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正开不是一个人，而是我的故乡，现为防城港市政府所在地。据说，当年马伏波将军带领兵马一路奔袭，到了这个地方，停下察看地形，认为此地前有海后有山，视野开阔，故命名马正开。从此，马正开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至今。
儿时的故乡，虽已经过现代开荒，但交通非常不便，最近的学校（冲孔小学）三公里，最近公路（田口道班）四公里，且都是石子路、山路。村子形状呈W型，前海后山，中间是虾塘、水田和坡地。靠近海堤的地方是个大水塘，记得是租给了广东人养虾。水塘堤坝到山脚的地方就是全村的田地，因为是盐碱地，粮食产量自然不高。每当青黄不接时节，人们就会用番薯煮粥、番薯煮青菜来凑数，渡过难关。
村里房子均挨着山边，从东往西，分别是东头屋、中间屋、西头屋，我家在中间屋。东头屋与西头屋之间又隔着一条旧基围，叫“骨头埂”。骨头埂左边是坡地和水田，右边是一平坡，唤作扫把坪，灌木丛生，也有少量坡地，小时候我们在那放牛、打黄蜂，玩乐打闹。
马正开村子不算大，总共也就两三百人，杂姓多，以黄、林、缪、李姓占多数，村民主业是务农，农闲时大都去耕海。据说，旧时有风水先生说过，马正开都属于老虎地，这点在村里妇女身上得到印证：全村妇女在家里都是主人，说一不二，男人们只有服从；妇女们还是干活能手、吵架能手，她们一边吵架一边干农活，工作效率会更高。
那时候，村民文化不高，加上交通信息闭塞，人们都比较信鬼神，大人们经常会去问仙，女仙叫“仙姑妈”，男仙叫“师傅佬”。一旦问了仙，大多是要送小鬼或者白狐，这下生鸡、猪肉等是少不了，还要给利是，少则几十元，多则上百元。人们吃穿用度舍不得花钱，可这事从不敢怠慢，生怕得罪神灵。
能让村里人同心协力的事情是“做社”。社是指田社，就是保佑全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土地神。人们通过抓阄的方式，确定社头，由社头组织挑选各色人等，比如收钱的、备祭祀品的、领拜的、分猪肉的等等。每年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是做社的日子，各家各户出一人，由领拜带着集体祭祀祈福。
我的故乡马正开没有名胜古迹，历史上也没出过王侯将相，却承载了我所有的美好童年。如今，马正开已完全改变了模样，成了城市的中心，儿时的往事，只能在回忆里找寻。
◎阿公阿妈
我的阿公（爷爷）阿妈（奶奶）从旧社会走来，他们出身贫寒，目不识丁。
阿公排行老二，兄弟姐妹五个，那时阿公家里穷，孩子们挨饿是常事。为了不至于饿死，有口饭吃，阿公报名参了军，跟了陈生的部队，当上了一名炮兵。
我最喜欢听阿公讲行军打仗的故事。阿公说，有段日子，为了保持实力，部队到与越南交界的深山老林里“收山（躲藏）”，那里山蚂蝗非常多，会飞的，吸人血，非常恐怖，但是阿公他们坚持了下来。有一次，部队正在埋锅造饭，饭刚刚煮熟，还没有来得及吃，就收到信息，国民党打过来了。众人只好把饭都倒掉，再撒上沙子，收拾武器，赶紧撤离，保持实力。阿公说他们不得吃，也不留给国民党吃。
最值得阿公荣耀的，是阿公在火线上入了党。战争年代的共产党员，都是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在战斗当中，阿公始终冲锋在前、不怕牺牲。阿公的耳朵早早就聋了，是当年炮火震聋的，阿公说那是过山炮（野战炮）。由于人特别忠厚，部队让他管钱管米。解放后，阿公本可以留在部队，可那时的人，更加渴望的是土地呵。阿公果断决定：复员回家种地。
当我懂事的时候，阿公看起来已有些苍老。平时劳作过后，一有空阿公就坐在龙眼树下，叫孙子孙女们帮他挠痒痒，然后笑呵呵的乐着。阿公的皮肤是暗红色的，像烧鸭皮，他的手脚都是茧子，厚厚的硬硬的。当我们帮他挠完痒痒后，我们发现自己指甲变得黑乎乎的，大家都惊讶不已，孩子们就跟他告状：阿公不洗澡，身上都是泥！可阿公依旧乐呵呵的笑着，对孩子们说“臭处（淘气）”。
阿妈的生活情况对比阿公，好不到哪儿去。在那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旧世界，饿死冷死是常有的事。阿妈家里姊妹多、兄弟少，只一个弟弟。令人心酸的是，为留更多粮食养活弟弟，阿妈的父母将她卖作童养媳。好在解放了，作为童养媳的阿妈，得了自由身，这才有阿公阿妈的结合。
