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民主与暴力冲突的实证研究，研究者发现“民主的好处”是需要经济条件的。确切地说，在极端贫困的地区，越民主越容易出现暴力；而在相对富足的地区，越专制则越容易出现暴力。“极端贫困”和“相对富足”的分界线是什么?研究结果表明是人均年收入2700美元左右（2009年前研究结果）。也就是说，研究显示，在人均年收入2700美元以下的地区，民主是危险的，而在人均年收入2700美元以上的地方，专制则是危险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它既否定了“无条件的民主热情”，也否定了“无条件的专制热情”。
为什么把民主化约为“选举”是危险的?原因在于，在一个缺乏制衡的环境下，选举很容易成为政治强人的囊中之物。研究者科利尔发现，那些贫困的“半民主”或“伪民主”国家，领导人非常“善于”赢得选举。在一个典型的发达国家(OECD国家) ， 现任政府有大约45%的几率赢得选举，而在最底层10亿人所在国家的选举里，尽管治理绩效明显糟糕得多，但是现任政府获胜的概率却高达74%。事实上，贫困国家的很多政治强人之所以接受“民主化”就是因为他们有把握“赢得选举”。通过打压公民社会、选举舞弊、操纵选举委员会或法院、削弱反对派政治自由等方式，他们能轻易把选举改造成威权统治的合法化机制。重要的是保住权力，手段则可以与时俱进。既然国际社会和“老百姓”都想要选举这层“皮”，我就披上这层“皮”。
为什么在极端贫困国家，民主化反而会加剧暴力?理论上，民主是暴力的一种替代性机制——人们以定期投票取代暴力循环来获取权力，从而平息暴力。在科利尔看来，原因在于，健康的自由民主制有两个要素，一个是选举，一个是制衡。如果把民主片面地理解为选举，而不致力于发展制衡机制，那么民主可能会成为一个危险的游戏。不幸的是，在大多数进入民主化进程的贫困国家，民主被化约为选举。
科利尔指出，成功的民主制度需要以一种宽泛的“国家认同”为前提。领导人必须首先塑造“民族国家”的想象，而后才能建立有效的民主。如果人们的主要认同是“南方人”、“北方人”，或者“穆斯林”、“基督徒”，或者“X族人”、“Y族人”，而不是“某国人”，那么在选举当中这种认同就会扭曲民主发生作用的机制。关于这一点，科利尔对比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政治。他发现，同样是历史上族群林立的国家，坦桑尼亚在其前总统尼雷尔的带领下，通过语言统一、中小学教育“灌输”国家观念等方式，相对成功地“建构”了“坦桑尼亚认同”，而这种认同显著提高了该国的公共服务质量。相比之下，一半的肯尼亚人将自己的族群认同置于国家认同之上。
选举真的能够实现这种优胜劣汰功能，那么民主就肯定是个“好东西”了。但是这个理论的问题在于：它假定人是“理性”的。不，人不但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在一个族群成分极其复杂而且族群历史积怨极其深厚的地方，人们给×x×投票往往不是因为他所能提供的治理绩效，而是因为他和“我”来自同一种宗教、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民族、同一个种族……总之，因为他是“自己人…。如果人们根据族群认同而非治理绩效投票，那么很大程度上选举的规训功能就会被取消，从而使其“正面效应”难以释放。事实上，如果人们基于认同而非理性投票，后果很可能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越善于煽动仇恨、“制造敌人”的政治家越有机会，越正直冷静的政治家越没有机会。事实上，这种情形下，正直的人根本就不想从政。
这一点在非洲许多国家非常明显。由于非洲历史上几乎没有“国家”传统，只有“部落”传统，殖民者留下的那些常常是笔直的“国界线”并不能唤起民众的“国家认同”，人们的政治信任往往局限于自己的部族，无法延展到“非我族类”身上。比如，肯尼亚有48个部族，在2007年的大选中，反对党候选人奥廷加获得了其部族(卢奥族)98%的选票。这种族群主义的投票模式不但无助于选拔“负责的”政府和政治家，而且往往使得选举成为族群冲突的火药桶——事实上，2007年大选之后，支持奥廷加的卢奥族和支持时任总统齐贝吉的基库尤族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族群认同扭曲选举结果，选举结果恶化族群冲突，成为诸多非洲国家的政治泥沼。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卢旺达、布隆迪、刚果、津巴布韦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发展援助的后果可能比“浪费钱”更糟。一方面，发展援助中有相当一部分会被政府用于发展军队和武器，从而恶化专制。事实上，根据科利尔的一项研究，极端贫困国家大概40%的军费开支是由援助经费买单的。另一方面，外来资金很可能成为内部改革的替代方案，从而成为独裁政府的稳固机制。当一个政府缺乏外来资金、只能通过税收来获得可持续财政时，这不但可能成为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动力机制，而且可能会激活民众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推动责任政府的形成事实上，欧美诸多国家民主制的诞生都与政府的征税需求联系在一起。但是，滚滚而来的外来资金则相当程度上替代了征税方案及其政治效应。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许多贫穷国家的税收很低(显然与其缺乏征税能力有关)，但是，低税收并没有激发“放任资本主义”的活力，反而使得这些国家民主与国家能力建设都失去动力。
简单地引人选举不是“拯救穷国”的有效办法，独裁更不是。构建民族国家需要特定的历史情境。发展援助常常适得其反。经济全球化则有利有弊。难道面对“最底层的10亿人”的不幸，整个世界只能束手无策?
知识分子善于批评，而不提供替代方案的批评总是容易的。科利尔对自己的要求比这更高一些。一个负责的知识分子提出政策建议时，这个建议不但应当是有益的，而且相当程度上是可行的。那么，科利尔的建议是什么?
