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对某种事物具有反脆弱性（即有凸性），那么最好它是随机分布的，而不是定期 供应的。
值得注意的是，凸性效应在选择权、创新、任何具有凸性的事物上，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运作。
做“实证研究”却不使用凸性偏见等非线性效应模型，就好像不直接使用牛顿的方程式，而对每一个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进行分类，并将这一行为称为“实证研究”一样。
所以医药呢，作者从健康这块，这个举例是最多的。医药会误导人们这么长时间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的成功被大肆地宣传，而它的错误则被隐藏了起来——就像被埋藏在历史坟墓中的许多其他有趣的故事一样。就是这个药物的作用，成功的被大肆地宣扬，失败的不提。
作者说，他无法抗拒以下对干预性偏见（产生负凸性效应）的阐述。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许多儿童和青少年接受了放射线治疗法，来治疗痤疮、胸腺肿大、扁桃体发炎，以及去除胎记和治疗头皮癣。
除了甲状腺肿大和其他晚期并发症，接受这种放射性治疗的病人中约有7%的人在20~40 年后患上甲状腺癌。但是，让我们不要放弃辐射，如果它是来自大自然的话。
我们对一定剂量的辐射水平（也就是自然的辐射水平）必定是有反脆弱性的。这是大自然的，比如说阳光。这种小剂量的辐射甚至可能防止来自更大剂量辐射带来的伤害和癌症，因为我们的身体会对辐射产生某种免疫力。
谈到辐射，作者突然想到，几乎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过去几千年来我们人类的皮肤一直暴露于阳光下，没有问题，很健康。现如今却突然需要防晒了，是不是因为大气发生变化了，晒太阳变得对我们有害了呢？还是因为如今人类生存的环境与皮肤的色素不相匹配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防晒产品的制造商需要赚取利润呢？
其实老一辈的都说，晒晒太阳，补补钙，现在都是别晒着，抹点防晒霜，的确是 在天真的理性主义驱动下，试图战胜自然的企图数不胜数。这些人总是意图以一阶学习 方式来“改善”周围事物，也就是禁止使用会造成伤害的药物或疗程，但没有意识到，我 们可能在其他地方再犯同样的错误。
以他汀类药物为例，他汀类药物通常用于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但是这里面存在不对称 性，而且是很严重的不对称性。我们需要连续5年治疗50个高风险患者，才能避免发生 单一的心血管疾病。他汀类药物可能会损害不是病得很重的人，对这些人来说，服药的 利益很少或完全不存在。
那么短期内，我们无法得到其隐藏危害的证据，此外，如今主张定期服用这些药物的说 法，往往存在一些统计错觉，或者统计操纵（制药公司所使用的实验似乎总是在利用非 线性，并将重症患者与症状较轻的患者混为一谈，除此之外它们还假定健康人的公 制“胆固醇”等于100%）。
他汀类药物没能应用医源性损伤的第一条原则（看不见的伤害），此外，它们确实降低 胆固醇，但作为一个人，你的目标不是降低某一个指标，以便得到一个可以通过学校 测试的分数，你是为了更健康。
现在还不能确定，人们力求降低的这些指标究竟是不是某种病灶的根源或者反映——就 像给婴儿塞一个奶嘴能让他停止哭闹，但不会根除他闹情绪的根源。
由于法律的复杂性，以降低某个指标为目的的药物损害尤其大。医生总是有开出这些药 物的诱因，因为万一患者心脏病发作，他会因玩忽职守遭到起诉；但相反的错误却不会 遭到惩罚，因为副作用往往不被视为是这种药物所造成的。
而且副作用都会产生在N年之后，它是积累出来的。这个真是这样，我曾经高血压，给 我开的药，就刚开始的时候，结果半个月之后，我满口的牙全部松动，大家觉得可怕 吗，然后为此还丢了一颗牙。然后去牙科去看，结果给我拔掉了一颗牙，这颗牙的根特 别的深，特别费劲，拔下来他自己都傻了，所以丢了一颗牙。
然后，不对呀，按他那个说法，所有的牙都得拔了，都是越来越松，大家有没有，吃高 血压药有没有这种情况？
那叫什么药来着的，然后呢，这个就去找有经验的医生再去看，说到底怎么回事，我这 个牙。然后这个老医生真的就不一样了，他就说你吃什么药了，我说这跟吃药有关系 呀，他说当然呀，你这个吃什么药了，然后我说吃降压药，他说你这个药带没带，我正 好带上了，他说拿出来看一看，一看，他说你去找内科医生吧。
他开玩笑，你应该向他索赔这颗牙。果然是，这个药不吃了，一个月以后，所有的牙都 不松动。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这个作者说的，是不是非常有道 理？
