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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精神
其实创新有两种。第一种叫从0到1，真正的大创新往往就是从0到1的过程，就是说这类东西世界上原来就没有，所以这类创新就得靠我们刚才讲的野蛮人去冲、去试，用大量的失败来换取最后的硕果仅存，形成从0到1的创新。
紧接着，必须要接上一种叫从1到N的创新。
给大家举个例子，哥伦布是一个素质很低的人，但是人家有勇气、有执着的精神，人家还有运气，所以他就完成了从0到1的过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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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业vs互联网时代
传统工业社会是用追逐确定性的方式来消灭不确定性。而现在互联网时代追逐一个组织的建设，我们应该用主动接受挑战并迎合不确定性的方式来应对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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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故事
马屁股
火箭推进器的大小是由两匹马的屁股决定的，为什么？这也是一个嵌入的道理。最早英国人的马车车轮的宽度，是由两匹马的屁股决定的。后来英国人修铁路，是按照这个车轮的宽度定下来的。后来用火车铁轨运送火箭推进器，也只能那么宽，最终两匹马的屁股决定了火箭推进器的宽度。
- 渔民的梦想
有一个典型的段子，一个富翁到海滩上看见一个渔民说：“你怎么这么懒，躺在这儿晒太阳，你应该去干活啊。”渔民说：“我干吗要去干活挣钱啊？”富翁说：“挣了钱，你就可以什么都不干，躺在那儿晒太阳了。”渔民说：“我现在不就在这儿晒太阳吗？”
- 强扭的瓜不甜
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老大爷，家里有一块草坪，一群小孩经常在那儿踢球，把草坪弄得乱七八糟。老大爷怎么说，他们都不听，他就想了一个招。一天，他就跟那帮小孩说：“我很寂寞，你们天天来踢球给我看，我表示非常赞赏。这样吧，你们每次来踢球，我就给你们一块钱作为奖赏，但你们每天都来，好不好？”孩子们很高兴地答应了。
过了几天，老大爷说：“我现在穷了，只能给你们五毛钱了。”孩子们也很高兴，五毛就五毛。又过了一段时间，老大爷说：“这五毛钱我也给不起了，我要破产了。”孩子们说：“五毛钱都不给，我们才不踢给你看呢！”他们就走了，从此再也不来了。这就是老大爷用的招，达到了孩子们不再来踢球的目的。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哪怕一个人爱干一件事，只要他感受到这件事上面有一点点被强加的目的性，他就倾向于躲避这个任务。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
- 抓住本质，勿因果倒置
苏格兰北部有一个群岛，群岛上的原住民认为，人身上的虱子跟人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人生病就是因为身上的虱子太少。听着好无厘头，但这个经验真是他们观察得来的——当地人身上的虱子一少，就会发烧。所以，他们治发烧的方法，就是往病人头上放一大堆虱子，虱子回来了，健康也就回来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很简单，虱子是因为病人的体温升高才跑掉的，而不是因为虱子跑掉了才导致病人体温升高的，但原住民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只能在前后出现的两个现象中找因果关系。
比方说，美国有一家很大的保险公司，在新闻媒体上发表了一个科研结论，通过一大堆统计数据分析证明：住院时间越多，对健康的损害就越大，即住院时间长会导致健康损害。细一分析好像也有道理，医院的环境不好，周围全是病人，每天都会有“我是病人”的心理暗示，当然对健康不利。
可是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明白，这个结论简直就是狗屁！身体比较好的人，住院的时间自然就短；住院住得比较长的人，本身就是身体不好的人嘛。就这么一句废话，生生就能变成一个科学原理。
一个银行家某天喜滋滋地捧出一份报告，说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真理：负债越高的公司，经营业绩越好，所以我们要勇敢地借钱、勇敢地冒风险，敢负债的企业利润率就比较好。
这好像是一份颠扑不破、蕴含真理的报告，你把它的底裤往下一脱，会发现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只有经营得好的公司，才有人愿意借钱给你，你才有可能负债；经营得不好的公司，鬼才借给你钱呢，负债当然就少了。
- 警惕经验、权威、道德说辞、概率、平均、故事的陷阱
有骗子是这么干的：找一万个邮箱号，第一天给其中的5000人群发一封邮件，说明天哪只股票要涨，然后把这只股票要跌的消息发给另外5000人。第二天，如果这只股票跌了，那收到要涨的邮件的5000人就不信你了，可是另外5000人就信了。可以再发一封邮件，换一只股票，告诉其中2500人要涨，告诉另外一半人要跌。第三天，股市一开盘，就又淘汰掉一半人。就这样淘汰来淘汰去，过些天，其中就有一小部分人发现，哇！竟然全预测对了，简直就是股神啊，否则那么多只股票，怎么可能天天都对呢？这时，骗子的邮件又来了：现在往我账户里打钱吧，我来帮你炒股。你把钱一打给他，他就跑了。
英国有一个哲学家叫休谟，把这事已经干完了。他就说：“哪有什么因果关系？无非是外在世界一堆相关联的事物而已，是在人的脑子里把它拼成了因果关系，就是说故事嘛。”
国王死了。几年后，王后也死了。
这句话就没意思，仅仅是一个片断的历史记载而已。
国王死了。几年后，王后也伤心地死了。
这就有意思了吧？因为它是故事，它戏剧化了，其中构建了因果关系。于是，我们就能迅速地接受、理解并记忆下去。
其实清官有时候比贪官还可恨。贪官无非就是贪点钱，但他毕竟要找各种机会让钱生出来，他才能贪一点。但清官就不一样了，清官仗着自己不贪钱，就往往带着强大的道德正义感胡作非为。
- 失控
早年法国殖民政府在统治越南的时候，发现鼠害成灾，怎么办呢？杀老鼠啊，这个因果关系不能再明确了。于是，法国殖民政府发布悬赏令，号召百姓杀鼠，杀一只老鼠给多少钱。
结果呢？越南的老鼠进一步泛滥了，为什么？谁会笨到天天跑去大街上逮老鼠？老鼠繁殖得很快，干脆抓来一公一母在家里养着，然后养大了直接到政府那儿去领钱。
西方有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叫死海古卷。这一年，有一个小孩在死海附近的山洞中发现了一些羊皮卷，这些羊皮卷后来被证实是一些用希伯来文书写的早期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的经文。当地的考古队就想，看来散失在民间的这种古羊皮卷纸应该还有很多，就贴了一个告示悬赏。
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当地的农民果然把大量的死海古卷都给送来了，但是因为你是按张数来付钱的。如果你有一大张，那最理性的方法是什么？没错，把它撕成尽可能多的小张送去。所以，这个保护文物的举措，最后恰恰残害了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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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成本
