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中庄子对“成功”的超越——逍遥

“功”成之后的超越—逍遥

  庄子在《逍遥游》的前半部分指明了人生格局的不同，又通过比喻的方式告诉人们如何成就大的格局，更在后面的讲述中告诉人们功成之后，应以何种态度去对待的问题。

  人生在世，很多人希望有大的格局创造出丰功伟绩，从而实现后世留名，就如同我们古人所坚守的光宗耀祖的传统一样，可是当丰功伟业成为一个人自我认可的唯一理由，当荣誉变成一个人前行的绊脚石的时候，我们应如何去做？对此，庄子在他的《逍遥游》一篇中，提出了成功之后的超越，那就是放下对丰功伟业的执着，为此，庄子在《逍遥游》一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其原文如下：

“尧让天下於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於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於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正如文中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尧本来是伟大的君王和领导人，他创造了造福人民的伟大功业，但他以高度的自觉性和洞察力发现了许由，觉得许由的智慧与道德都远远高于自己，于是决定让贤给许由，希望给许由一个帝王的平台，来让他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许由不但没有欣喜，而且很平静地告诉尧自己的理由：你已经治理的很好了，如果我再去治理这个国家，难道是为了名声吗？更何况一个人吃几口饭就饱睡，睡几尺床就够了，其他的更多需求都是生命的负担，我对外在的名利没什么好东西的。其实，庄子通过许由和尧的对话，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人生境界，那就是既要有创造伟大功业的能力，也要有不被伟大功业所束缚的超人状态，就如范蠡，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后入越，辅助勾践廿余年，终于使勾践于公元前四七三年灭吴。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遂乘舟泛海而去。后至齐，父子戮力耕作，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使为相。范蠡辞去相职，定居于陶，经商积资巨万，称“陶朱公”。 范蠡既能治国用兵，又能齐家保身，是先秦时期罕见的智士，史书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又如张良，秦末农民战争中，聚众归刘邦，为其主要“智囊”。楚汉战争中，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结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为刘邦完成统一大业奠定坚实基础，刘邦称他“运筹策于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这一名句，也随着张良的机智谋划、文韬武略而流传百世。汉朝建立时封留侯，后功成身退，千古流芳。他们两个能够在功成名就之后全身而退，也正是体现了这种境界，这种既能够创造丰功伟绩又能够在功成名就之后功成身退，不被名利所折磨，很值得我们欣赏，就像大鹏鸟一样，能飞到九万里的高空，也能够落于南冥，相反的，如果一个人特别在意自己的功业，希望世人赞赏，歌颂功德，那么他的境界在庄子看来是远远不够的，庄子借尧和许由的对话来告诉我们，人要创造伟大的功业，又不被伟大的功业所束缚，能够在繁华过后把一切看得海阔天空，也就是功成之后的超越。而哪些不懂得超越自己的功名的，就会被功名所累，甚至与被功名所害，明朝的宰相胡惟庸就是个例子，他不懂得功成身退，连最起码的“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都没有意识到，最后恃功而骄，到处张扬，结果最终被朱元璋所杀这就是典型的被名利所害，受功业所累。

  庄子借许由和尧两个人的对话来警示我们脚踏实地，活的真实，不要被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扰乱心神，不管处在什么位置，都能够安然于当下生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如在学校中受到奖励，表彰之后应做的是继续努力，只认可自己学生身份，其他的应当淡然处之不执着，务其本分，安安稳稳的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