阿妈在村里话多是出了名的，外号“多话妈”。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见了哪个，都能胡天海地说上半天。那时候，村里离县城远，好不容易出趟街。每次阿妈上街，我们几兄弟都争着抢着跟去。终于轮到我了，我追着阿妈，天不亮就出发，转过几个山沟沟，翻过几座大山头，终于搭上班车，来到县城。阿妈一下车，就不断与人打招呼，有时聊上三五分钟，有时半个钟，走走停停。见阿妈停住聊天，我也到处傻看着，回头一瞅，阿妈不见了，这下急坏了，拼命找，不一会，发现她在某处正与人交谈，比划着什么。
阿妈是一个“吵架王”，这我是亲眼目睹的。小时候我看见阿妈一个人的时候，也经常自己和自己说话，当时觉得很奇怪。现在想来，莫非是在“练口才”？阿妈在村里吵架是排得上号的，至少前三名。整天不是和儿媳妇吵，就是和村里妇女吵，再就是和阿公吵。她一边吵一边干活，更是不得了，一转眼，猪喂完了，菜淋完了，禾割完了，柴火也挑完了。最厉害的一次，是跟“辣椒米”（六婶）吵架，只见两人声音越来越大，最后两人都跳了起来，还边拍手边吵，那个架势就差打起来了，看得我紧张得不行。最后还是阿妈赢了，从鸡毛蒜皮、男女丑事、祖宗十八代等，一一点到，直到对方无声无影。
阿公阿妈是一对苦命鸳鸯。他们从来不打情骂俏，感情交流方式有点独特：农忙时，有啥说啥，分工合作，全程无语；农闲时，无事生非，顶嘴斗气，鸡飞狗跳。阿妈闹得更厉害些，口头禅是骂阿公“老龟精”，然后各种诅咒，咋一听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而阿公也是神助攻，时不时来一句“猛料”，更加激起了阿妈的气愤。每当此时，我们要么沉默不出声，要么就跑得远远的，尽可能不“惹火上身”。因为他们吵得再厉害，第二天都会一切如常。
我父亲时常说，阿妈是“和老虎睡得着的人”，其实这话并不过分，原因就出在阿妈的热心肠上。村里无论谁家有红白喜事，阿妈都爱去帮忙。阿妈见不得别人苦难，文革时期，她自己家没有多少粮食，却偷偷送给被批斗的人。解放军叔叔来填决口的海堤，阿妈热情款待。村里姓缪的几兄弟，横行霸道，经常欺负阿公阿妈。后来他们自己起内讧，甚至大打出手的时候，阿妈是第一个去拉架的人。
阿公阿妈是勤劳本分的农民。如果不是阿公阿妈拼命干活，挣工分，6个孩子肯定要饿肚子。阿公虽然为人太老实，一天到晚专注于耙田梨田，偶尔也会去下海打渔。正是因为如此，家里的稻谷、番薯、芋头、花生堆满仓，还养了鸡、鹅、猪等，确保了吃的不愁。
◎父亲母亲
我的父母亲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有的只是小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父母爱我们兄弟仨，甚于他们的生命，为了儿子们，劳作一生，奉献一生，忍受着生活的各种磨难，却无怨无悔。
父亲身高一米六八，长的文质彬彬，高中文化（20世纪70年代，农村地区高中文化不多），阿妈跟我说，本来父亲要去当兵的，因被人顶替了名额，没有去成。父亲接人待物方面很是老练，能说会道，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很多第一次见到他的人，都以为他是个干部或老师。
儿时，父亲在我眼里是无所不会的。每每遇到问题，问起父亲，总是耐心回答。比如，有时候我会问他横幅上的一个字，有时候我会问他海的那头越南是什么样的，有时候我会问他一些天马行空的问题，他都能对答如流。父亲对我从来没有说教，没有要求过我要怎么读书，怎么出人头地。我想，他应该是不想给我压力，让我自由发展。
父亲虽然有文化，可局限于家里穷且无人指点，也只能在家耕地，为了生活，甚至不得不接一些重活累活。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村里海堤决口，征调民工，这其中就有我的父亲。那天，父亲穿着一条红色（已掉色）背心，正蹲着用力锤石块，满头汗水，漫过他的眼睛，父亲没有说累，也没有停下来，只是不时抬头看我一眼，或者点着一支烟含在嘴里，继续干活。父亲辛苦干活的场景，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
母亲个子不高，一米五五左右，年轻时皮肤黝黑，可能与耕海有关。大概在我一岁多的时候，母亲生了二弟。那天早晨，母亲包着头巾在床上半躺着，小小的二弟，睡在母亲身旁。父亲在厨房忙碌着，柴火大锅正煮着鸡汤，生姜和鸡肉化学反应产生的气味，惹得我直流口水。我左手拿着一个绿色花纹的锡碗，右手握着一个只有半截手柄的瓷调羹，跑进跑出，高兴极了。长大后才知道，当时是家里最艰难的时刻，穷到猪油都买不起，为给母亲补身子，杀了仅有的一只老母鸡。