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成本叫会计成本，经济学上的成本叫机会成本，之间的区别主要是两条。
第一条，经济学从来不承认有固定的、客观的、标准的成本。
比方说，我罗胖今天来到演播室录像，成本是多少？你可能会帮我算，打车去多少，摄像师一天工资多少，演播室的租金是多少，等等，加起来就是成本。错，这都不是成本，真正的成本对于我来说是什么？是我今天放弃了什么来到这儿录像，那个东西才是我的成本。假设今天有人给我50万元钱，让我主持一个活动，那今天对我来说成本就是50万元钱。
所以，没有客观的成本，只有根据具体人、情况来定的成本，这是经济学上成本的概念。
第二条，是经济学中的成本永远是往前看的，不往后看，所有过去的东西都叫沉没成本。
比如今天我罗胖饿了，到一个饭馆，花10元钱点了一碗面条。面条热腾腾端上来，我吃了一口，太难吃了。如果现在我放弃吃这碗面条，我的成本是什么？
你可能会说，不就是10元钱嘛。但是经济学会告诉你，不是那10元钱的事，因为那10元钱跟当下的决策毫无关系。我已经吃了一口，饭馆也不给退了，所以那10元钱已经跟我无关了。
现在咱们讲成本，就是我不吃这碗面条，成本是什么？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我吃了这碗不好吃的面条，生病了；第二种可能，我没吃完这碗面条，我浪费了东西，结果被雷劈死了。
这个时候，我面对的选择有两个：不想生病付出的成本就是要被雷劈，不想被雷劈的成本就是生病。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永远往前看，是未来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很多人在讲成本、收益的时候，往往就是利用老百姓不懂经济学这一点来糊弄大家。
举个例子，某国企的董事长说：“今年我们为国家创造了多少多少利润，证明我是有功劳的。”但是在一个经济学家看来，这叫屁话。你创造了多少利润，那一定是正的收益吗？不见得。未来多少种可能之间的替换，才能衡量出你的价值。
换句话说，你现在掌握着国有资产，你掌握着垄断资源，你挣了这么点钱。那换柳传志来干，看他能挣多少钱，如果他能挣100个亿，而你今年只挣了20个亿，那你就是欠国家80个亿，你的价值是负的。所以不管是成本还是收益，经济学都是另外一套思维。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第一，它是在多种可替代的可能性的对比中来思考事物；第二，它永远不看过去，而是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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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山是山、看水还是水
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寻找爱情，只是去爱；你不再渴望成功，只是去做；你不再追求成长，只是去活；一切才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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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条
在这里，我不妨讲讲我的两个生存信条。
第一个，我坚决不相信一切人告诉我的狭窄的因果论。越是在一个由互联网提供丰富可能的现代化社会里，所有这些话越可能是屁话。
我还记得电影《致青春》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朱小北同学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了。那天，我是陪爸妈一起去看的，我就听见我爸在那儿嘬牙花子：“哎呀，好可惜。被学校开除，这辈子就完了。”我爸小时候就常拿这种话吓唬我：“你再调皮，让学校记一大过，那档案会跟你一辈子。”
但是后来怎么样呢？电影里，朱小北后来开了个培训公司，成教育家了。这个社会天无绝人之路，每一个狭窄的因果关系的旁边，都有无穷无尽的其他选择。所以，不管你是用权威，拿人类的经验，还是拿什么道德立场作为要挟，跟我讲一个固定的因果关系，我都会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批判精神告诉你：我好像不太信，或者是你给我更多的理由，我才信。
第二个人生信条，与此正好相反：用自己能够认同的因果关系，来把握自己的决策。
如果我罗胖什么都不信，那我不就是一个杠头吗？无论别人干什么，我都告诉他，这背后的因果关系不可信，那我还怎么生存，还怎么跟别人交往？我会变成一个情商特别低的人，而且人生中每一个决策都不能做了。所以，我也不能这样生活，这样生活的人是追求真理的人，而我是要追求生存而且生存得舒服的人。
在做具体决策的时候，就要把真理忘掉。比方说有一次录像时，我得了咽炎，嗓子疼得说不出话，我就使劲吃药，中药、西药我都吃。我不信中医，是我不信它那套因果方法，并不是说所有的中药一定没用，我没有这个把握，所以我在病急的时候，就乱投医，管它是什么药，只要有可能帮我解决当下的难题，我就照单全收。万一哪种药吃了有用，咽炎立消，我就能录像了，我就有收益啊。
所以说，人在具体做决策的时候，不能死心眼。我们终生的任务，不是说一眼看破因果，从此遁入空门。我们要做的是，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理性程度、分辨能力，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建立以自我为主导的人生决策能力，然后在每一个选择的关头，用自己能够认同的因果关系，来把握自己的决策。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凡人。
既不信因果，每一步决策又依据因果，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正所谓，不带上金箍，怎么救你；带上金箍，就没办法陪你生生世世？
如果你还这么问，那我就送你两句话好了。第一句话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一个智者的目标不是追求幸福，而是尽其可能地避免不幸。
无论你信不信因果，有些不幸你都没法避免。那我们能做的就是避免不幸，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避免自己变成一个糊涂的人，尽可能清醒地思考和明智地行动，这就是每一个人命中注定能够做到的极限。
第二句话，是美国人爱默生讲的：一个人在集体中，就容易按别人的想法思考；在孤独的时候，就容易按自己的想法思考。而真正的牛人，就是在集体中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思考的人。
即使身处集体之中，我仍然不会被那些虚妄的、假设的、不靠谱的所谓因果关系绑架，我还能按照自己所认定的那种虽然是虚妄的、不靠谱的因果关系来思考，我也就算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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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曾国藩自己写道：“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己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就是说，我喜欢美名，别人也喜欢。如果我一味地图自己的美名，那不美之名就归于他人。我不吃肉，我清廉，别人吃完肉吧唧嘴的时候，就会很难堪。如果让他人承担了这样的名声就不好了，不能让他人难为情。
