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它再现了许多真实可信,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并寄寓了作者的价值观念、思想倾向及爱憎褒贬的态度,达到了思想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被鲁迅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一部作品的成功,往往离不开作者自身的综合素养,而《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生平尤其与其创作紧密相关。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司马迁的祖上世代为史官,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志在继《春秋》而作新史。司马迁少时就喜欢四处游历,这也为他撰写《史记》积累了大量真实的素材,对之后的创作有重要意义。实际上,司马迁的史学渊源与个人的实地考察不过是他创作的前提条件,而真正促成了他开始着笔《史记》的原因则是其夫司马谈的临终嘱托。

司马谈临终前执司马迁之手,嘱咐道:“余先,周室之太史也。……幽历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餘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汝其念哉!”司马迁十分理解父亲的重托,决心以《春秋》为榜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创作《史记》,为现实政治服务。

元封三年,他继父职为太史令,从这时起,他开始了写史的准备工作,查阅、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天汉二年,李陵率兵与匈奴交战兵败后投降,消息传来,汉武帝震怒,朝廷之臣也多斥骂李陵,司马迁却为他辩护,陈说李陵投降是出于无奈,一定会找机会报答汉朝。这一辩护触怒了武帝,司马迁被捕入狱,经历了残酷的折磨后,司马迁使《史记》不仅是继《春秋》的“善善恶恶”之书,而且是作者抒泄忧思愤懑的“发愤”之作,批判色彩浓厚。作者善用互见法来塑造人物的完整性格。

司马迁继承了古代良史的优秀传统,善恶必书。他称颂“终不以天下治之病而利一人”(《五帝本纪》)的明君,同时也在《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中揭露夏桀王、殷纣王、周厉王、周幽王的残忍暴虐。在《秦本纪》中揭露秦武公、秦穆公用人殉葬,在《秦始皇本纪》里揭露秦始皇不恤民力,坑杀儒生等。秦朝大将蒙恬卖力地推动秦始皇的暴政,临死前却说是因自己修长城断了地脉才遭到天罚的。司马迁以这种方式,在不同文章中表现人物性格的多面,来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或者考虑到某一篇传记中人物性格的统一性,司马迁常用互见详略,彼此补充的记叙方法。在《项羽本纪》中没有过多的批评项羽的缺点错误,而是在《淮阴侯列传》中借韩信之口道出,说他“不能任属贤将”,只有“匹夫之勇”,“妇人之仁”,“所过无不残灭着,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

《史记》刻画人物的艺术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妙于选材,以小见大。其次,通过矛盾写人。第三,细节描写深刻。第四是它里面鲜活的人物语言。另外,司马迁还善于引用诗歌,辞赋等由此推动了《史记》创作的成功。

《史记》乃史学经典,值得我们反复捧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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