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美食日常：偶尔吃素却发明烤炉，实验室里的午餐与炸薯条

科学家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科学怪人，他们并不缺乏对于美食的嗜好，只是忙碌的工作节奏让他们的食宿实在太不规律，从而造成了种种离奇轶事的广为流传。

有着艺术家和科学家双重身份的达芬奇有写日记和记账的好习惯，他在日常账单里列明了自己的家庭所需食物，如葡萄酒、奶酪和肉，这难免让笃定他是素食主义者的后世人破防，只好宣称这些食物可能是为他的徒弟和家人甚至佣人、杂工们所准备，大师本人钟爱的食物是“沙拉、蔬菜、谷类、蘑菇与面食”，“特别喜欢菜汤”。达芬奇确实在手稿《大西洋抄本》里谴责过吃肉与喝牛奶，但他也确实发明与改良了烤肉架抑或烤炉，《莱斯特密稿》里有烤肉架的设计描述，还有一份手稿里有烤炉的相关设计，“熏烟便从多个烟道中散开，熏焖咸肉、舌、香肠等类，使之均匀熟透。”再看看达芬奇版的《最后的晚餐》，上面绘有以苦菜和百里香调味的鱼料理，此外，这是一幅蛋彩石膏画，这种古老的绘画技艺使用蛋黄或蛋清调和的颜料。

与达芬奇有着类似境遇的是美国政治家与发明家富兰克林，他有过近两年的素食经历，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颇受大众喜欢的自动烤肉机的发明者。近乎全能、成就无数的富兰克林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上只有一句话，“本杰明·富兰克林，印刷工”。当了十年印刷工的他不但自己早饭清简，还竭力劝说工友们别喝早酒，多吃高热量谷物，省钱又养身，日后的专栏作家潜质已然显露。

很多早期的著名科学家要么有着贫苦的出身和艰苦的奋斗时期，往往以简单的食物果腹，比如托马斯·爱迪生一度惯以苹果派撑过一天，玛丽·居里因为饮食不规律和营养不良得过贫血症；要么物质条件尚可但有着严苛的成长环境，连吃饭都有诸多规矩，比如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之一保罗·狄拉克的童年时代，一家人用餐时，他和父亲用法语交谈，得在前厅，而他的兄妹和母亲用英语交流，就在厨房里打发。这压抑的餐桌规矩深刻影响了狄拉克，好在他的同僚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的妹妹马尔吉特来拜访兄长时，一眼看中了这个“隔壁桌一脸寂寞的男子”，两人成婚后，有了妻子操持一切包括餐桌事宜的狄拉克不再落寞，一直维持着让人艳羡的研究产量。

科学家会因为科研精神对食物下手么？答案是，当然可以，甚至不惜搭上自己的身体健康去冒险。最舒爽的例子是达尔文，他所加入的“美食家俱乐部”以品尝罕见动物为乐，在那个万千物种还有待发现与归类的年代，这确实不算什么事儿。他吃过味道无法描述的猫头鹰、味道像鸭子的犰狳、味道像小牛肉的美洲狮，还有巧克力色的刺豚鼠，从他的餐盘里被发现进而命名了“达尔文美洲鸵”。这是那个年代的局限，毕竟谁也不知道日后无数的物种会因为人们的饕餮欲望而被灭绝大部。达尔文自己也身处其中不自知，比如对他的进化论研究大有作用的巨龟，在他的船队航行期间被当作活的肉罐头使用，不断地捕获、吃掉、抛弃。

实验室是科学家研究生涯的重地，但这里并不拒绝美食的进入。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在十来岁时就在家里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实验室，里面的设备包括蓄电池、灯座、装上间隔的旧木箱和电热盘，很多时候，少年费曼会在盘子里倒油做炸薯条吃。青年费曼不改折腾本色，为验证“可乐与阿司匹林同吃会晕倒”的说法，他以不同时序灌下三瓶可乐与六片阿司匹林，以身力证该说法只是谬论，让一旁做好打急救电话准备的同学大失所望。

大学里的实验室学术风气浓重，更符合人们对科学家和实验室的想象。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多萝西·霍奇金在剑桥大学时，与同事发起过实验室午餐的传统，所有人围在工作室中央的大桌子旁，就着面包、牛奶、奶酪讨论各种话题。而他们的平常聚会，食物也不过是番茄汤、蛋白酥皮和苹果酒——英国美食荒漠之名诚不欺也。

相形之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组建的小型读书俱乐部在食物方面显然丰盛得多，香肠、格鲁耶尔奶酪、水果和茶是标配，友人还在爱因斯坦生日时为他带来了鱼子酱。别再说科学家习惯于盲目地吃东西，对美食领域没有发言权了，他们可以因为一个学术难题而忘记了自己在吃什么甚至是有没有吃东西，但他们仍有自己的美食理解，看看爱因斯坦如何形容自己最爱的一顿饭吧，“鸡蛋、扁豆汤、栗子、蜂蜜、草莓、炸肉排、芦笋、牛肝菌蘑菇、青豆、鲱鱼片、新土豆、黄瓜沙拉、通心粉和牛排”。

时间才是科学与科学家的烦恼，食物，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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