曾国藩这个人给我们呈现出了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
第二样东西：“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动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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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科学其实从来不自诩为真理，科学是目前为止人类接近真理最可靠的一条羊肠小路。科学反复讲的就是要怀疑、要否定那些可证伪的东西，这才是科学。科学是一点点进步的，但它的每一次进步都是扎实的、可信任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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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前途
中国为什么到处见不到人？是因为人口发生了大量的积聚。湖南的一个村落一般有几千人，可是我们会发现青壮年都不在村子里了，去哪儿了？在深圳蓝洼洼的屋顶下夜以继日地加班，挣加班费。北京的公园到了周末，也看不到太多年轻的面孔，他们在哪儿？在写字楼里加班，在课堂上学习，或者在Shopping Mall里带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他们在奔日子，在奔前程。
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底层的引车卖浆者流，还是高官巨贾，每一个人都不以自己的现状为满足，都在往前奔，这就是中国。虽然我们自己已经觉得见怪不怪了，但是四面张望一下，会发现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是以这种方式生活的。
有一个海外归来的经济学家就跟我讲，中国当然有前途，中国经济肯定要发展，这还用说嘛！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每个人都急切地要改变命运，不管自己现在的命运是什么样，也不管自己的理想是不是现实，都要去改变命运。这样的民族不发财，那才是见鬼了。
这个世界上，总有人选择开始简单的事情。虽然开始是“宽门”，但会发现，到后面竞争者挤满了道路，越来越难。
而另一些人，会选择开始很难的事情。虽然开始是“窄门”，看上去荆棘密布，但一旦披荆斩棘跨过去，海阔天空。
所有的人都在为自己的未来而生。走宽路的人，大多追逐的是名利，被环境引导。走窄路的人，大多追逐的是愿景，被内心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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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火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 但是总有一个人，总有那么一个人能看到这团火，然后走过来，陪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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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理vs小道理
大道理和小道理永远摆在我们人类的面前，大道理就是，为了社会的公共福祉、公共秩序，偷羊这种行为一定要举报、要揭发、要惩罚。小道理是，父子之间出于人伦天性，一定要互相包庇。
战国时，儒家的掌门人孟子有一个小徒弟，叫桃应。桃应有一天问了老师一个刁钻古怪的问题：中国古代著名的圣君大舜，他的父亲叫瞽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一个坏父亲，真是头顶长疮、脚下流脓的一个坏蛋。假设瞽叟犯了罪，被抓起来关在国家的大牢里。请问，贵为天子的大舜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刁钻就刁钻在，小道理和大道理在同一个场景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贵为天子的大舜如果要主持天下的正义，就应该秉公执法，把自己的父亲判刑或杀掉；而身为瞽叟的儿子，他又不得不照顾父子的亲情，那该怎么办呢？
孟子回答得非常好，孟子说，大舜应该弃天下如敝屣。就是把自己的天子之位像破鞋子一样扔掉，然后跑到大牢里，把瞽叟背起来就跑，一直跑到国家政权管不到的地方。然后像欧洲童话里讲的，像王子和公主一样，快乐地度过下半生。
可见，在孟子的观念里，仍然是小道理大过大道理，父子亲情要比天下正义大。可是这套解决方案在皇权时代我们没有见过，什么样的皇帝可以轻易地抛弃天下，专门去照顾父子亲情？所以，矛盾就出现了。
再举个例子，春秋时期的楚昭王，有一次打仗失败后出逃，逃到了陨国。陨国上上下下都跟这楚昭王有仇，因为陨国此时当权的是兄弟俩，一个叫斗辛，一个叫斗怀，他们的父亲就是被楚昭王的父亲给杀掉的。一看楚昭王来了，这兄弟俩的意见就发生了分歧。
老大斗辛就说，他是王，他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仍然把他要当王对待。弟弟斗怀说，我们的父亲就是被他父亲给弄死的，我也要把他弄死。老大一看，实在说服不了自己的弟弟，就护送楚昭王逃走了。
后来楚昭王回到了楚国国都，继续当他的国君，下了一份红头文件，把这兄弟俩都给表扬了。一个要宰他，一个要保他，他居然都表扬，是什么道理呢？楚昭王说，一个是侍君以礼，一个是侍父以礼，这两个道理我都认。
所以在那个时代，大道理和小道理是可以调和的。但是问题是，在皇权时代，还能够调和吗？
在皇权独大的时代，皇帝当然希望大道理要压过小道理，自己的政令能够通达，全天下一盘棋，都听我的。可是小道理在西周和春秋以来，一直是中国人伦社会当中一个坚定的存在，这二者之间难免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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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游戏
第一，人类历史一直有一个大主题—怎么把小共同体变成大共同体。刚开始，一些发达文明的解决方案都是一样的，就是封建制或者身份社会，是一个三明治的分层结构。无论是中国的西周和春秋时代，还是欧洲的中世纪，搞的都是这一套。
第二，中国人非常聪明，早在战国时就发明了一套全新的东西，就是皇权。皇权独大，就把这根多节棍变成了一根大铁棍，就可以从上到下捅到底。
这个解决方案好不好？好。它后来形成了一个超级稳定的结构，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2000年的时间。但是它也付出了一个惨重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除了皇帝本人，所有人都生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当中，没有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没有人能真正获得安定和有尊严的生活。
