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影札记之《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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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维亚泽姆斯基（Anne Wiazemsky，1947-2017）是法国著名演员、导演、作家，戈达尔前妻之一。安妮于2017年10月5日逝世。在安妮逝世前20天左右，《敬畏》在法国上映，该片讲述的是安妮·维亚泽姆斯基和让·吕克·戈达尔的爱情故事。《敬畏》 的导演米歇尔·阿扎纳维西于斯 （Michel Hazanavicius，1967-3-29），曾于2012年凭借《艺术家》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敬畏》的视听语言完全是戈达尔式的，米歇尔用戈达尔式的手法，讲述戈达尔和安妮的故事，表达一个电影界晚辈的谦卑与敬畏。安妮的逝世，又让这部电影具有缅怀和纪念意义。

安妮·维亚泽姆斯基初登银幕是凭借罗伯特·布列松导演的《驴子巴特萨》（1966），时年安妮正值青春芳华，到戈达尔《中国姑娘》（1967）上映时，安妮已经沐浴在戈达尔的甜蜜爱意中，银幕中的她更加光彩亮丽。《中国姑娘》中的面部特写，色彩对比强烈的服装、布景，无不证明戈达尔对安妮在内心燃起的熊熊爱火。在《敬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安妮被戈达尔的才华迷住，而戈达尔，更是不能离开安妮，以至于安妮提出离开，戈达尔试图自杀。

中国姑娘，1967

安妮·维亚泽姆斯基

《敬畏》的编剧有安妮，但没看到有戈达尔的参与。恋人间的细腻情感转变，由一方去还原总归显得不够可靠。但某种程度上说，电影又可能呈现真实，它还原了某种真实事件的大概，毕竟，除了当事者之外，这些大概对观众来说就足够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了。《敬畏》呈现的戈达尔显得自我、偏激，当然，他的这种性格早就为影迷所知。《敬畏》的海报就路易·加瑞尔（ Louis Garrel，1983）饰演的戈达尔手持微型摄影机，在1968年时，戈达尔的摄影机实际上代表着枪——毛主义者戈达尔先是个政治激进分子，然后才是导演，他称要为无产阶级拍电影，拍政治的电影，政治正确的拍电影，为此不断向他所在的资产阶级阶层开炮，向那些小资导演、演员、影评人开炮，甚至向自己开炮，革自己的命。

戈达尔激进地否定前人的、他自己的、被认为是杰作的电影，不断的否定自己，否定“戈达尔”。他不断思考电影该怎样去拍，该拍怎样的电影。这也正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探索电影可能性、进行各种电影实验的真实写照。“电影分为戈达尔前和戈达尔后”，他对电影史的影响正是来源于他不断的革新和创造。重复自己的成功是容易的，否定和超越自己的成功，继续向前就比较困难，但这正是戈达尔一直努力在做的。

让·吕克·戈达尔

革命的、偏激的、毫不妥协的戈达尔不见容于友人，而安妮也渐渐无法忍受越来越自我的戈达尔，正如电影中的安妮说的，她对戈达尔的爱在慢慢消失。《敬畏》开头戈达尔就有（戈达尔电影式的）独白“我早就知道她会离开我，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或者如何离开，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是对的“。戈达尔对安妮离开的预感，源于他对自己个性的清醒认识，他这样的人只会孤独生活。真实的戈达尔在电影圈跟很多人吵过架，《敬畏》中的戈达尔和贝托鲁奇相互对骂并非言过其实，贝托鲁奇的《同流者》首映时，他们确实闹僵了。在大卫·斯特里特的《戈达尔访谈录》一书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戈达尔像电影《敬畏》中表现的那样言辞犀利，极具讽刺和幽默，但他的情绪化和偏执也可见一斑。

《敬畏》的结尾让戈达尔陷入困境中：“是尊重革命，无视电影，还是尊重电影，无视革命”。他致力拍革命的电影，为无产阶级拍电影，但那些工人看不懂他的《中国姑娘》，他们更喜欢故事性强的《筋疲力尽》，他们要在电影中寻找快乐，他们要娱乐的电影。无产阶级也不懂怎么拍电影，那些革命学生不理解戈达尔所要运用的镜头，革命的大多数反对戈达尔，他在深深的遗憾与无奈中向革命群众妥协了。无论如何，这只是戈达尔在政治上的革命热情高涨的一个时期，正像1968年的“五月风暴”很快结束，革命小将不再上街抗议，《敬畏》中的戈达尔也必将很快走出困境。

熟悉戈达尔电影的观众能明显看出《敬畏》中的字幕卡，场景，布景，镜头调度，都来源于戈达尔点电影。两位年轻演员饰演的让·吕克·戈达尔和安妮·维亚泽姆斯基除了没真实人物更帅气和美丽，电影人物还是挺生动的，电影的整体基调也够轻松、诙谐。

《敬畏》中的安妮

《敬畏》中的安妮

《敬畏》中的安妮和戈达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