外科手术。历史学家指出，因为不同科的医生，他只管他自己那个，这是很糟糕的，对 不对，他不综合的看什么原因。
牙疼，牙疼拔牙呗，是不是？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科手术的历史纪录要好于药物，这是对可见结果进行必要的严谨检验后证明的。
考虑一下，当你给受了严重创伤的患者进行手术，比如取出子弹或将内脏推回原位时，医源性损伤就降低了；手术的弊小于利，因此呈现正凸性效应。
这是看得见的，与一般的药物干预不同，很难说大自然会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外科医生曾经是蓝领工作者，或者更接近于手工业者而离高科技较远，因此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追求理论。
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这两种职业在专业性和社会性上都保持着相互独立，前者是艺术，后者是科学，因此一种是基于理论的，确切地说，是基于人类的一般理论的，而另一种则是一门基于经验启发法的手艺。
外科医生，他是一种手艺，外科医生的主要责任是应对紧急情况。
由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动手术时不用麻醉剂，因此他们不需要过多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们选择“无为”而宁愿顺其自然。
但是，由于出现了麻醉剂，如今手术的障碍要小得多——外科医生现在也需要读医学院了，不过学习的理论少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
相比较之下，在过去，放血是外科医生没有任何反诱因就会执行的少数手术之一。
比如，近代通过背部手术来纠正坐骨神经痛通常是无效的，反而还会带来损害。
有证据表明，6年后，这样的手术平均来看相当于什么都没做，所以背部手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潜在损失，因为每种手术都可能带来风险，比如麻醉会对脑部造成损伤、医疗失误（医生伤及脊髓），或感染医院细菌。
然而，腰椎间盘融合手术等脊柱手术如今仍被普遍实施，尤其是它对医生来说非常有利可图。
古代这些外科医生都很厉害，他们只是一种技术，人们也不打麻醉，但是现在，为了减轻当时的痛苦，但是带来了后面的危险就很大了，麻醉剂会伤害你的大脑。
包括抗生素，每当你服用抗生素时，你就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细菌突变，变成抗生素耐药菌株。同时，还会损伤你的免疫系统。你改变了身体对细菌的反脆弱性。
解决方案当然是只在用药益处很大时才服用抗生素。卫生或过度的卫生，也有相同的效
果，特别是在人们每次接触外界后都用化学物品来清洁双手的情况下。
你在生病的时候，发炎的时候，你有没有用抗生素，我们的观念都不用，都知道它的副作用，你为什么还要用呢
包括有洁癖的人，是更容易生病的，我们可以列举很多得到验证的和潜在的医源性损伤 的惨痛例子：比如说，有一种消炎药，这种消炎药叫伟克适，造成的副作用是将来引发心脏问题。
再比如说抗抑郁，这种药很多人在吃，人家一说你抑郁了，开始吃抗抑郁的药。大多数人都是在不必要情况下的使用。
减肥手术（取代了超重糖尿病患者的饥饿疗法），可的松，用消毒剂清洁产品可能导致自身的免疫性疾病，激素替代疗法，子宫切除术，不是绝对必要的剖腹产。
给婴儿装耳管，在耳部感染时做出即时反应，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补铁，对大米和小麦进行漂白，这被视为进步。但实际上呢？防晒霜，可能会造成某种伤害。
卫生（过分卫生，会因拒绝了毒物兴奋效应，即我们自身的反脆弱性，而使你变得脆弱）。来苏水等消毒剂杀死了那么多“细菌”，使得儿童发育中的免疫系统被剥夺了必要的锻炼机会。
口腔卫生：我不知道用沾满化学物质的牙刷刷牙是否主要是为了给牙膏行业制造利润——牙刷是普通之物，而使用牙膏可能只是为了对抗我们消耗的非自然产品，如淀粉、糖、高果糖玉米糖浆。
说到这，高果糖玉米糖浆也是新事物狂热症的产物，是由喜爱技术的尼克松政府赞助开发的，到头来不仅要补贴玉米种植户，也给消费者造成了伤害。
II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注射治疗，其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糖尿病的危害来自血糖，而非胰岛素抗性，豆浆，地中海和亚裔人喝的牛奶，海洛因，我们可以想见的最危险的上瘾毒品，也发展成吗啡替代品，用作止咳药，不会有吗啡的成瘾副作用。