结果就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丧失了活力和创造性。如果没有1840年鸦片战争那一声炮响，没准儿我们中国人还觉得，我们搞出了这么一个超大型的稳定系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第三，超越西方人搞出的第三套方案，中国人的皇权解决方案，是从上到下解体身份社会。而西方的身份社会解体，是自下而上，它假定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通过一套确定性的规则体系、契约体系来进行协作和交往。这就是《古代法》的作者梅因教授讲的，什么叫现代化？就是从身份到契约。
第四，中国人走到了今天，再也不会质疑现代化这个词了。我们经过2000年的实验，转了这么大一个弯子，发现从上到下解体身份社会也许不是一个最佳方案；从下往上去建设一个由契约、法治来构建的现代化国家，才是中国人必须要走的道路。
什么叫契约社会？本质上就是法治社会。所谓现代化，除了民主，更要靠法治保障人和人之间自由平等，按照规则构建出大共同体，才是现代化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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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论
第一，在论据上完全造假；
第二，在论据的采用上，完全采用旁证；
第三，在论证方法上，完全不可证伪；
第四，跑到“爱国主义”的大旗之下，把头一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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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高潮总是伴随着滩涂
人生的旅程总会有高潮，随着升涨的潮水，我们可以通向成功。但被忽略的是，旅途中浅滩与苦恼总是形影不离。
坚持做正确但是难的事，虽然艰辛、孤独、困苦、不被理解，但终有一天会笑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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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文明
数据文明纵有千般不好，今天也请容我为它讲出三点好处。
第一个好处，让人和人之间可以对话，而且可以得出阶段性的结论。比如说端午节，我们在微博上为甜粽子、咸粽子吵来吵去，这种事情，吵上千秋万代也不会有结论的。
如果站在数据文明里，那就清楚了。我们为什么吵？是在比较这两种粽子哪种更健康吗？那我们先确立一下标准，是不是摄入的卡路里越多就越不健康？那就测量出来，然后一较高下，结论就出来了。
第二个好处，数据文明可以让人和人，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远程、大规模协作变得可能。我此前多次讲过，陌生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是现代财富创生的根本基石。
西餐就容易通过数字标准化，然后形成跨空间的协作。比如麦当劳，一个城市有一个中心厨房，它生产一部分，然后通过数据来指导各家分店下一个阶段的生产，油温是多少度，一根薯条炸几分钟，用数据就可以控制它的口味。
要是换成中餐就完蛋了，因为它所有的烹饪系统就是一个黑箱，只有经验丰富的大师傅可以掌握，油温是多少度，火候是多大，酱油少许到底是多少，等等。它的一切都不数据化，导致一个大师傅的手艺和他做菜的口味没有办法横向协作。师父对徒弟也无法百分百传下去，横向之间的协作就更别想了。
第三个好处，数据是一种可以累进的文明。现代医学，也就是我们统称的西医，有一个好处，就是后人的成就一定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的，后人的发现一定是站在前人的阶梯之上的。西医一点点拓宽着人类对自己身体的认知边界，虽然艰难，但毕竟在推进。
为什么说数据文明奠定了现代化的基础？就是因为上面这三个特征。有了数据，人和人可以对话，人和人可以协作，知识和知识可以产生累进的作用。而现代化不就是这样爆发开的吗？
最后，让我们引用涂子沛先生的一句话：“大数据是土壤，开放的数据即为土地上的河流，河流流过之处，就会孕育起发达的数据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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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的不行贿
王石说：“我给你算笔账，你就信了。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人，只要是人，他的需求就是多元化的。他既有收一笔黑钱，改善一下生活的需求；也有做一番政绩，帮助一家好公司做出一番漂亮事业的需求。甚至我们还可以分析，官员还有其他需求。比方说，同样一大片地，如果他给了万科一小块，因为万科名声在外，不行贿，其他的地给别的公司，收一点儿钱。那请问，万科是不是他的保护伞呢？这没准儿也是他的一个需求。三个需求搁在这儿，我不行贿，可以满足其中两个需求，行贿的公司只能满足其中一个。我不行贿，省了一票钱，还免除了今后的法律风险，这笔账你算不算得过来？我是该行贿，还是不行贿呢？所以不行贿，它不是一个道德决策的后果，而是我理性计算的后果。”
王石的这两笔账算得很有意思，我到底想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这是我在很久之前看到过的一个说法，就是现代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一个角度很有意思，说现代化就是整个国家社会发育出了不同的价值体系，而且这些价值体系之间是隔绝的。
什么叫价值体系？咱们不说这个高大上的词，就是人得牛×，怎么牛×？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可以让你很牛。比如说你做商人，你可以奔着有钱这个价值去；你想有权，官瘾大，可以当政治家，去拉选票；你就喜欢主持正义，那就去当律师、当法官，这也行；若你对这些都没兴趣，就爱学问，没问题，那可以去大学当教授。
但是请注意，这几个价值之间是隔绝的，互相之间是不能串的。如果你想搞学问、当教授，那社会会给你一份体面的收入，但是想发大财，那不大可能；如果你当法官，那你可能拥有在法庭上的权力，但是对不起，政治权力跟你是隔绝的。
什么叫现代化不完善的国家？就是这几个价值系统都发育出来，但是相互之间是通的。
比如说你有钱，你就可以买官做；比如说你官大，你就可以跑到学校当教授，逼着学校给自己发一个博士文凭；你是个教授，就可以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去影响法庭的判决结果。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就是现代化发育得还不完善的社会。
作为一个商人，你就应该在挣钱这条路上走到黑。如果偏离了这条路，最后这种政商关系对你生意的反击，甚至是败坏，是你刚开始时完全想不到的。也许刚开始有一些甜头可以吃，但是等待着你的将是一个黑洞洞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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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时代下的立身处世
