，却又请另外的一些犹太人管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有犹太警察，也有其它在行政岗位的犹太人员，有集中营的人后来回忆，在关押者数万人的集中营里几乎没怎么见几个德国人，都是犹太人。

不过这些替纳粹管理集中人的犹太人，最后也被送进了集中营。

阿伦特估算，如果没有犹太人本身协助纳粹，那么死亡的犹太人会是现在数字的一半，人们会在一片混乱中自救。如今，屠杀犹太人，变成在犹太人帮助下的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

阿伦特总结说：“我在故事的这一章不吝笔墨，详述耶路撒冷审判未能充分曝光的内容。因为透过这个故事，人们可以最清晰地洞见纳粹在欧洲上层社会——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几乎所有国家，不仅在施害者同时也在受害者身上——引发的全面道德崩溃。”

书中讲到一个教长，被认为是优秀的犹太人，在德国这样的热可能免于被杀害。他向纳粹高管游说，希望救出其它的“优秀”犹太人，其中游说对象就有本书的主人公艾希曼，不过教长却并没有指责杀害犹太人这种行为本身是不对的。

对于为什么不指责，或者点出这些行为违反道义，他给出的解释是“行动比言语重要”，并且认为“言语可能毫无用处”。阿伦特认为“在当时，‘只是说说’就已经是一种行动；神职人员的责任，就是去验证‘这些无用的言语’。”

看书的过程一直在想，为什么德国能撬动整个欧洲的去犹化？让450-500万犹太人惨死？这个问题应该回归到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因为太多人无言的配合，所以这么多犹太人被杀害。

不过也有拒绝德国去犹化政策的国家，比如荷兰的大学生是第一个因为犹太教授被革职，而上街游行，引发全国游行示威的地方，不过因为荷兰本身对外来犹太人不客气，最终荷兰的犹太人也有很多进了集中营。

而丹麦在收到德国要求配合去犹化的指令后，丹麦表示，第一个戴上黄色大卫星（专门给犹太人佩戴，方便识别身份）应该是丹麦国王。事实上，丹麦的这种抵抗，确实帮助了在丹麦的犹太人，后来德国警察进入丹麦之后，一方面不敢硬闯家里去搜查，另一方面，丹麦公民帮助犹太人逃离到隔壁的瑞典，甚至帮助犹太人出遣送费。

而意大利则是从始至终都在拒绝德国的去犹化政策，一方面暗中帮助犹太人，另一方面则和德国人（彼时还是盟友）谈条件，比如赦免退伍老兵、德高望重的犹太人、豁免从前的法西斯党员等，这样一来，基本上让大多数在意大利的犹太人都得以豁免。

即使在最后德国警察进入意大利之后，意大利也要求犹太人进入自己的集中营，而非德国的集中营。后来有7500人（其中不到600人生还）还是被运往德国的几种人，占到意大利犹太人的不到1/10。

有人分析，丹麦的抵抗是出于一种政治问题，而意大利人对犹太人的态度则是出于一种人文精神。

事实上，对于灭绝犹太这种不人道的事情，执行警察并非意志坚决。阿伦特认为：“在坚决的抵抗之下，他们的“冷酷”被融化了，就像奶酪遇到了阳光。他们甚至有能力开始流露出一点真正的勇气。那个“冷酷”的理想——也许除了少数几个濒临精神错乱的暴徒之外——纯粹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神话，背后掩盖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唯命是从的残忍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