显然，并不存在一个“神奇秘方”，一旦启用，极端贫困国家就“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但是，科利尔提供了一种思路，值得贫困国家——确切地说，全世界——共同探索。
简单而言，科利尔的所有政策建议基于一个可被称为“共同治理” 的理念。谁和谁共同治理?国际社会(尤其是其中的发达国家)与极端贫困社会“共同治理”。显然，这一建议可能会触发很多人“反殖民主义”的神经，继而激发强烈的警觉甚至抗议。但是，在科利尔看来，密不透风的“主权观念”无助于极端贫困国家的发展，因为很多时候所谓“国家主权”不过是“政府主权”而已。二战后，“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组织极大程度地拯救了欧洲，而“马歇尔计划”和北约就是西欧和美国“共同治理”的经典范例。在发展中国家，很多方面——比如疟疾疫苗——事实上已经处于“共同治理”状态，并且取得了良好绩效，在科利尔看来，为什么不将“共同治理”拓展到更多的领域?
穷国的殖民记忆肯定是“共同治理”观念重大的阻力，但是，科利尔的主张并不是将穷国重新殖民化，而是希望国际社会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诱饵”来促进穷国的“良性治理” 。具体而言，科利尔提及了三个方面的“政策诱饵”。
第一，将公正选举与国际反政变承诺挂钩。如前所述，民主之所以在极端贫困国家常常“变味”，相当程度上是因为选举很容易被在任政府操控。在此，科利尔建议，如果在任政府能够保证“干净的”选举(国际观察机构往往能够观察到选举是否“干净”)，那么，国际社会就应当承诺，当“叛乱分子”发动政变时，他们会动用各种可能的机制保卫当选政府，而不是采用简单的“中立”立场或者停留于泛泛的“口头谴责”。这种承诺之所以对于在任统治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在极端贫困国家，权力的主要威胁来自政变而非革命——革命的组织成本太高，而政变则往往是家常便饭。如果国际社会能够承诺保卫干净选举的成果，那么不仅在任政治家有更多的动力维护公平选举，而且也能鼓励更多正直的人参加竞选。
第二，将预算收支的透明与廉洁和国际援助挂钩。是的，国际发展援助应当是“有条件的”， 但是， 之前世界银行和IMF的做法——将特定的政策主张(通常是紧缩财政、私有化、贸易和金融开放等)与援助挂钩，事后证明风险很大，它建立于很多不确定的知识基础之上。比如，经济危机当中紧缩财政到底是好是坏?贸易和金融开放的程度应当如何?这些在知识上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由此推出的政策建议因而具有相当的风险。但是，有一点在知识上的争议相对较小，即，廉洁的政府是良好治理的基础，那么，或许就应当将国际援助与廉洁政府挂钩。由于政府是否廉洁的监控成本太高，或许就可以从预算收支的公开和透明这样一个相对简单的步骤开始。
第三，增加由国际社会提供的安全防御功能，减少本国的军费开支，以避免恶性的地区军备竞赛，这样不但能促进地区和平，而且可以将资源更多地导向发展而不是军事活动。这当然不一定是说增加发达国家在贫困国家的军事基地——这样做的政治阻力太高，更可行的方案是将军费水平和发展援助挂钩，以及向廉洁的政府提供“远程安全保障” 。在此， 科利尔格外强调极端贫困国家的前宗主国的责任，比如英国对塞拉利昂，法国对科特迪瓦， 它们应当用“安全保证”奖励这些国家军事部门的收缩，使其政府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聚焦于发展而不是军事。
这些政策的具体可行性和效果当然值得讨论，但是国际社会对极端贫困和失败国家进行某种程度的“共同治理”，却是值得探索的路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听上去固然大义凛然，但是主权观念作为一种近代才出现的历史建构物，并不具有道德的绝对性。事实上，它甚至常常成为独裁者捍卫绝对专制的话语工具。近年国际干预在某些地区——比如伊拉克——的失败，也不能用以否定国际干预本身的重要性，只是提醒我们谨慎策略和“打持久战”的重要性。事实上，如果说国际干预在某些地区失败了，同样多——如果不是更多地区——的失败则是由国际不干预导致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卢旺达大屠杀。
或许有人会说：凭什么发达国家可以干预穷国，反过来却不行?科利尔对这种听上去政治正确的“国际平等观"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具有了对内的“责任政府即其政府权力已经相当程度上被国内的权力制衡机制所约束，而许多极端贫困国家的政府对内对外都毫无责任性可言，要求这样两类国家“平起平坐”、“井水不犯河水”，是一种轻浮的道德相对主义。
显然，科利尔的想法会对很多人构成冒犯。然而，当许多极端贫困国家深陷暴力、贫穷和专制的恶性循环，路径依赖则使其难以“拔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面”，或许只有借助一点外力才可能逆转漩涡的方向。绝对主权、国家平等等观念不但成为许多独裁政府的保护伞，也成为许多更发达、更成功国家摆脱国际责任的动听理由。然而，对于真正践行责任伦理的知识分子而言，袖手旁观是不够的，那些更幸运的国家应当向更不幸的国家伸出手去——哪怕这一过程会经历失败和挫折，哪怕这只手常常不受欢迎。当然，简单地引人毫无质量的选举、简单地推动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或者简单地呼唤政治强人都是不够的。责任心的一面是道德勇气，另一面则是知识累积。事情总是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无穷倍，但这不是无所作为的理由，而只是抱有更多谦卑、智慧与耐心去行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