在这个有着巨大不确定性的时代，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怎样立身处世呢？
我经常讲两套话。第一套话就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经常说：“你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你要问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现在我要把这套话反过来说，我们不要问我们能为集体做些什么，我们都要问问自己，当集体、组织、连接起来的人作为一种资源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能通过它成就什么。因为结盟策略已经失效，只有个人的成长和价值确认才是你人生真正的靠山。
第二套话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社群，不是那些失败者抱团取暖的地方，而是让牛×的人变得更加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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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恶也
为什么效率型变法一定会出问题？因为效率型变法讲究的就是单目标效率系统，一定是要靠权力把效率给推进下去。可是效率型改革有一个天然的前提，就是要先造蓝图再施工，蓝图不对，房子肯定会盖走样。
所以，这个蓝图一旦画出来，它就一定得正确。害死人的就是这“正确”二字，因为“正确”这个家伙一旦登台，它只有两句台词，第一句，我正确；第二句，所有反对我的都不正确。所以“正确”一生的使命就是要把那些跟它不一样的东西强行赶下去。这就是效率型改革往往会贻害无穷的原因。
邓小平先生有著名的“三论”，叫猫论、摸论、不争论。“猫论”就是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的就是好猫；“摸论”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不要争什么意识形态、是是非非。
就是先不争是非，让它去试，试好了我再事后追认，让整个改革往前走一步，这才是活力型改革最好的一个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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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
说起中美关系，有一个特别棒的比方，就是把这两个国家比喻成同床异梦的夫妻。离不了婚，因为共同利益太多，一起供的房子、一起养的孩子，离了怎么分割呢？可是又没法在一块儿好好过，价值观不同，利益也不一样，有各种矛盾、各种争吵，虽然偶尔也过过夫妻生活，但总体关系是不好的，整天疑心对方有小三、存私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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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
有钱就一定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吗？我们至少还缺两点。
第一点，切换我们的竞争优势。如果我们还是靠能吃苦、不消费，把自己的生命压缩在一个小小的缝隙中，以干活儿挣钱为自己生命的第一目的，靠这样的优势构建起我们的竞争力，对不起，我们再有钱，都不可能被其他民族接受。
第二点，如果我们还是抱守着自己中华民族的坚硬内壳，不能向全世界绽开我们的笑脸，表达我们的善意，表达我们想要融入的主观愿望，我们仍然会被排斥在全球化之外。虽然再也不会有一个国家通过什么狗屁的《排华法案》，但是除中华民族外，每一个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人，心中都会有一部《排华法案》。所以要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尤其是我们中国梦中的全球梦，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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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意大利人说：“我们对外族是有偏见，可是对每个族群的偏见是不一样的。对穆斯林，我们的偏见像水晶一样清晰；对阿尔巴尼亚人，我们认为他们在用暴力犯罪；对吉普赛人，我们认为他们是习惯偷窃者。可是对中国人呢？主要是神秘。中国人好像天天只生活在自己的车间和餐馆后厨的阴影里面，从来看不出他们是高兴、喜悦还是沮丧，他们从来也不单个儿出现，一出现就是一群。他们除了干活儿挣钱、挣钱干活儿之外，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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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丝曼法案：人是善变之物
190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一个案子，这个案子的标额可大了去了，不是50亿美金，而是50美金。这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特点，它不去判什么大案要案，如果某个案子牵扯到对美国宪法的解释的时候，它才会出手。
说起这个案子，就得回到1897年。这一年纽约州通过了一个保护劳工的法案，叫作《威丝曼法案》，从此纽约州的工人每天的最高工作时长是10个小时，一周最多只能工作60个小时。
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资本家还是很黑心啊，工人每天给你卖命8个小时还不够吗？但是历史是一点一点进步的，这在当时已经是保护劳工权益最先进的法案了，即使工人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有些资本家、企业主心里还是不爽，于是就有了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的涉案企业是个多大的企业呢？不过就是芝麻粒大的一家面包房。面包房的主人叫洛克纳，面包房是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下来的，一共二十几平方米，雇了3个伙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面包房嘛，都是起早贪黑的，早饭也卖，晚饭也卖，开门前要做各种准备，关了门还要洗洗涮涮。只有4个人工作，所以有时候上下班时间就不是那么严格。
《威丝曼法案》颁布之后，这家面包房就总是犯法，先是被罚了20美金；过了没多久又被逮着了，这次要罚50美金。这下老板洛克纳就不干了，就学中国的秋菊开始打官司，要讨个说法。一审败诉之后，他又不断地上诉。一直折腾到1905年，联邦最高法院公布了终审判决。你猜结果是什么？洛克纳赢了，联邦政府把70美金的罚金退给了他。
更重要的是，因为美国是实行判例法制度的，有了这么一个判例，就意味着以后谁再想给工人的劳动时间设置上限就没那么容易了。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好不容易争取到手的这点权利，又被资本家邪恶地收回去了。