精神病治疗，特别是儿童精神病治疗——但对它的危险性我想我不需要再说了……就此打住。他说的所有的这些，都是有很严重的副作用的。
所以再重申一遍，作者说，他这里的陈述都是以风险管理为基础的：如果一个人的病情十分严重，就无须担心医源性损伤了。只有边际案例才会有危险。
作者说，他在写这些段落的时候，生物学家克莱格·文特尔正致力于创造人造生命。他进 行了实验，并在一篇题为“创造化学合成基因组控制的细菌细胞”的著名论文中进行了阐述。
作者对克莱格·文特尔非常尊重，他认为他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而且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实干家”，但给容易犯错的人类这样的权力，无异于给小孩一捆炸药。就是他太聪明了，所以就相当于给小孩一捆炸药，那么带来的危害也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对于神造论支持者来说，这应该是对上帝的一种侮辱；但是，对进化论支持者来说，这无疑也是对进化的一种侮辱 。
对于像我们大家这样的怀疑主义者来说，这是对人类智慧的一种侮辱，是所有“黑天 鹅”风险的起源。
所以人造生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真的这种事情成功了，那这个世界什么都颠覆了，那就麻烦了，对不对？
作者说，人类不应该玩火自焚，不应该去研究原子弹、金融衍生品，或者创造生命的工具。不应该去干这个事儿。
如果大自然中有什么事情你不理解，那么它在超乎你理解能力的更深层面上一定是合理的。所以，自然生物有其自身的逻辑，远远优于我们所能推导的逻辑。
就像法律上的二分法：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让我们这样表述我的准则：大自然的行为背后有其严格的逻辑，直到你能够证明事情并非如此；人类和科学的行为有其缺陷，直到你能够证明并非如此。
作者说，请允许他再次驳斥以“证据”的名义，侵犯逻辑的严重性。
他不是开玩笑：当他质疑某种不自然的治疗方法，比如冰敷时，就被人家反问：“你有证据吗？”这让他极为震惊。
过去，许多人都被反问：“你有证据表明反式脂肪是有害的吗？”他们被要求出示证据，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危害要过几十年才能显现，那当时上哪儿找证据去呢？而这样反问的人往往都是聪明人，甚至是医生，用这种方法让你多付钱。
因此，当地球的居住者想要做出违背自然的事情，那么他们也必须出示这样做可行的证据，如果他们能做到的话。否则的话，不应该去执行这样的事情。
一切不稳定或易碎的物品，都有很多机会被打碎，此外，大自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会以合理的方式进行调节，以使整个系统永续生存。
因此，这个磨合了千百万年的机制所诞生的，一定是强韧性、反脆弱性和局部脆弱性的奇妙结合，局部的牺牲是为了让整个自然更好地运作。我们牺牲自己是为了让基因留存，就好像用我们的脆弱换取了它们的生存。
我们会衰老，但是在我们的肉体之外，基因会永远年轻，而且越来越适应新的环境。小规模的破碎永远存在，这往往是为了规避影响广泛的大规模灾难。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在所有的地方都适用。
比如说我们成长，你会受到一些挫折，这个时候就考虑你的反脆弱性，可能你这个挫折只是在某一方面，那你如果你把它改正，你整个整体都会向好的方面发展。
比如说，如果你非常容易犯情绪，或者说，当有人说到你的弱点的时候，你就开始犯情绪。那么，或者被指出，或者被批评，那你就开始犯情绪，那么你就会发现呢，你这个问题你如果不解决掉，你的人生一定是暗淡的，对吧？
比如这个事情，只是你需要反脆弱，你这一块就解决掉了，那么你其他地方，全都会带 来益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就是情商，对吧？那么，情商是对你的人生，你的成功与否占80%，比智商要高多了。这都是反脆弱的问题，都是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天生容易受理论的愚弄，但理论诞生又消亡，而经验却总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解释总是在变，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变化，因而人们慢慢地养成了一种无明确理论支持就不能形成观点的习惯；但经验却能保持不变。
