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官员，无论致仕或辞官，都会选择回归故里，不说衣锦还乡，最起码也有落叶归根的故土情结。但李贽不同，他和妻子径自去了远离家乡的湖北黄安。因为那儿有他的挚友耿定理以及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性灵学派代表人物“公安三袁”。
三年前，他曾与好友耿定理约定“待我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禄俸归来为居食计”。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之做官，并非传统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学宗旨，他只是为“稻粮谋”，于仕途并无更大的志向。
简单而言，李贽是早已作好三年准备，待期满后，便拿着官家的俸禄养家活口，弃官归隐，也就是混得一份不错的退休工资后，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何况黄安有那么许多好友？
为此，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
好真实洒脱的个性！
我一度以为李贽是在逃避家族责任，但后来想想，至亲都已离世，他早已无碍无挂，还有什么理由再去管顾所谓的家乡情结和宗族约束呢?
他内心十分清楚，以他知府的衔头和名望，如果一回去，势必终日陷于迎来送往的纠缠中而难以自拔。他对古往今来的读书、做官、买田三部曲早就不以为然，亟待摆脱因血缘或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而产生的集体观念。
他早已看透了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族之间的感情虚伪和欺世盗名的所谓伦理纲常，他要学一把阮籍的狂悖和放浪，他想，即便死，也不用族人知晓，以免上演千古不变的哭笑闹剧。
他在重新考虑生命的终极意义，他想重建自己的人生观，为此，自然不能再墨守成规。于是，他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出走他乡，首先从地理位置上与故土决绝，接着从心里层面上与传统的宗族观念决裂。
他做的第二步，是剃发蓄须，活脱脱成了亦僧亦俗、不僧不俗的另类模样。
当然，他人生中真正算得上第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是把圣人孔子请下了神坛。
他告知世人“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认为人生而平等，提出通过努力，“人人皆圣人”的观点，坚决反对将孔孟的价值是非观作为唯一的标准。
也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心性千差万别，怎么可能强求同一？
他提出“人必有私”，孔子也不例外，强烈反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那套束缚人性的虚伪礼教。他的话直白却又实在：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七情六欲，自是人间天理。
质疑其他人也就算了，这孔圣人岂是能对其说三道四的！那可是“天不生仲尼，千古将如永夜”的至圣先师、儒家老祖，可见这李贽的胆儿够大够肥！
但，李贽其实是一位真正尊崇孔孟的儒生，所以他想让孔子回归人之本身，拒绝将孔子神化，更是反对统治阶级利用孔子来牵制人性，禁锢人们的思想。
他倡导绝假存真的“童心说”，强调文章不能弄虚作假，而要表达个人真实的内心，如同一位永葆童心的孩子，对皇帝新衣所说的话，这对当时僵化的儒学有着很大的冲击。
李贽反对传统势力和假道学的第二个壮举是，公开挑战男尊女卑的固有意识，全力为女性代言。他认为头发有长短，但见识并无长短之分。他公然招收女弟子，无拘无束地与她们唱和交往。
其实，李贽晚年多病寡欲，袁氏老三袁小修就曾为他正名，说李贽之所以不惜在言语间纵情声色，都是为了揭露和反对道学的虚伪。
他的讲学另类而实际，完全超出了传统的“四书”、“五经”的范围，且往往新意频出，大受欢迎。
据说，有一次，李贽出了一个谜语：“皇帝老子去偷牛，满朝文武做小偷；公公拉着媳妇手，孩子打破老子头。”孩子们猜来猜去，都猜不出来。李贽笑着说：“你们不是猜不着，是还没有长这个胆量。要干大事，就得敢破旧规矩，敢想，敢说，还要敢干。”
接着，他解释说：“第一句‘皇帝老子去偷牛’是君不君；第二句‘满朝文武做小偷’是臣不臣；第三句‘公公拉着媳妇手’是父不父；第四句‘孩子打破老子头’是子不子。”学生们听了以后，感到分外有趣，到处传播。
于是，十多年间，工部尚书刘东星亲自接他去山东写作；历史学家焦竑替他主持新书发布会；文坛巨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龙湖陪他一住三个月；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他进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国各大城市轮流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
好家伙，但凡李贽一开坛讲学，听者如蚁，他是来者不拒。商贾学子、贩夫走卒、官吏门客皆蜂拥而至，尤其那些平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子也勇敢地推开了羞答答的闺门，几乎满城空巷，都争相跑去一睹和尚尊颜，聆听他的“大放厥词”。就这样，李贽一下子成了横扫儒、释、道的学术明星、超级网红、公知大腕，一时势头无双，风光无限。
这无疑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被当地的保守势力视为“异端”、“邪说”，群起围攻，要把他驱逐出境。李贽旗帜鲜明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面身不可辱”，大义凛然，毫不畏惧。
几乎可以这样说，李贽凭一己之力，挑战几千年来的封建秩序，将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观念弄了个底朝天，并毫不留情加以鞭挞和批判。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即，后来五四运动中的反叛精神，追溯起源，是否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李贽先生的启蒙，尽管这些知识精英后来也一个个成了二十世纪初的启蒙大师。
我还在想，如果明朝多一些像李贽这样追求自由、崇尚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那么即使晚一两个世纪，中国是否也可能引发一场思想、学术乃至心灵深处的“文艺复兴”，以此加快民主进程，让人真正成为自己内心的主人？
这当然是后话，我无能进一步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