这个案子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从表决结果就可以看出来。联邦最高法院有9个法官，表决的结果是5:4。出现这种表决结果，往往说明这件事的是非对错，在社会的精英阶层里也处于一种尖锐的对立和明显的分裂之中，这个结果的达成是基于一种脆弱的平衡。
对底层老百姓讲也是一样。给大家讲个有趣的故事，开篇我们提到的那个法案的名字叫《威丝曼法案》，给洛克纳打官司的律师也叫威丝曼，这两个威丝曼是什么关系？我告诉你，是同一个人。
这个人前半辈子是面包师傅工会的秘书，同时也是一名律师，他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向资本家要权益，一手推动了《威丝曼法案》的创立。可是后来他创业了，变成了企业主，“屁股决定脑袋”，他一坐到资本家的位子上想法就全变了。他这时觉得，资本家和工人达成的协议是我们之间的事，关国家什么事？立这个法案不就是捣乱嘛。所以他就去帮洛克纳打赢了这场官司，借此机会推翻了自己原来推动成立的那个法案。可见在民间，这个法案也是尖锐对立的。
洛克纳的案子只打了几年，但是美国的历史学者居然用洛克纳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时代，叫“洛克纳时代”，就是从1905年一直到罗斯福执政期间这一段时间。在洛克纳时代，契约、劳动、资本家、自由市场经济都是自由的，国家是不能管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8小时工作制已经是全世界人民普遍接受的一个标准了，洛克纳主义和洛克纳时代是一个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错误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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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思维和富人思维
你判断一个人是用穷人思维想问题还是用富人思维想问题，别听他怎么说，也别听他说自己喜欢什么—其实穷人和富人喜欢的东西差不多，都是金钱、美女、别墅、舒服的日子、和谐的环境—而是要听他说他恨什么和他怕什么。比如说一个人的手机丢了，穷人思维的人会恨这个社会，会恨小偷，会恨政府—你们警察都是吃白饭的吗？应该替我们把小偷管得好好的，我的手机才不会丢。
富人思维的人也恨，但他只恨自己—刚买的手机就丢了，我怎么就那么没本事，我应该努力挣钱再买一部手机。然后，他就会想办法挣钱了。这就是区别。
穷人思维的人怕什么？怕失去既有的。富人思维的人怕什么？怕自己被既有的东西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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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派的博弈
作者说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家，保守主义者扮演的是严父的角色，而左派民主党人扮演的是慈母的角色。严父最恨什么？恨败家子，恨不成器的儿子—你应该努力，你应该有出息，然后自我奋斗，自己变成富人。而慈母最恨什么？恨谁欺负我的宝贝儿子。这就是强者哲学和弱者哲学的区别。
我们再看严父怕什么？他怕这个家里没规矩，老大有本事奋斗，老大就应该是富人；小儿子没本事，只要饿不死，活该受穷。这叫规矩，不能破。而慈母就不这么想，慈母最怕的是整个家庭不和谐、不均匀，老大你挣了那么多钱，你弟弟混得不好，你给他十万八万也不要紧嘛；你弟弟马上结婚了，掏50万给他。这就是慈母的想法。美国政坛上所有的话题，不管是堕胎、枪支管理、征税，还是穷人福利，这些分歧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个框架里面理解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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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虽易，婚姻不易
“恋爱虽易”，我们相信爱情，相信通过个人奋斗就可以拿到那个好东西。“婚姻不易”，永远别说什么大话，对人性不要寄予太高的期待，婚姻当中总是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都得去解决。怎么解决？“且行且珍惜”。不要相信什么一揽子解决方案，公主和王子结婚之后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没那回事儿，大家都是一边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往前走，一点一点去把问题解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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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通病
“恋爱虽易”，我们相信爱情，相信通过个人奋斗就可以拿到那个好东西。“婚姻不易”，永远别说什么大话，对人性不要寄予太高的期待，婚姻当中总是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都得去解决。怎么解决？“且行且珍惜”。不要相信什么一揽子解决方案，公主和王子结婚之后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没那回事儿，大家都是一边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往前走，一点一点去把问题解决掉。
如今的大学“一心只顾培养符合企业价值的人才，而不是具有学问价值的人才”。
一些正在准备就业的年轻人对此非常不满：“看重工作经历的话，应该招聘有工作经验的人，为什么要招聘新人呢？”韩国的90后当中曾流行过“工作经验的莫比乌斯环”的说法，即“自嘲因为没有工作经验所以不能就业，而无法就业就不可能获得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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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
- 个性
他们成长于相对优越的经济环境中，对政治不感兴趣，重视个体的个性
个性不会使人优秀，相反，优秀的人都很有个性；自尊不会带来成就，相反，成就会带来更多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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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通过软化冲突、淡化权威、强化边界等一系列步骤止息代际“战争”的管理方法。
爽约和迟到反映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在他们的价值观体系中，“我”被摆在了最显要的位置，优先于与任何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很多不重要但有关自己的事情都可以被优先处理。二是他们还未意识到自己即将成为一名组织人，而应该学会遵守组织内人际交往的一般准则，比如及时沟通与履行承诺。