所以呢，作者的意思，你不要总是相信理论，应该相信经验，比如说像刚才说情商的观点，实际上它是一种经验。
适合一个企业的运作模式应该是在理论的变化面前保持强韧性的模式，一个企业是这样的。
医生兼医学作家詹姆斯曾经表明，我们对生物过程理解的增强伴随着药品开发的减少，就好像理性主义理论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成为某种障碍。
医源性损伤的问题不是新的——一直以来，医生们都是人们的笑柄。马提亚尔在他的讽刺短诗中，就让我们看到了他那个时代人们对医疗专家问题的看法：“我认为迪奥鲁斯是一名医生，不是看护——但在他看来，两者好像都是一样的工作”，或者“我本来没感觉不舒服，斯马奇，但现在（他是说在这个医生对他治疗之后），反而就感觉生病了”。
当一个人将正面结果归功于自己的技术，将失败归咎于运气时，就产生了归属问题。好像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人特别多，好的就是自己的技术，失败就是运气问题。
早在公元前4世纪，尼古克里就声称，医生总是在成功时急于邀功，失败时责怪客观条件或者找一些外部原因。
约24个世纪后的心理学家，重新发现了这一规律，并认为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股票经纪人、医生和公司管理人员身上。
作者说他还听过一则古老的逸事，奄奄一息的皇帝不断地呼喊说，是他的医生杀害了他。蒙田是古典智慧的集大成者，他的《随笔集》中充满了奇闻逸事：有人问一位古代斯巴达人，为什么他能活这么久。这个人回答：“忽略医药。”
蒙田也觉察到了代理问题，或者说，为什么医生最不关心的就是你的身体健康：“古希腊的讽刺作家曾说，没有医生会因朋友的身体健康而感到开心，这说得有点可怕了，是吧。
我总看牙的那个牙科医生，他总是跟你治疗的同时，告诉你，你还有几颗牙你要注意，有问题及时来。大家是不是经常听这样的话，那如果现在有问题，现在就应该治疗，什么叫有问题及时来，所以他希望你有问题，因为可以赚钱嘛。
有一次，作者说他在朋友的乡间别墅参加一个午餐会，有人拿出了一个手持式血压测量 工具。
作者经不住诱惑，就测量了一下动脉血压，竟然略高于平均值。
参加午餐会的人中刚好有一位医生，他为人非常友好和善，他马上掏出一张纸，给我开了一些降压药——作者随后把这张纸扔进垃圾桶了。
后来，他买了同样的测量工具，看来他自己有些担心，所以他也买了同样的测量工具，然后发现，他的血压要比平均值低得多（也就是说健康状况更好了），只是偶尔会蹿升。
总之，血压会呈现一些波动性，就像生活中的一切。它并不代表你是高血压。可惜的是，所有这些偏差都会使人们采取干预行动，而几乎从来不是放弃行动。也就是说马上就买药吃药，是不是？
实际上，糟糕的观点（和隐藏的观点）显示出，数学在医学领域也愚弄了我们。人们做了很多已被人遗忘的努力，企图将医药数学化。
曾有一段时间，医药还从物理科学中衍生出解释模式。乔瓦尼在《运动的动物》一书中，就将人体比喻成由有生命的机器——因此，我们可以应用线性物理的规律。
作者说，他重申他并不是反对理性化的习得话语，只要它在错误面前不是脆弱的即可；他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哲学家–概率论者和决策者的混合体，他把自己说得很厉害，而且作者永远不会将哲学家–概率论者与决策者分离开来，所以他始终是混合体，那么无论是早上他喝古老的咖啡饮品的时候、中午和朋友共进午餐的时候，还是晚上拿本书上床睡觉的时候。
他反对的是天真的理性化、虚假的习得话语、深陷绿色木材问题的论述——仅仅着眼于已知的，而忽略未知的。
同样的，在衡量未知的重要性问题上，他也不反对运用数学——这是数学的强大应用。
实际上，本章及下一章的论点都基于概率数学，但这不是数学的理性主义应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帮助我们检验，有关疾病的严重性和治疗强度的两种陈述之间是否存在公然的矛盾。
另外，在社会科学中运用数学无异于采用干预主义。那些在工作中天天使用数学的人，除了在有用的地方使用数学，也倾向于在每个地方使用它。大多数情况下是要有随机性的，不是你计算出来的。
使用这种较为复杂的理性主义的唯一条件是：相信一个人并不拥有完整的信息，而且所作所为也要这么认为——要更成熟，你必须接受你并非无所不知的事实。
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不要自以为是，因为我们并不是无所不知，需要不断地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