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八点，梁文道在混沌大学进行了一次线上直播课程。主题是关于“2019年我们为什么那么难”，作为混沌2019年的学员，大概是想着自己这一年学习也没有很认真，现在年底了，怎么也得正儿八经上一次线上直播课，作为一个外围人士感受一下创业者学习氛围，算是一种形式上的自我安慰。
听的过程中，稍微做了一些笔记，整理如下：
问题一：当我们在说生活难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
这个问题，从回顾的角度来说，我们每一年都是这样来定义已经经历的这一年，每一年都说“今年真是太难了”，然而我们自己往往说完很快就忘了，下一年依旧会觉得难，甚至更难。如果2019年我们说生活难，那么2020难道就会好了吗？答案很显然是不一定的。可见，每当我们觉得难的时候，实则不是客观意义上的困难，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的一种主观感受罢了。
那么，当我们在说“难”的时候，这个问题的表述，常常会被转化为另一种表达——“我为生活所迫”，我太难了。而“为生活所迫”这句话就很有意思。好像生活一直在追着我，我是那个要逃离它的人，试想，如果我逃离，从这句话中，难道指的是“我不想生活”了，甚至我“不想活”了吗？很明显，没有人会这样认为。所以，更多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想活，而是这里的“生活”，实际上大部分时候指的是更为具体的东西，大概率和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现在在做的事情有关。即“工作迫使我不能好好生活”。
因此，这里就出现了两个概念：生活 vs 生计。
问题二：如何看待生活与生计的矛盾性？
我们今天看待工作，多数时候是将它与生活二元对立，割裂来看的。换言之，工作与生活是泾渭分明的两部分。但这两部分的真实情况是，他们彼此有交集。这两者的关系，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我为了美好生活而工作（赚钱）”，也就是我将工作看作是一种付出，这样工作就成为了我达到美好生活这一目的的具体手段（生计）。
可事实上，从人类史的发展来看，我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将工作与生活割裂的这一想法或概念。至少，工业革命以前，没有。
工业革命之前，全球范围内，人们对待生活与工作的区分并不明显。
例：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西方工业革命前的社会；近代以来不太发达地区及阶层如农民；又比如传统的商人（前铺后居）的经营模式。
如果观察农人的生活，你会觉得他们起早贪黑日复一日，连续工作的状态是非常艰苦的；如果你跟随他们，你会发现起早贪黑日复一日连续工作没有错，但是你还会发现他们经常在田埂上一呆就是好半天，期间聊天、抽烟、休息打发了很多时间。更何况一年中也许还有很多时间，他们不用劳作，不用耕种，这一段时间对于他们而言是闲散的、无事可做的。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对于农人来说，他们天然的不会有现代人那样非常鲜明的工作与生活截然对立的认识，工作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有些甚至是全部。同样的，例子中还有早期较为传统的商人，他们的经营模式是什么？是前铺后居，房子的前面一间临街开放，是商店；店面的后面往往还有很大的空间，是供店主及家人居住的。通常我们经常能见到有客来，店主从里间出来，跨一步就是自家店铺，进行生意活动。这也说明，这样的一种模式，是不严格区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的。
而从工业革命后，西方开始发现双休日短假期的重要性。这一重要性是由原先出于宗教需求而存在的礼拜天概念，随着宗教意识的淡化，逐渐进入人们的意识的。其后，伴随着西方概念与体制的引入，中国人开始把工作生活区分开，七天工作、休息两天的工作制度到今天已经成为人们认识时间的重要参照。
这直接导致了一种新认识的产生——工作是痛苦的，而真正的生活是下班以后的时间，是休息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会有“四十岁财务自由，之后才是真正人生开始”的最高人生追求。他们俨然把整个人生分成了两半。
前一半的人生里，尽管不情愿，但是工作成为了全部。人们开始习惯于以完成工作任务为动力，推动自己不断前进。这就迫使世人有了一个观念的转变，一种被称之为“计划驱动型人生”观念应运而生。
问题三：如何看待“计划驱动型人生”？
所谓“计划驱动”，也就是将你的工作化成一个一个目标，一件一件待完成的事项，然后，你工作的目标就是一一完成他们，让他们消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将工作变成一个终结性活动。这种观念会有一个弊端，就是任务的完成与新任务到来之间的空隙，会引发人的欲望。伴随欲望而来的，是空虚和无聊。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好不容易完成后，下一个任务是什么；你期待下一个任务，因为你不知道除了完成任务，你还能做什么。
这就是叔本华曾经所言：生命是一个钟摆，在痛苦与无聊间摆荡。
那如果我们总是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呢？是不是完美的计划，就能有完美的结果？
其实，完美的计划往往意味着会完美的失败。
举例：维特根斯坦的房子vs阿道夫.卢斯
关于维特根斯坦和他的这幢房子，可以查看文章：维特根斯坦的房子：沉默的装置