帮助90后完成“转化”：从孩子转化为成人；从学生转化为员工；把教育的“半成品”转化为合格的组织人
90后大量的短期跳槽行为，正是组织未能满足他们基本“预期公平”的直接体现。而在90后身上之所以表现得更为极端，是因为他们的“预期”比任何一代人都高。因此，他们更难被满足，也更容易感受到“不公平”
没有饱和的市场，只有饱和的产品。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没有定位的意识， 找不到自己的市场
- 与新生代相处
在与90后的相处中，“和”变得至关重要，但是究竟有多少管理者在心里意识到了这一点？很多人的认识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就像那些被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词汇一样，“和谐”被重复的次数越多，我们就越容易忽略它的含义。如果你理解了“谐”代表着“相同”，那么就不难理解“和”代表的是一种“不同”，正如孔老先生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与“谐”虽然都是通往统一的路径，但是显然，90后更愿意接受“和”，他们希望管理者能够以更开阔的胸襟面对更趋多样性的世界，接纳他们的不同，以包容实现统一。
与“和谐”类似，需要我们更全面地理解的词汇还包括“管理”。管理者善用的是“管”，而通常忽视了“理”。“管”即“管束”，它的能量是向内的、收敛的，“管”的核心是“控制”；而“理”有所不同，它原指玉石的纹理，后由“将玉打磨成器的方法”引申为“按事物本身的规律或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加工”。“理”的能量向外发散，它的核心是“疏导”。如果我们把当下的年轻人视为璞玉，那么帮助他们成器的最好办法就是“疏理”。
以“信”为基，以“和”为础，以“理”来构建上层建筑。
员工能够在一开始就迅速建立起对管理者的信任，相信管理者有意愿、有能力帮助他们实现个人理想。反过来说，也只有这一步率先实现，管理者才能够让90后员工自觉自愿地接受管理，并最终实现团队和组织的目标。
因此，在管理者与90后员工接触的初期，建立“信任”要比树立“权威”更加重要。因为在新的关系模式中，“威严”不再是“权力”的产物，而是基于“信任”互动的结果。“威严”也不再是强迫被管理者接受管理的工具，而是被管理者出于尊重而赋予管理者的一种权力。
将90后从他们自己封闭的圈子里拉出来，通过关系的建立让他们一步步融入组织当中，如果这一步工作我们不做，他们可能永远都会“宅”在自己的舒适空间里。
- 教练员的对人不对事
当你以“对人不对事”的视角，从员工的心态入手，以信念的改变为目标时，你所扮演的就是“教练”的角色。
在教练理论体系中，一个合格的教练需要同时具备四种技能，分别是聆听、发问、区分和回应。我在这里引用梁立邦先生所著的《企业教练：领导力革命》中的定义：
聆听：聆听被教练者说话背后的出发点、事实与真相、感受、情绪。聆听者的态度是忘我的，抛开自己的态度和看法。
发问：通过发问发掘被教练者的心态，收集资料，让对方找到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发问的态度是中立的，有方向的也有建设性的。
区分：厘清事实与演绎，避免含混，让被教练者了解自己的心态、固有信念和处世模式。
回应：回应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让被教练者清楚自己的实力和弱点。回应是方向直接的、明确的、负责任的和即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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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体系
价值观是我们评价外部世界时用到的一种稳定的、持久的信念，涉及对人、事、物三个层面的评价，而所有这些信念和标准的总和就是价值观体系。
在60后、70后和80后共同组成的互象征文化阵营中，虽然80后已经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我特征，但是，他们依然无法摆脱社会传统价值观的约束。80后自我表现的目的，依然是希望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他们渴望获得别人眼中普遍认可的成功。对他们来说，这种成功无法依靠自己的父母，那些一生辛劳的50后们并未积累起多少财富，而不断加剧的消费文化正在把更多的奢侈品变成必需品，空前的生活压力迫使他们将物质作为追求的首要目标，但是他们的内心，一旦条件允许，他们还是愿意尽力去迎合社会的普遍价值。
而90后一出生就充满自信，他们的自信来自他们那些“先富起来”的60后父母们。城市出生的90后，基本不用为车、房发愁；即使是在农村出生的90后，大多数也未挨过饥饿之苦。因此，他们的成功标准很自然地跳离了传统目标，在他们看来，那一切太过“世俗”。虽然绝大多数90后并不了解他们作为前象征文化代表的历史使命，但是这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自信促使他们相信：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自己喜欢做的！90后活在自我认可的价值观体系中，他们并不在乎社会和长辈如何看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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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度
一个人的成熟度是建立在丰富的实践经验积累之上的，而对于被过度照顾的90后，虽然他们在物质和信息上拥有的比之前任何一代人都多，但是人生经历却如同白纸，平淡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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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与自卑
自信者脚踏实地，他能够切实地完成自己的目标；而自大者好高骛远，追寻着力所不及的事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大者往往喜欢追求完美，总觉得事事都应满足他们的要求，一旦无法满足，他们又容易垂头丧气，从自大变为自卑，退回原地。
自卑的人发现不了自己的长处，他们总是在为难自己。自信的人了解自己的短处，但是他们善于表扬自己。因为表扬是一种肯定，只有肯定了自我的价值，才能进一步扬长避短，改正自己的错误；而为难自己的人否定了自我，也不可能发现自己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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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与赞美
幽默感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幽默，能表明你是快乐的源泉；能表明你懂得生活情趣；能展示出你的价值观；能突出你的个性；能展现你的自信（比如自我解嘲的幽默）；能化解尴尬和反转测试；能让你脱颖而出、成为众人的焦点。
