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刻石

西汉刻石较东汉时期少。比较同时期的简牍帛书墨迹，西汉刻石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由于刻石往往出于典重的目的，因此，篆书使用较多些，字形也比一般简牍帛书的字形大得多；另一方面，由子刀凿与历久风化原因，在线条形状和质感上呈现出不同于墨迹的斑驳生拙的风貌，这就是后代书法家以笔师刀，学习这些刻石时所热衷取法的“金右气”。

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年代最早的西汉刻石是刻于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的《群臣上酵刻石》(图2.6)。这件刻石上承秦篆余绪，字形于大度中寓欹侧变化，有沉雄拙扑之气象。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以笔势审之，似与秦篆差异，‘丙寅’二字，转笔方折，全是隶意。”即是指这件刻石的篆书书写中融人一些隶书的偏旁和结构特征，字形整体偏方，行笔中转折处多以方折代圆转，这是大多数汉代篆书区别于秦小篆的一个显著的总体特征。而新莽时期的《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墓题记》(图2.7)，与《张伯升枢铭》相似，同属于汉代的典型篆书“缪篆”。字形总体为方扁形，偏旁结构很明确地分为方、圆两类，方形结构以直线衔接建构而成，圆形结构以曲线纠结盘绕形成，两者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整体字形与偏旁结构均不作完全的对称，而是挪位错动，形成生拙的视觉效果，不落巧趣。

在汉代不断发展成熟的隶书也在刻石中得到使用，但与简牍帛书墨迹相比，隶书特有的波磔笔画在凿刻过程中并不被强调，从而使西汉刻石中的隶书表现出更多的篆书结构与笔意特征，总体上也更具有朴茂生拙、雄强大度的气象。1992年在徐州龟山西汉楚襄王刘注墓出土的《文告刻石》(约前115年，图2.8)，是以当时通行的隶书手写体刻石的，但由于凿刻时的自然剥落与年久风化的共同作用，形成线质的生辣与斑驳兼具，带给我们与简牍墨迹完全不同的视觉感受。1970年在山东曲阜九龙山西汉鲁王崖墓中出土的《九龙山王陵塞石刻字)(图2.9)，刻于西汉后元元年(前88年)至甘露三年(前51年)之间，刀凿果断自然，线条直朗，毛涩不滑，结构以方折为基调，略参圆转，向左下、右下方伸长的刻线则在整体拙扑大方的格调中形成了纵肆豪放的气象。刻于西汉五凤二年(前56年)的《鲁孝王五凤二年刻石》(图2.10)的字体风格也是与当时的隶书手写体是完全一致的，但由于石刻年久风化，点画漫滤，浑厚天成，线质感完全不同于简牍帛书墨迹的圆润光滑。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评此刻石云：“无一字不浑成高古，以视东汉诸碑，有如登泰岱而观傲咪诸峰，直足俯视睥睨也。字在篆隶之间。”同样，《莱子侯刻石》(图2.11)也与同时期简牍隶书相类似，略带篆意。前数行以横向、竖向为主调，体势还比较平正，后数行则逐渐强化了斜向线，显得跌宕生动。由于是刻石的缘故，线条更显劲挺生拙，结构更直朗开张，因此在格局更显大气。此刻石在清乾隆年间被发现后，被金石书家推崇备至，晚清杨守敬《评碑记》以为：“是刻苍劲简直。汉隶之存者为最古，亦为最高。”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以篆为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清代金石书家一直以为这些西汉刻石是以篆笔作隶书，较东汉的名碑更显古朴大气，其实除了西汉隶书往往还残存有一些较明显的篆书结构外，也与刀凿不刻意表现波碟笔意以及年久风化而形成的斑驳浑厚所造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