母亲决定生第三胎，是想要个女儿。可是造化弄人，结果还是儿子，不仅没有生到女儿，还落了一身妇科病。屋漏偏逢连夜雨，父亲手关节上又生了疮。由于父母的病痛，本就不宽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生活的压力，对这两个年轻的夫妇来说，已经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好在干屠宰的外公紧要时刻接济，才不至于饿肚子。
穷则思变。8岁那年，父母与无数农村人一样，加入了庞大的打工队伍。至今我仍然记得，父母亲出发那天早晨，我一路追着，坐在三叔的鱼塘边上，目送他们，直到过了骨头埂，再也看不见了，才伤心地回家。从此，我成了留守儿童，年幼的我开始早熟，总是开心不起来，父母不在家，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迷茫。
现在回想，父母是非常有远见的。九十年代初，他们就到县城租房居住。我也从村小转学到城里，从此一直到考上大学。父亲打零工（踩人力三轮车、当搬运工等）维持生活，照看我们。母亲去广东打工一直到2008年，前后20年，做的是最苦最累的活，挣的是血汗钱，保证了我们的温饱和读书。
或许，父亲母亲可能对于社会来说，极其平凡，但对我而言，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父母。
◎放牛娃
辛酉年十月初三，随着“哇”的一声哭，打破了小村落的宁静，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当天，正好是村里分田到户的日子。一大早，禾堂（晒谷场）聚集了全村男女老少，正热烈讨论着分田事宜。阿妈知道我出世，赶紧跑向禾堂，边跑边大声喊道：“我们家又多了一口人，我的大孙子出生了”。众人纷纷感叹，这个小家伙来得真及时。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到6岁我就开始帮家里干活，煮饭、喂鸡、淋菜都不在话下，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放牛，因为可以安排自己的活动。
一个初冬的早晨，天气渐冷，我穿上阿公给的救济大衣，朝鱼塘走去。这是一头大公牛，威猛有力，它正在鱼塘埂上吃草。从父亲手里接过牛绳，我就盯着它。它一边悠然吃着草，一边摇耳朵驱蚊蝇，吃得挺香的样子，慢慢地我也放松了警惕。突然，大公牛猛地向我冲过来，用它的犄角将我抄起，然后又摔我在鱼塘埂上，半天没有缓过神，我丢开牛绳，边哭边跑着回家。父母见状，吓坏了。母亲一通大骂，并检查我的伤势，还好只是救济衣腋下的地方穿了个洞，身体并无大碍。父亲倒是闷声说了几句什么，听不大清楚。不久，就有牛贩子上门，牵走了那头大公牛。
卖了那头大公牛，家里买回了一头母牛，这头母牛很温顺，仿佛通人性，总是任劳任怨，一家人都特别喜欢它。那时候，家里农活多，我为更多时间玩，经常都是争着去放牛。我们趁着退潮，把牛赶到波龙，一座四面临海的丘陵，上面各类青草丰富，牛可以在那里悠然饱腹。而我们可以尽情地去玩，比如捉螃蟹、钓鱼、摘野果、“摸盲鸡”、“斗芒箕牛”等，一帮小伙伴在一起，总有无尽的乐趣。
某年除夕，我早早就起床，按惯例，我知道，会有好吃的，会有新衣服穿，还有红包领，所以特别兴奋。父母让我先把牛喂饱，好赶紧回家洗澡、穿新衣服、吃年夜饭。我满口答应，叫上小伙伴，把牛牵到扫把坪放。就玩起了小打仗，学着电视里的模样，用木棍当枪，用嘴当响炮，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起来，坪上充满了欢乐的呼喊声。
我们玩的入兴，完全忘记了放牛这事。直到父母从家里大声呼喊回家吃饭，才发现牛不见了。我非常紧张，一是怕挨骂，二是馋着桌上的肉（那时只有过年杀鸡，平时节日大多是猪肉），想着弟弟已经在吃鸡腿，我内心焦急万分。我在坪上狂奔一圈，也就没有发现牛。阿公见到我迟迟未回，赶紧过来询问情况，让我回家吃饭，他自己往后山走去了。等我们都吃完以后，才见阿回来。原来牛跑到山塘后面，吃了别人的青菜。父母没有责骂我，元宵过后去赔偿了人家。
这头牛陪伴我的童年，有过很多快乐的记忆，但它的死却让我惊恐好长一段时间。那天，天空下着小雨，我们一家人在骨头埂的坡地上拔秧苗，大家有说有笑，边笑边干活，牛也在几丈远的地方吃青草。雨越下越大，突然，天空中闪电交加，随着一生轰隆响声，牛被雷击中，倒在了坡埂边上。母牛死了，怎么也不敢相信，当时我想不明白，天空那么宽，地那么大，一道闪电、一声雷鸣，怎么就能杀死我的牛？
当时正是农忙，最需要牛的时候。人穷亲戚短，我的那些什么叔什么婶的，个个像躲瘟疫一样，避着我们家。好在邻村老缪主动提出借牛，这样才熬过了最难的时刻。
耕了那一春田，家里再没买过牛。