赞美是真诚而发自内心的夸奖，只有当你能够看到别人的优点，那你才能进步得更快，如果你看到的永远都是别人的缺点，永远觉得你才是最好的，那就会故步自封，因为你认为你的水杯已经满了，又怎么可能再装进水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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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层次
人类的思维模式有三个层次：点状思维、线性思维和树状思维，它们分别对应着点、线、面。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三种思维模式的差别，请你跟着我一起想象以下的场景：你现在被困在一条严重拥堵的高速公路上，你迫切地想知道车行缓慢的原因。
你的第一个角色是一名司机。你坐在方向盘后，能够看到的只有前车的“屁股”。随着车流时动时停，你似乎有了结论，是由于前车司机水平太烂，总是被左右两边的车强行插队，才造成了你的车行驶缓慢。
你的第二个角色是站在路边的一名路政管理员。从你的位置，你可以看到一条闪烁着红色尾灯的汽车长龙从收费站一直延伸到你目所能及的最远处。你发现在距离收费口大约50米的地方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所以你得出结论，是事故导致了车辆拥堵。
你的第三个角色是一名交警，你正乘坐警用直升机盘旋在拥堵区域上空。你俯视地面，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车把整条高速路变成了一个大停车场。你发现所有道路内侧的车辆都在努力向外并线，这应该是最内侧的自动收费通道发生故障关闭的结果。无序的并线造成了三起追尾、剐蹭事故，分散于不同的人工收费口附近。所以你的结论是：ETC故障导致收费站通行能力下降，大量的抢道、并线造成了车辆拥堵，并发事故又进一步加剧了拥堵程度。
作为司机，你从背后看到的是“点”，结论来自“点状思维”；作为路政管理员，你从侧面看到的是“线”，结论来自“线性思维”；作为交警，你从空中看到的是“面”，并通过“树状思维”得出判断。
通过刚才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三种思维方式在层次上的差别：点状思维缺乏逻辑，结论难免片面；线性思维有一定的逻辑，但结论依然不够全面；只有树状思维可以完整考虑到全部影响因素，并找到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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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杀手
网络时代信息爆炸，造成了信息的过载，也造成了分享的过度。“时间杀手”无处不在，威力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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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两种人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天下有两种人。比如一串葡萄，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却相反，原因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显然，管理者都希望自己的员工是后者，而90后恰恰更像前者，他们总是会先挑最好的葡萄吃。不同的是，对于坏葡萄，他们不会留到最后，而是直接扔掉。
这是因为90后普遍缺乏“延迟满足”的能力。他们很难为了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即时的满足；同样，为了当下的满足，他们经常会放弃更长远的目标。“延迟满足”能力在一个人的幼年时期就已形成，并对其一生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这种能力发展不足，他们在儿童时期会表现出以下特点：边做作业边看电视、上课时东张西望做小动作、放学后贪玩不回家，性格急躁、缺乏耐心；进入青春期后，在社交中容易羞怯固执，遇到挫折容易心烦意乱，遇到压力不知所措或退缩不前；成年后，对工作和生活缺乏计划、随性而为又轻言放弃、缺乏自省能力且难以被激励。
除了“即时满足”以外，阻碍这种能力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选择”。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机会不再显得那么宝贵，因为他们面前总是有太多的选择。就好比桌上除了葡萄以外，还有苹果、西瓜、芒果、香蕉、桃子等多到数不清的各种水果，他们吃葡萄的时候思考的已经不再是葡萄本身，而是在想着下一个要吃什么。选择太多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人们很难对某个选择保持长久的忠诚，更不会愿意去忍受吃“坏葡萄”的痛苦。
因此，“过度选择”也是“过度自我”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之所以从这两代人开始表现出过度的自我意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为他们提供了太多的选择。在他们看来，“这个不行还有别的”，他们不会为了获得一个机会而去努力地讨好别人、压抑自己。你也很难要求他们像前辈们一样，为了一个单一的选择而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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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精神
用麻将精神工作！
仔细想一想，其实打麻将包含了所有企业成功的精髓。任何工作都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要的是集体配合。比如，你坐在我对面，你洗牌时，牌掉在我脚下，谁捡，当然是我捡！因为早捡起来，早开局；早开局，我好早点赢钱。所以打麻将，不管谁掉了牌，都会有人尽快捡起来……
打麻将的人从来不迟到，说好晚8点，可是刚到7点，三个人就先到了。剩那个人在路上，这三个人电话一顿催，快点来，三缺一！那个人敢说：急什么，不是8点吗？结果，平时舍不得打车，马上打个车跑来了，一看才7点半。第一句话肯定是：“不好意思，迟到了。”
另外，说好12点收局，没到12点前，一定有人举手要求“加班”，“实在不好意思，今晚输多了，再打一圈吧。”打一圈就打一圈，你赢了别人输了，不打不好意思。所以打麻将通宵达旦是常事。而且，第二天很少有人抱怨自己又“加了一个夜班”……
另外，打麻将的人从来不抱怨工作环境……冬天捂着被子打，夏天光着膀子打，没桌子把纸箱子放倒，放上板子就是麻将桌。
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打麻将用手就能摸出来是什么牌，七万与九万，六条和九条，多小的差别啊，居然能摸出来！为什么？因为打麻将的人用心了，用心的人东西就能学进去……
最后，打麻将的人永远不抱怨别人，只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们输了钱只会说：“我点儿好背。”上洗手间拼命洗手，回来后，在点儿好的人身上摸一把，再用别人的打火机点上一支烟，狠狠抽一口，但永远不会抱怨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