这两位，一位是思想史上重量级的哲学家，一位是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驱。
一位是将毕生对数学、对逻辑之美的热情都赋予了一生唯一一幢建筑物上；而另一个是一生将建筑事业作为整个漫长人生的职业在追求。
从结果来看，完全符合计划之产物的维特根斯坦的房子，无疑在建筑史上是一个伟大的、经典的失败案例。在建筑的设计上，作为哲学家的维特根斯坦几乎一次性实现了他的全部想法，却因完全无法入住而只能成为一幢废弃屋；反观卢斯，作为一个提倡“装饰是一种罪恶”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他允许每一个案子都有犯错的空间，因为建筑是他漫长人生的职业，在不完美计划中诞生的建筑，累积成就了他漫长人生的职业化道路。
你如何看待这种失败？
可以说，一方面，越是完美的计划，越可能预示着一场完美的失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跳出将工作视作为一连串的（完美）计划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看成一个长期过程，那我们可能就不会容易受到阶段性困难、不满、不如意等负面感受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俗说的“生涯”的概念。
问题四：生涯？还是工作？
生涯还是工作？这要看两个相关的词：career vs job
从词源来看，career指的是供car行驶的道路或轨道、平坦的道路 ；而job指的是一堆、一件。
所以，我们可以较为直观的知道，“生涯”，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之前观念错误的原因——工作应是人生的全过程，而不是割裂于生活之外的片段。（结论：不要割裂生活和工作 ）
想要将工作视为人生的全过程，在谈及如何实践之时，这里需要提到两个与这一观念相契合的两位人物：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韦伯；以及他们的思想。
首先是卡尔·马克思。他曾经提出“匠人”一说。
马克思从“劳动”视角力图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脉络，并通过劳动“对象化”来解释人的存在。例如，一位诗人凭借其笔下的诗作成其为“诗人”，一位画家凭借其画布上的墨点成其为“画家”，一位工匠凭其打造的器具成其为“匠人”，等等。对马克思而言，对象化的作品不再是冰冷的、僵硬的、与我无关的它物，它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确认，它就是我们自己。因此，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活动都不是与我无关的它物，都是自己的一部分。
——来源于2018年《“你好，卡尔·马克思！”——跨时空、跨学科与思想家对话》
如果认识到我的工作是在成就我自己，而这个过程是要贯穿一生的，那么工作就不仅仅只是完成眼前的任务，它有了更为长远的意义。
再说第二个人物——马克思·韦伯。他有“志业”一说。
韦伯认为，专业、刻苦的系统工作是学术的前提条件，但是一种“被局外人嘲讽的痴狂和热情”更加重要，同时机遇、灵感和天赋也决定成就。
——引自《马克斯·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导读
在这篇演讲对象为学术研究人的讲稿中，我们或许可以一窥所谓“志业”在各领域的内涵。
今天，这一内在志向同作为职业的科学组织相反，首先便受着一个事实的制约，即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
——引自《马克斯·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这与现在的职业发展一样，所有的工作都在向着更专业化前进。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纯粹只有热情，而没有足够的专业性，结果一定不会美妙。相反，如果我们愿意像卢斯那样允许阶段性里存在一些不完美，但是将此作为一种经验的积累，那么这一持续工作—反思—修正—工作的过程，将让一个人在这一领域成为一个极为专业的人，并且发现自己正是通过这些积累，有了能力、认知的不断提升，那么此时，一个人很有可能会发自内心的认为这工作、这件事情是他天生就该做的。这种内在的志向，已经不是“热情”那么简单了，它使一个人找到了一种原动力，一种“天赋”，一种如同宗教般的召唤，他像虔诚的教徒一般回应这份召唤（calling），这时候，工作（job）就会自动被认为是一种天职（vocation）。
正是这种对天职的认同，会让我们不再简单的将工作与生活二元对立起来。
问题五：找不到志业怎么办？
在这里，梁文道给出了一句话：你的成就不在未来，它就在现在。
我们总是习惯于思考自己做每一件事情都要立刻得到反馈，而事实上，这恰恰是没有关注这件事情本身。我们走路不是走路，是为了快点到达一个地方或者为了记录步数。也就是说，我们做很多事，都在关注这些事情之外的事，不自觉的就把要做的事情变成一个“终结性任务”。焦虑于是随之而来。
对此，梁文道给出一个建议：认识到“等待”这个时间概念 的重要性。
摒弃过多的杂念，专注于当下，不要急于得到反馈和答案，因为要看到人的一辈子是漫长的，所以应该要想我在过程中累积了什么。毕竟，所谓困难，我们并不一定比去年、前年更难。难，这只是主观感受。
如果在过程中遇到不好的东西或事情，要相信，正是因为这些不好，才使你的人生开始变得不一样。
笔记整理到这里，对我而言，其实挺有启发的。
在2019年年末，那么多怀疑、不确定在脑中撞击之际，这次直播课的确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会赋予自己一些可以去相信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