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每当我找到生命的意义，它就又变了》丹尼尔·克莱恩（9）

20世纪60年代时，我的朋友汤姆·卡斯卡特和我曾经玩过LSD（致幻药）。有一次，汤姆突然不再兴高采烈地环顾四周，而是一脸严肃地宣布：“欸，人总是可以更亢奋一点的，对吧？”

答案非常令人痛心，那就是——可以，我们总可以更亢奋一些。我们能这么做的原因是，人在某个时刻只能具备一种意识，而不管这个意识是什么，都可以被超过。虽然我们对此也心知肚明，但那些玩过致幻药的人对这一点的体会会更强烈。他们能亲眼看着自己的意识以及与这一意识联系在一起的狂喜感受从一个层面跳到另一个层面上，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度令人头晕目眩的意识。事实上，在我们到达这条镜子长廊的尽头之前，大脑的尺寸限制会让我们停留在超验的轨道之上。

现在的关键是，知道我们总可以更亢奋一点，是很让人郁闷的一件事。这就意味着，我们永远也无法到达快乐的顶点，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点。那边总会有座更高的山。对于一个寻找终极快乐的人来说，这个认识无异于当头棒喝，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起来。不过别担心，我们现在坐着的这座山头很快就会成为新的意识常态，而我们的幸福感多多少少也还是原来的老样子。

实验心理学家称其为我们“幸福感的设定值”。他们的研究显示，诱发的快乐对于我们的幸福感并不能产生持久的作用。他们所谓的“享乐跑步机”的论点认为，对于已获得的幸福感层次，我们会不断地去习以为常，所以最后又回到了我们情感底线的那个层次。

这个“设定值”理论既让我感兴趣，又使我迷惑的地方就在这里：如果大家最终都会回归到某种底线情感的话，为什么有些人的底线会比其他人高呢？而且为什么有些文化的底线也要比其他文化高呢？

在不同的社会中，幸福的整体层次显然也不同。欧洲南部的人自我评估的总体幸福感要比欧洲北部的人高出不少。意大利人和希腊人要比德国人和荷兰人更爱笑，而且更能从日常的简单事情中获得快乐，比如享受一顿不慌不忙的午餐，无所事事地坐着闲聊，等等。（这很有可能就是北欧与南欧因欧元问题在经济关系上剑拔弩张的根源所在吧。

北边的欧洲人认为南边的欧洲人太懒惰，南边的欧洲人则认为那些北方人根本不懂怎么才能活得幸福。）我曾在罗马教了一个学期的书，当时从报纸上读到过一则调查普通罗马人一天都被哪些事情所占据的报道，结果发现罗马人花在吃饭、打盹儿、闲扯上的时间要比柏林人多很多。而我最喜欢的一项数据是，普通罗马人每天会腾出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来听音乐。这恐怕是享乐主义最无与伦比的状态了吧！

不管怎样，皮尔斯也不会接受这个设定值理论。他指出，抑郁的人服用百忧解（Prozac）后，会感到比没服用这种抗抑郁药之前好很多。而且大多数人只要继续服用，就可以保持住这种感觉。还有就是，大多数人都能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比抑郁的时候改善不少，心中对这种药充满了感激之情。

那么，皮尔斯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都吃药，或者干脆接受神经电刺激植入，让我们一直这么好下去？或者如皮尔斯所言，让我们“感觉比挺好的还要更好一些”？他坚持认为，我们的社会和精神分析学家为愉快感和幸福感设立的基点有些太低了。他写道：“如果我们重新调适自己情绪的标准设定值，那么就可以更成功地落实最大快乐的原则，到时候连边沁的那些狂想都得靠边站。”

但皮尔斯这里有点避重就轻。很大一部分服用百忧解的人需要不断增加剂量才能保证抗抑郁的疗效。那么，这有可能是因为一段时间后，他们用这种药物制造的快乐感的设定值开始让人又感到生活暗淡无光，甚至抑郁了吗？神经电刺激植入会不会也发生同样的情况？皮尔斯并未完整回答幸福的相对性这个问题。

那好，再问一个：随时都感觉很爽的可能性有多真？若要快速回顾一下我这一生中那些最狂热喜悦的时刻，我会把性经历放在首位。但我想让自己的一生变成一个漫长的性高潮吗？哈，我可不这么觉得，而且我也不是从年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一辈子的性高潮不但会在一两个月后变成沉重的负担，更有可能变得单调乏味。我肯定会开始怀念那些不太热烈的情感。

但在这一点上，皮尔斯早就替我想好了。他声称，他的计划会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把我们的感受调整到某一时刻我们正好想要的程度。那么，当我们正处在某个人工合成出的情绪中时，就可以预先决定下一个合成制造的情绪了。我想，要我选的话，我会先来点儿纵欲狂欢，再来一段至福的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